这事情，咋说呢？
打仗的时候。
为了自己能取得胜利。
派出间谍。
弄点破坏，暗杀，很正常。
所以，无论谁，都会在打仗的时候。
全力防御间谍的时候。
今天啊。
我们来说一段发生在抗日时期的故事。
那时候，双方你来往，互有胜负。
所以，反间谍成为当务之急。
那今天来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我们的一次渗透，好在被及时发现，从而避免更大的麻烦。
1940年，冀中军区出了件怪事。部队每次转移，刚到一个地方落脚，二鬼子就跟上来了，不是一次两次，是连着好几次。
司令员周彪觉得不对劲。他找到政委帅荣，还没开口，帅荣先说了：“我正想找你，咱们队伍里可能有问题。”
两个人一合计，决定不动声色，先摸情况。
这事儿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那时候，一个戴眼镜、学生模样的南方男人，带着一个穿蓝上衣白袜子的年轻女人，跟着逃难的人群从北平出来，找到了八路军。
男的热情大方，女的长得漂亮，两个人很快就跟大家打成一片。部队正缺有文化的年轻人，看他们积极向上，就留了下来。
男的后来当了第十分区的秘书。女的嫁给了供给部部长。
这两个人，还拉了两个下线。一个是参谋长的警卫员，一个是烽火剧社的演员。
他们四个人表面上互不来往，背地里却经常碰头，把从各个渠道弄到的情报，一点一点传出去。
1941年，第十分区司令朱占魁去平西交流经验，他走的时候很小心，化装成普通农民，昼伏夜出，知道他去哪儿的人没几个，可回来的时候，半路上还是被二鬼子堵住了，清苑的芦苇丛里突然冒出人来，一通乱枪，朱占魁受伤被俘。
这事儿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巧合，可后来发生的事，让周彪越想越不对劲。
1942年4月底，冈村宁次集结了五万多二鬼子，要对冀中军区来一次大扫荡。这次他下了血本，坦克、装甲车、飞机全调来了，搞什么“铁壁合围”、“拉网式”、“梳篦式”战术，就是想把八路军围住吃掉。
周彪带着部队转移，白天藏在老乡家里或者芦苇丛中，夜里急行军，一晚上走将近一百里。
可每次天刚亮，部队刚找地方歇下，日寇就追过来了。一次两次是巧合，连着好几次，就不能不让人起疑了。
周彪和帅荣商量完，找了政治部主任方国南，让他悄悄查。
方国南没声张，只是让几个信得过的同志，平常多留意身边的人。
有一天晚上，部队蹚过一条齐腰深的小河，河水不深，五月份也不冷，大家过了河，就地休息。方国南正坐在那儿想事儿，政治部的机要秘书急急忙忙跑过来，说自己的公文包过河的时候被水冲走了，请求组织处分。
方国南看了他一眼，说，写份检讨吧。
等那人走了，方国南心里开始琢磨，那条河，水位还没到腰，怎么可能把公文包冲走，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不赶紧去找，跑来认错，这不正常。
他马上找到周彪，说了这事，部队立刻开拔，换了地方。
方国南又找了几个战士，让他们盯着这个秘书，看看有什么反常。
连着盯了几天，还真发现了问题。部队行军，大家都甩着胳膊走，只有这个秘书，右手一直插在上衣口袋里，这个姿势既不自然也不舒服，他为什么非要这样？
方国南把自己的警卫员叫来，交代了一件事：下次露营的时候，你睡在他旁边，等他睡着了，翻翻他的口袋。
那天晚上，部队找地方休息，警卫员“恰好”睡在秘书旁边，等那人鼾声起来，警卫员轻轻翻他的上衣口袋。口袋底部有个小缺口，缺口边上粘着一些细碎的高粱穗。
警卫员回来一说，方国南心里就有数了。
他让两个战士，等部队再次开拔的时候，悄悄跟在最后面，留意那个秘书走过的路。大部队走远之后，两个战士折回来，沿着那秘书的路线仔细看，地上零零散散地洒着高粱粒，一颗两颗不起眼，可连起来，正好就是部队的行进方向。
高粱粒是放在口袋里，顺着那个缺口漏出来的。
方国南把情况跟周彪、帅荣一说，三个人商量了个主意——将计就计。
他们派人沿着相反的方向也洒上高粱粒，让日寇追错了路，大部队终于能好好歇几天了。
那个秘书在宿营的时候被扣下了。一开始他死不承认，可高粱粒、缺口口袋、公文包被“冲走”，这些事摆在一起，他没法再编了。
他交代了，自己是日寇派来的特务，那个女的是他同伙，还有警卫员和剧社演员，都是他们发展的下线。
四个特务间谍，一颗一颗拔干净了。
这事儿后来在冀中军区传开了，大家听了都觉得后怕。要不是那个秘书自作聪明，非要来那么一出“请罪”，还不知道要在队伍里藏多久。
地下战场就是这么回事，看不见刀光，可每一招都是要命的，那几年，日本人没少往我们队伍里塞人，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伪装成各种身份混进来。能拔掉的，都拔掉了。可还有多少没拔掉的，谁也不知道。
方国南后来跟人说起这事，还感叹，那个秘书要不是太急，非要演那出“丢公文包”的戏，还真不一定那么快暴露。可他偏偏演了，这就叫自作聪明。
这事到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可那会儿，就靠这一把高粱粒，救了多少人的命。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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