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对毛主席的深情，并不是临终才显露。把时间拨回半个世纪前的1924年，彼时广州骄阳似火。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被瞿秋白推荐，赴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到校的第一周，他与成仿吾登门拜访林伯渠。林宅客厅里，一位个头颀长、神色沉静的青年起身相迎，自报姓名后伸手相握。郭沫若暗暗一惊：原来眼前人正是久闻其名的毛泽东。短短数句寒暄，两人已谈及农运、文学与革命，言语不多，却意气相投。

其后几个月，广州街头演讲不断。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怎样组织农民》，郭沫若则动情疾呼“革命文学要深入泥土”。他们常在同一座讲坛并肩而立，彼此欣赏。郭沫若后来写《创造十年》，用“目光谦抑而潜沉”八字形容毛泽东的神情，还说：“在革命党人而能低声说话者，罕见。”一句“罕见”，足见他对这位同龄友人的钦佩。

1927年风云突变，蒋介石挥刀清共。毛泽东在湘赣之间举起秋收起义大旗，郭沫若则以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反革命，随即成了“悬赏三万元通缉要犯”，被迫东渡日本。在东京的十年，他躲开警探，却未停下写作与考古研究。周恩来曾赞他“在退潮时积蓄力量”，此言并非溢美；《甲申三百年祭》《十批判书》等著作，正是那段潜心读书的结果。

再相逢已是抗战烽火正盛。1938年，国民政府任命郭沫若为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掩护下的他，暗中与周恩来、董必武保持联络，用戏剧刺痛国民党虚应故事的抗战姿态。《屈原》《棠棣之花》次第上演，“借古讽今”四字被他发挥到极致。远在延安的毛主席读到剧本，专门致信：你做了许多有益的文化工作，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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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人群簇拥的机场，郭沫若隔着人墙看见老友腕上空空，心中暗道：他该有块表。三天后，他携夫人于立群赴桂园探望，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欧米茄摘下递去。毛主席推辞几句后收下，把表带扣紧。此后近三十年，那块表始终随同领袖南征北战，直到1976年9月9日。

北平和平解放后，郭沫若在西苑机场迎来毛主席。两位白发渐生的朋友再握手，那一瞬被定格成黑白照片。建国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每逢毛主席写出新诗，都喜交他“把把关”。《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的终稿里，既有毛主席的磅礴气势，也有郭沫若的推敲润色。有人说，这份往返批改的信札，是中国革命早期友谊传承到共和国的生动注脚。

1976年冬，毛主席辞世。郭沫若拖着病体参加追悼会，双眼浮肿，泪水浸透了黑纱。返院途中，他反复低声念着自己刚写就的《悼念毛主席》：“沉痛万重，血泪盈襟。”医生再三劝他保重，他却摆手：“不能送他最后一程，心里不安。”

两年过去，郭老病情急转直下。6月12日清晨，监测仪的指针逐渐平直。子女回忆，他最后的神情像是念着诗，又像在倾听远处的枪声。三条遗嘱随即呈交中央：其一，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其二，骨灰撒向田野，化作庄稼的养料；其三，嘱子女永远学习毛主席思想，“比天高，比海深”，此语掷地有声。

治丧委员会起草悼词时，开篇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一语。邓小平细读后，沉吟片刻，执笔将“伟大”改作“卓越”。他解释：“伟大”当为毛主席等领袖专用，“卓越”更贴切郭老的学者气质。笔锋轻轻一划，既尊重了历史分寸，也维护了郭沫若应有的高度。

治丧仪式结束，遵遗愿，郭沫若遗体被送往首都医科大学作解剖研究。火化后，他的骨灰由亲友撒向山西大寨的梯田。那一天，黄土高坡微风正劲，禾苗迎风摇曳。没有墓碑，也没有陵园，唯有泥土作被，青苗为衣。多年以后，人们在山坡劳作，偶尔还能听到老人们讲起当年那场简朴的安葬：“这片地里，睡着郭老。”

岁月流逝，欧米茄手表静静陈列在韶山毛泽东旧居陈列馆里，时针停在一九七六年秋夜；而那本被郭老攥在手里的《毛主席诗词》，依旧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里翻阅出细微的折痕。两位巨人，用半个世纪的交往告诉后人：真正的友谊，往往根植于共同信仰，经得起风云，也经得起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