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岁那年，有个二十岁的男孩叫我“姐”
厂门口那盏灯，灯罩上糊着灰，一到夜里就飘出昏黄的光晕，像块化不开的陈年猪油。我每次加班出来，总看见那光底下蹲着个人影——是小周，在抽烟。他二十岁，贵州来的，包装车间的活儿干得利索，手上的茧子还没我厚，可腰杆子挺得比谁都直。
他走的时候是十月底，秋风刚把梧桐叶吹得打卷儿。那天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还递给我一个旧手机壳，说是自己刻的——上面歪歪扭扭刻了个月亮，底下一行小字：“姐，你看得见。”我没敢接，手在围裙上搓了两下，说天凉了，快回吧。他点点头，转身就走，没再回头。
其实我早知道他会走。他妈妈病了，老家来电话那天，他蹲在食堂后头的水泥地上啃冷馒头，一边吃一边抹眼睛。我没过去，只远远看着他把最后一口馒头嚼得极慢，像在嚼一块硬骨头。后来他请了两天假，第三天来上工，人瘦了一圈，指甲缝里还嵌着药渣。我问他喝过汤没，他咧嘴一笑，牙还是那么白：“姐，我喝得动。”
我们认识是在去年夏天。他端着餐盘过来问：“阿姨，这有人吗？”我说没有。他就坐下了，吃饭像抢命，三分钟扒完一碗米饭，汗珠顺着脖颈往下滑。我多看了他两眼——不是看他吃相，是看他左手无名指关节处有道旧疤，像是被针扎穿的，结了硬茧，颜色比别处深。
他叫我“姐”是八月十五那晚之后的事。那天厂里发月饼，我一个人在宿舍啃得嗓子发苦，他拎着个塑料袋推门进来，里头是卤鸭脖、毛豆、藕片，还有两罐冰镇啤酒。楼顶风大，月亮亮得晃眼，他拧开一罐递给我，说：“姐，我有个喜欢的人。”我手一抖，泡沫溅到手背上。他盯着我看，眼睛亮得不像话：“是你。”我没说话，只低头剥毛豆，豆子太老，壳卡在指甲缝里，抠了半天。
他走后，我还在这个厂。缝纫机踏板踩下去“咔哒、咔哒”，像我心跳漏拍的节拍。舍友打牌吵得脑仁疼，我戴上耳机听收音机，播的是老歌，《兰花草》，断断续续的。有时候晾被子，抬头看见天台铁栏杆上还挂着半截褪色的红绳——是他中秋夜系上去的，说图个吉利。风吹着晃，晃得我眼酸。
他发过一条短信，就一句：“姐，我妈好点了，谢谢你还惦记着。”我没回。不是不想，是手机屏擦了三次，字打了又删，最后只按了关机键。
现在我五十三了。白头发拔了又长，腰一阴天下雨就拧着疼，刷手机看久了，眼眶发烫，不是哭，是老花眼在闹脾气。可有时夜半醒过来，听见窗外火车“呜——”地一声过，心口忽然一热——好像有个人，真真切切地，喊过我一声“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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