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打到一只松鼠了。」
1965年深秋，上海某机房，于敏盯着机器吐出的打孔纸带，用这句暗语向北京打了一个电话。
让中国氢弹理论得以突破的，不是算盘，而是一台几乎被遗忘的机器——机器背后，是一个没人提起名字的女子。
01
1946年，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走廊里，一群穿西装的美国科学家，正向媒体展示一个庞然大物。
那东西占满了整整一面墙，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密密麻麻全是电子管、电线和金属框架。
它叫ENIAC——"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重30吨，占地170平方米，耗用了18000只电子管。
它能做到当时任何人类都做不到的事——每秒运算5000次。
人群外围，站着一个中国人。
他戴圆框眼镜，身材不高，穿着略显宽大的西服，踮起脚尖，越过前排人群的肩膀，死死盯着那台机器。
他叫华罗庚。
中国顶尖数学家之一。
【中国，绝对不能错过这个东西。】
当年，新中国尚未成立，中国的土地上炮火未熄。但华罗庚已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四年后，他回到中国。
1952年秋天，北京，清华园，华罗庚的住所。
屋子不大，书桌上堆满论文和资料，三个年轻人坐在椅子上，彼此对视，都有些局促。
他们分别是闵乃大、王传英，还有一个女子——夏培肃。
那年，夏培肃29岁。
重庆人，书香门第出身，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是清末举人。她四岁识字，八岁起在家自学，数学成绩从未低于第一名。
1947年，她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电机博士，研究电路理论和非线性微分方程。1950年博士毕业，同年与男友杨立铭在爱丁堡完婚。
留在英国，前途光明。
有人劝过她。
「培肃，你留下来吧，英国的科研条件比国内好太多了。」
她摇了摇头。
「我知道。但那不是我的地方。」
1951年，她和丈夫一起登上回国的客轮。
那个夜晚，华罗庚沉默地看了他们三个很久，才开口。
「我想让你们做一件事。」
他停了一下。
「一件从来没有中国人做过的事。」
三个年轻人没有吭声。
华罗庚走到窗边，窗外是清华园的夜色。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六年前已经在美国诞生了。苏联、英国、法国，都在追。」
他转过身来。
「中国，一台都没有。」
夏培肃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一台都没有。】
没有计算机，就没有精密的弹道计算。没有计算机，就没有核武器研制所需的海量模拟运算。没有计算机，中国的国防，只能永远站在别人的阴影里。
「华所长，」她抬起头，「怎么做？」
华罗庚笑了笑。
「先学。然后造。」
02
1953年初，新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成员：三个人。地点：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一间勉强放得下几张桌子的小屋。资料：几乎为零。
那时候，国内没有一本系统介绍电子计算机原理的中文书，连"计算机"这个词都还是英文"computer"，没有统一的中文译法。
夏培肃带着两个同事，跑遍了北京所有能找到的图书馆，从英文学术期刊里一篇篇翻找计算机论文。
找到了，没有复印机。
怎么办？
抄。
一个字一个字地抄。
她的手稿，后来叠起来有半人高。
翻译比抄写更难。很多概念，中文里根本没有对应的词，只能自己造。
"存储器"、"运算器"、"控制器"、"输入输出"……
这些今天每个理工科学生都熟悉的词，都是夏培肃一个一个推敲出来的。她反复念，反复改，要让一个完全不懂英文的中国工人，靠这个词就能理解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就这样，在一间没有实验设备、没有教材的小屋里，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地基，一点一点被夯实。
1956年，计算所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主任，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陆续被抽调进来。
问题来了。
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学计算机的。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计算机专业——他们来自无线电、通信、数学、物理，各种相近却不完全相同的领域。
唯一的办法，是办训练班。
训练班的地点，说不上体面。
用过清华的教室，用过北大的教室，用过西苑的兵营。最离谱的一次，是借用了北京郊外的一座古庙——香山大庙，青砖灰瓦，课桌就摆在神像前面。
学员们坐下来，抬起头是神情肃穆的泥塑金身，低下头开始学世界最前沿的电子技术。
夏培肃站在黑板前，写下"电子数字计算机原理"几个大字，转过头，看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脸。
有人认真记笔记，有人皱着眉头，有人偷偷打量旁边的神像。
「今天，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什么是二进制？」
台下安静了一秒，有人举手。
「老师，计算机用的二进制，和我们平时数数用的十进制，有什么本质区别？」
夏培肃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串数字。
「0和1。这是计算机的全部语言。它不认识2，不认识3，不认识任何其他数字。但就靠这两个数，它能完成任何计算。」
「就像人类说话，无论多复杂，归根结底都是气流通过声带的振动。越简单的底层，才能承载越复杂的上层。」
台下安静片刻，有人轻轻"哦"了一声。
四期训练班，从1956年办到1962年，共毕业学员684人。这些人后来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高校、国防单位，成了中国计算机事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种子。
而夏培肃，站在这一切的起点。
03
1956年9月，中科院派出考察团赴苏联取经。
团长是闵乃大，团员里有夏培肃，一行15人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
两个多月里，他们参观科研院所，观摩计算机生产线，重点考察了苏联的M-20计算机。
但回国后消息传来——M-20调试很不顺利，问题不少。
筹委会讨论后决定：换目标。
新目标叫M-3，苏联早期研制的中小型计算机，技术并不先进，但稳定、成熟、出问题的概率小。
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这才是最重要的。
「先会走，再会跑。」
这是筹委会定下的原则。
1957年4月，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拿到了M-3的全套图纸资料。几个大木箱从莫斯科运到北京，放进计算所资料室，小心翼翼地锁上。
拿到图纸那天，张梓昌打开箱子，抽出第一份图纸展开在桌上。
那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电路图，线路纵横，符号密如蛛网。
他盯着那张图沉默了很久，抬起头。
「这玩意儿，咱们能造出来吗？」
旁边的同事看了他一眼。
「必须能。」
图纸有了，但造机器，靠图纸远远不够。
计算所决定由738厂负责生产制造。
738厂，全名北京有线电厂，苏联援建的电子工厂，坐落于北京酒仙桥——中国最早的电子工业基地。附近还有718厂、774厂和798厂。是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798艺术区，那个年代，不过是一座电子元器件工厂。
图纸送到738厂，厂长把任务交代下去，然后盯着面前的图纸，沉默了很久。
他懂技术，正因为懂，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M-3有700多只电子管、2000个二极管、10000个阻容元件，分装成400个插件，塞进3个大机柜。全机10000个接触点，50000个焊接点，每一个都要手工完成，一条导线、一个螺丝、一个焊点，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差一个，整台机器就可能垮掉。
04
1957年11月底，张梓昌接到调令，第二天去计算所报到。
他此前在通信兵部搞科研，对计算机的了解仅限于"听说过这个东西"。
报到那天，他走进计算所在西苑旅社租用的客房，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桌上摆着图纸，每个人手里捧着厚厚的资料，低头苦读。
没有实验室，没有设备，客房里不能做实验。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张梓昌问。
组长莫根生抬起头。
「看书。」
「就这？」
「先把资料吃透，再谈别的。」
1958年1月，计算所在中关村的科研楼落成，工程组搬进去，实验室建起来，仪器设备到位。
工程组内部分成5个小组：电源、运算器、控制器、磁鼓、输入输出，各司其职，环环相扣。
麻烦很快来了。
磁鼓小组碰上了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
磁鼓是M-3的核心存储部件，相当于今天计算机的"硬盘"。鼓体表面需要镀上一层磁性介质，用来记录和读取数据。问题在于，鼓体表面的光洁度必须达到12级——当时中国工业标准里最高的一档。任何肉眼看不见的细小麻点，都会导致鼓体运行偏差，进而让整台计算机的运算结果出错。
技术文件上写着一句话：
"百分之一的瑕疵，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失败。"
738厂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表面处理实验室主任蒋宇侨。
他拿到任务那天，把技术文件反复看了三遍，在实验室里来回踱了很久。
「苏联的工艺文件呢？」
助手把资料翻出来。
蒋宇侨低头看了看，皱眉。
苏联原始资料里，关于磁鼓鼓体表面处理的工艺说明，语焉不详，根本不够用。
他关上资料，去图书馆，把所有能找到的俄文和英文文献全部借出来，逐字逐句地读。他不太懂英文，就查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啃，每天工作到凌晨，回家睡几个小时，第二天继续。
啃了好几个星期，他从一篇苏联论文里找到了一种叫"滚镀法"的电镀工艺。经过反复试验，这种方法能确保镀层均匀光滑，达到技术要求。
老工人们用这个方法，一批批做，一批批检验。
失败了，再来。
失败了，再来。
直到有一天，一批鼓体从检验台上通过，老工人抬起头，对蒋宇侨说：
「达标了。」
蒋宇侨拿起鼓体，凑近灯光看了看，表面光洁如镜。
他长出一口气。
磁鼓的问题刚解决，二极管的问题又来了。
苏联图纸上，逻辑电路用的是氧化铜二极管，但中国工程师在实验中发现，这种管子参数极不稳定，多片叠加使用时安全隐患严重，而且响应速度太慢，跟不上整机节奏。
「这东西不能用，得换。」负责运算器的工程师把测试结果摆在莫根生面前。
「换成什么？」
「晶体二极管。」
莫根生沉默了一会儿。
这意味着苏联的原始图纸要进行系统性改良，不是小修。
他们没有请示，没有等待审批，把图纸铺在桌上，重新计算参数，重新设计电路。
这一改耽误了不少时间，但没有人抱怨。
宁可慢一点，也不能造一台会出错的机器。
05
1958年的春，时代气氛变得有些特殊。
钢铁要翻番，粮食要放卫星，各行各业都在比指标、赛进度。计算所也召开了一次内部大会，名字叫"打擂台"。
各个小组派代表上台，亮出自己的时间表，看谁完成得更早。
有小组喊出提前两个月，有小组喊出提前三个月，掌声一阵接一阵。
原本定在1958年6月底完成试制的计划，就在这次会议上，被提前到了5月底。
张梓昌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热血沸腾的同事。
【进度是提前了。但这台机器，真的能在5月底造好吗？】
他没有说出口。大势已成，说了也没用。
那就，干吧。
进入5月，机器进入最后的组装阶段——机柜内插件底板的连线和焊接。
按照原定工艺，每一条线都要单独布置、固定、焊接、检验，再继续下一条。
50000个焊点。
5月底的期限，只剩两周。
所有人都知道：不够。
技术员夏纪寅和钱基广蹲在机柜旁，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线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沉默了很长时间。
夏纪寅突然抬起头。
「你听说过交换机总装车间的扎缆工艺吗？」
钱基广愣了一下。「扎缆？」
「把相同走向的导线捆成缆束，一起布线，一起固定，最后分别焊接。」
「能省多少时间？」
「至少一半。」
两人对视片刻。
「走，去找厂里的老师傅。」
几位有扎缆经验的老工人被请来，看了看图纸，看了看机柜，没有多说话，撸起袖子开始干。
一根一根归类，一束一束整理，精准固定在底板上，再逐一焊接。
整个车间灯火通明，没有人提下班。
时钟转过午夜，转过凌晨一点。
5月31日，凌晨两点，最后一个焊点完成。
夏纪寅拿起通铃检测仪，沿着整个底板，一条线路一条线路地检查。
所有人屏住呼吸，盯着仪器指针。
一格，一格，一格……
全部通过。没有虚焊，没有断路，没有错接。
夏纪寅把检测仪放下，往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
旁边的人开始鼓掌。
1958年6月1日，仿制的M-3计算机交付计算所，进入调试阶段。
所有人都以为，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
然而，机器一开机，就出了问题。
06
开机，运行，报错。
再开机，再运行，再报错。
有时是简单的加减法算错了，有时是机器跑着跑着直接中途停下来，任凭怎么操作都没有反应。
技术人员围着机器，用电子仪器一个点一个点地测，一条线一条线地查。
找到了虚焊点，改了。找到了接线错误，改了。
再开机。
还是出问题。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没有人能回答。
苏联的图纸没错，装配按图纸来，改良的部分也经过了反复验证。
但机器就是跑不稳。
时间不等人。
仿制M-3计算机已经被列为当年的"八一献礼"项目——8月1日，建军节，必须有结果。
计算所的会议室里，负责调试的技术人员开了一次短暂的会。
「现在有两个选择。」莫根生把手放在桌上，「第一，继续找根本原因，彻底解决，但时间不够。第二，先保证机器在8月1日能正确运行，可靠性和实用性先放一放。」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
有人开口。
「第二个方案，意思是先'表演'，后'实用'？」
「是的。」
「那这台机器，实际上还不能用？」
「还不能用。但它能证明，我们造出来了。这是第一步。」
又是一阵沉默，没有人反对。
那个年代，"有"和"没有"之间的距离，比"好"和"坏"之间的距离，要大得多。
接下来两个月，整个调试团队把全部精力压在一件事上：确保机器在8月1日把四条指令跑对。
仅此而已。
他们把能绕开的问题先绕开，把暂时无法解决的故障先隔离，所有资源，都压在那四条指令上。
1958年8月1日，建军节。
计算所机房，人头攒动。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专程赶来。
机器启动。
操作员开始输入指令。
第一条，通过。第二条，通过。第三条，通过。第四条……
机房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盯着机器的输出端。
打孔纸带缓缓吐出来。
操作员把纸带拿到灯下，看了看，转过身。
「正确。」
机房里，有人鼓掌，有人握拳，有人低下头深吸了一口气。
张劲夫笑着拍了拍旁边人的肩膀，说：
「这台机器，就叫'有了'。」
中国，有计算机了。
新华社当天播发消息，《人民日报》报道写道：
"我国计算技术不再是空白学科。"
但没有人告诉公众——
这台机器，还不能真正好用。
根本的问题，还悬在那里。
07
1958年9月，苏联计算机专家来到计算所，对机器进行全面检查。
他们围着机器转了很久，一言不发，各自记录。
最后，苏联专家把莫根生叫到一边，翻译转述：
「磁鼓的镀层，有问题。」
莫根生皱眉。「什么问题？」
「镀层成分不对。苏联标准是镍钴磷合金，你们用的是镍钴合金，少了一个磷。」
莫根生愣住了，转身拿来一份文件——738厂的磁鼓生产记录，旁边附着苏联最初提供的技术文件。
他翻到磁鼓镀层那一页，指给苏联专家看。
「这是你们提供的原始资料，上面写的就是镍钴合金。」
苏联专家低头看了看，沉默片刻。
「……我们后来改进了配方。」
「改进了配方，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
苏联专家没有回答。
莫根生慢慢把文件收起来，没有再追问。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这个"没有回答"，在很多中国工程师心里留下了一根刺——无论苏联给了多少帮助，他们提供的，从来都不是全部。那些真正关键的细节，他们留着。
而中国，必须自己去找。
苏联专家走后，磁鼓镀层配方得到修正，问题解决。
103机——"八一机"正式量产后的命名——完成了可靠性和实用性的调整，运算速度从最初的每秒30次，经改进提升到每秒2300次。
738厂开始批量生产，先后生产了48台，发往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
与此同时，大型计算机104机完成研制，每秒运算一万次，交付给国家最重要的项目，其中一台送到航天706所，为导弹、火箭和卫星进行轨道计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大量计算数据，从这台机器里流淌而出。
就在103机仿制成功的时候，计算所已经悄悄启动了另一个项目——107机。
这是中国第一台完全自主设计的计算机，没有苏联蓝本，没有外国图纸，从零开始。
主持这个项目的，是夏培肃。
那时候苏联专家还在，援助还没有断，但计算所的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仿制永远只是过渡，中国迟早要走自己的路。
107机，就是那条路的起点。
只是没有人料到，苏联撤援来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原本有团队、有资源、有苏联技术作参照的107机，一夜之间变成了夏培肃一个人扛着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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