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在外漂泊多年的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回到北京。这位曾经在国民党内部举足轻重、长期掌控广西大权的地方实力派首脑，在晚年回忆起往昔的国共交锋时，对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红军长征有着极为深刻且与众不同的历史判断。
李宗仁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年红军能够在一大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成功突围，除了共产党人本身的坚定信念和高超战略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蒋介石出于私心杂念所走出的一步险棋。这步被后人戏称为“神助攻”的动作，其实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企图吞并地方军阀的自私算计。
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必须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政治格局。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政令根本无法有效下达到西南和华南各省。
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贵州的王家烈、四川的刘湘以及云南的龙云，这些地方实力派各自拥兵自重，把控着地方的财政和人事大权，对南京方面往往是听调不听宣。
蒋介石长期以来都把这些地方割据势力视为心腹大患，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借口把自己的中央军派进这些省份去剥夺他们的兵权。红军的大规模战略转移，恰好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蒋介石当时的算盘打得很精。他并没有下令中央军全力以赴在正面与红军决战，而是制定了一套把红军往西南各省驱赶的计划。他的真实意图是，利用红军的过境，逼迫西南各路军阀为了保住地盘而与红军拼命。
等地方军阀的兵力消耗得差不多了，紧跟在后面的几十万中央军就可以打着“追剿”的名义，顺理成章地开进贵州、四川和云南，直接接管当地的军政大权。这种做法，在国民党内部被称为“一箭双雕”或者“借寇兵行削藩之实”。
这套方案在贵州军阀王家烈身上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红军进入贵州后，王家烈的黔军因为实力最弱，首当其冲受到了猛烈冲击。王家烈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巢，不得不把老本全部押上前线。
由薛岳率领的十万中央军虽然一直跟在红军后面，但行军速度极慢，往往是每天走不了多远就停下来修筑防御工事，摆出一副只跟不打的姿态。
直到王家烈的部队被打得分崩离析，薛岳的中央军才迅速开进贵阳，不仅立刻接管了城市的防务，还顺势剥夺了王家烈的省主席职务和兵权。一个盘踞贵州多年的地方实力派，就这样在蒋介石的算计下倾家荡产。
王家烈的倒台，给周围的其他军阀上了一堂血淋淋的政治课。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都不是傻子，他们立刻看穿了蒋介石想要吞并他们的底牌。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果真的听从南京的命令去和红军死磕，自己的部队一旦打光，下场就会和王家烈一模一样，被中央军无情地吃掉。于是，从华南到西南的各路军阀迅速调整了策略。
陈济棠暗中派人与红军达成借道协议，主动让出防线；李宗仁下达了只准尾随不准拦截的命令，只要红军尽快离开广西界内就行；刘湘和龙云则把重兵全部收缩到省城和省界边缘，采取了绝对保守的防御态势，只要红军不进攻核心区域，他们就绝不主动出击。
国民党阵营内部这种各自为战、互相防备的割据心态，让原本规划中严丝合缝的包围圈变成了一盘散沙。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敌人内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行军路线变得极为灵活，专门挑选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防区的交界处穿插。
因为在这个地带，中央军不想越界去帮地方军阀打仗，地方军阀也不敢轻易离开坚固的防线出来野战。红军正是利用了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为了保存实力而产生的巨大缝隙，在云贵川三省的崇山峻岭中来回穿插，使得几十万国民党追兵始终无法形成合力。
蒋介石自以为聪明的做法，确实在短期内让他把手伸进了西南几省，名义上统一了国家的后方大本营。但从长远来看，他这种不顾国家大局、只顾一派私利的阴谋手段，彻底丧失了国民党内部的凝聚力。
地方将领们看透了南京政府背信弃义的本质，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遇到危急情况时大家都在保存实力，谁也不愿再去援助所谓的友军。国民党军队后来的兵败如山倒，其实在长征时期的互相倾轧中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李宗仁晚年的这番吐露，扯下了国民党反动派试图掩盖的历史遮羞布。一支靠着算计同僚、剥削地方来维持统治的军队，无论装备多么精良、纸面兵力多么庞大，其内在也是腐朽不堪的。
相反，红军能够在那样极端的劣势下生存下来并不断壮大，靠的是上下同心的信念和真正为国为民的宗旨。蒋介石那步充满军阀色彩的所谓“好棋”，不仅没能消灭革命力量，反而加速了国民党自身信用和组织架构的破产，这正是历史发展不以个人私欲为转移的真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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