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苏丹朱巴的午后，气温直逼四十二度，铁皮屋顶被烈日烤得发烫，记者站老旧的空调嗡嗡作响，却压不住窗外隐约传来的零星枪声。我指尖划过电脑屏幕上刚收尾的稿件，标题是《南苏丹难民营：战火里的童年》，这是我踏足非洲这片土地的第五年，写下的第137篇战地报道。
“砚姐，楼下那个男人，还在芒果树下站着。”实习生小陈端着水杯凑过来，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这都第三天了，水都没见他喝几口，再这么晒下去，非得中暑晕过去不可。安保问要不要把他驱离，我没敢做主，先来问问你。”
我抬眼，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下看。
几十米外的树荫下，站着个身形挺拔的男人。黑色作战靴踩在滚烫的沙土里，熨帖的黑色衬衫被汗水浸得半湿，下颌线绷得死紧，眼底布满红血丝。五年不见，当年京圈军区大院里桀骜张扬的陆家太子爷，褪去了满身的矜贵，皮肤被晒得黝黑，眉眼间只剩下挥之不去的疲惫和偏执。
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哪怕五年毫无交集，我也一眼就能认出，他是陆惊川。
“不用驱离。”我收回目光，指尖重新落回键盘上，语气平淡得没有一丝波澜，“他等不到想要的结果，自然会走。”
小陈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叹了口气，转身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