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3年，各国法学家就在瑞士起草了一份《空战规则草案》。 这份草案白纸黑字地写着：飞机上的人员因为航空器丧失战斗力而跳伞逃生时，在其降落过程中不得对其进行攻击。 虽然这份草案当时没有国家正式签署批准，但它却成了一战后各国空军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为什么会有这种默契？ 这里必须分清一个关键：跳伞的伞兵和跳伞的飞行员，完全是两码事。 伞兵是全副武装、从运输机跳下执行空降作战任务的战斗人员，他们的战斗从离开机舱那一刻就开始了。 而飞行员跳伞，是因为他的武器——战机——已经被摧毁，他本人失去了所有作战能力，身上最多只有一把用于自卫的手枪。 在空中飘荡的他，和一个放下武器的战俘没有本质区别。
从最现实的利益角度来算一笔账，你就明白了。 在二战时期，造一架战斗机，工厂的流水线开足马力，几个月就能生产出几十上百架。 但培养一名能上天作战、经验丰富的合格飞行员，需要耗费数年时间、烧掉堪比其体重黄金的航空燃油、经过成百上千小时的严苛训练。 飞行员是真正的“万里挑一”，是比飞机本身更宝贵的战略资源。 你今天射杀对方的跳伞飞行员，明天你的飞行员跳伞时，对方也会毫不犹豫地开火。 这是一种恐怖的对等平衡，谁先打破，谁就会引火烧身。
然而，二战时的日本，偏偏就不信这个邪。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日军就频繁对跳伞的美军飞行员痛下杀手。 日军飞行员会驾驶零式战机，俯冲下去用机炮扫射空中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降落伞。 即便有飞行员侥幸落地，等待他们的也不是战俘待遇，而是虐杀和令人发指的暴行。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1944年9月的父岛事件。 美军轰炸机群空袭父岛军事设施时，有9架被击落。 飞行员们被迫跳伞，其中8人落入了日军手中。 唯一幸免的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他被一艘美军潜艇救起。 而那8名被俘的战友，遭遇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残酷对待。 他们遭受了百般折磨，最终全部被杀害。 根据战后审判的证词，其中4人甚至被日军军医进行了活体解剖，他们的肝脏和大腿肉被割下，遗体被日军军官烹食。
日军的这种疯狂行为，立刻招致了盟军冷酷无情的对等报复。 既然你不守规矩，那我们也无需留情。 在此后的空战中，盟军战机一旦发现日军飞行员跳伞，往往直接在空中进行扫射，根本不给其落地生还的机会。 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精锐，那些参加过珍珠港、中途岛战役的老牌飞行员，本就越打越少，在这种报复性绞杀下更是损失惨重。
到了战争后期，日本陷入了“有飞机，没飞行员”的绝境。 他们不得不将只经过几十个小时基础训练的年轻人匆匆送上战场。 而正是这种飞行员梯队彻底崩盘的绝望局面，催生了“神风特攻队”这种极端自杀式战术。 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自己亲手把年轻的飞行员逼上了不归路。
战争结束后的清算时刻，日军为他们的暴行付出了法律的代价。 射杀、虐待跳伞飞行员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明确列为战争罪。 父岛事件的主犯立花芳夫等人在关岛军事法庭被判处绞刑，其他参与暴行的军官也受到了严惩。 这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行为，也让日本在国际道义上彻底破产，失去了任何舆论同情。
直到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正式生效，其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从遇难飞机上跳伞降落的任何人，在其降落中，均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 ”这条从惨痛教训中诞生的规则，终于成为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
所以，不杀跳伞飞行员，从来不是什么虚伪的绅士风度或多余的仁慈。 它是残酷战争中最后的一丝理性，是敌我双方为了保存各自最珍贵战力而达成的残酷共识，更是文明社会为战争行为划下的一道不容逾越的人性底线。 战场上的规则，保护的不只是敌人，更是未来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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