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开国老板朱元璋为了确保大明江山千秋万代都姓朱，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量身定制了一套规矩。后来的《明史》把这套规矩总结为：“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就是说，只要你投胎技术好，生在老朱家，你生下来就有亲王、郡王等爵位，国家养着你，给你发花不完的钱（虽然到了明朝中后期，因为宗室人口爆炸式增长，底层宗室也穷得叮当响，但那是后话，前期确实是极度优待的）。
听起来简直是人间天堂，对吧？我看现在很多幻想穿越的，都想去明朝当藩王，有钱还不用干活儿。
别急，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就暗中标好了价格。
这套制度的另一面，是禁锢。除了明初那几个塞王还握点兵权，到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朱棣“靖难之役”以后，朝廷对这帮皇室宗亲的防备越来越变态。
他们被绝对禁止离开自己的王府封地，连出城扫个墓都得向皇帝打报告请示。也不准结交任何地方官员，你说凭自己本事去考科举当官？也不行，去种地，做生意当手艺人通通都不行，就老老实实待着吧您嘞。
他们不能创造任何社会价值，不能拥有任何真实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不能在现实的摩擦中积累生存经验。他们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待在金碧辉煌的王府里不停地生孩子，然后领取国家的俸禄。
这帮人拥有全天下最尊贵的头衔，但真要论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生存能力，他们甚至不如王府门外那个卖烧饼的小贩。
时间转眼来到了1644年前后，大明帝国的财政、军事和官僚体制彻底崩溃，那把原本撑在藩王头顶的保护伞，自身难保了。
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像潮水一样冲进了各大城市。
面对原始粗暴的暴力洗劫，这帮平时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藩王们，除了一小部分（比如后来的南明弘光帝朱由崧）侥幸逃脱外，绝大多数人竟然没有任何组织起像样抵抗的能力，更没有任何易容逃荒，隐姓埋名活下去的生存技能。
比如福王朱常洵，在洛阳被李自成的部下活活烹杀，代府宗室在大同被杀得几乎绝嗣，蜀王阖家在成都被杀个精光。
他们就像被关在豪华养殖场里两百年的家猪，看着屠夫提着带血的刀走进来，除了待在原地绝望地嚎叫，竟然别无他法。
当大明的国家机器停转时，藩王们身上的“亲王”、“郡王”符号瞬间蒸发。他们失去了“大明法律”的法理赋权，直接暴露出头衔底下那具手无缚鸡之力、毫无生存技能的“赤裸肉身”。
农民军屠杀他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因为在农民军眼里，杀他们不叫“弑君犯上”，更像是在猎杀某种长期压榨百姓，极其肥胖且毫无反抗能力的野生动物。
现代社会上拥有的所有闪闪发光的身份，比如总经理、总监、高级专家、创始人，本质上都只是一种“法律虚构”。
这些头衔，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组织法理或商业契约之上的虚构符号。它不等于肉体的真实力量，也不等于应对复杂世界的真实智慧，它仅仅是组织暂时“借”来穿的一件权力外衣。
社会学家戈夫曼在研究监狱疯人院等这些地方后，得出一个结论，长期的“体制化”生活，会彻底摧毁一个人的自主生存能力。
当一个人完全适应了体制极其周到的“投喂”后，一旦这层外壳碎裂，他被抛弃到真实的社会荒原上，面临的往往是迅速的社会性死亡。
一个贫穷的人虽然活得惨，但他每天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至少还保留着敏锐的生存反射神经。而那些高度依赖体制投喂的人，平时看着像是活在云端的顶层，可一旦保护壳碎了，他们掉得比谁都快，摔得比谁都惨。
因为真正的能力，是在复杂的社会交易里长出来的，是在一次次的失败和被坑里，是在被迫在绝境的咬牙坚持里，硬生生逼出来的。
而这套圈养制度，恰恰把明朝宗室与真实世界之间，所有能长出能力的通道，全部堵死了。
所以，朱元璋初衷是想让子孙们别惹祸，世世代代享福就好了。但真正杀死这帮藩王的，却只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手里的钢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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