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的省政府招待所里，仅摆了两桌家常菜。主持宴席的，是时年五十七岁的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这位从井冈山走出的老红军一身已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神情却透着兵锋未老的干练。
觥筹尚未交错，刘俊秀先举杯：“总理，您阔别南昌三十多年，今天回到革命摇篮，我们都衷心敬您。”语落，酒光微晃。周恩来含笑举杯，却话锋一转：“可以喝，但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这一杯下去，江西就得多给国家调出一亿斤粮食。三杯，三亿斤，如何？”话音落，厅里静得能听见风扇声。
刘俊秀眉头紧了几秒。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仓廪空虚，三亿斤可不是小数目。他端详着杯中米酒，又望向总理真挚的眼神，最终点头：“行，三杯就三亿斤！”两人连干三盏，许世友在旁边笑着敲杯：“老刘，这下可骑虎难下喽。”
酒桌上的承诺，第二天就变成挂在省委会议室墙上的红纸大字。刘俊秀对分管农业、财粮、水利的干部只说了一句：“时间不等人，任务写在这儿，大家各尽其力。”
这种底气，并非一时冲动。早在1953年，刘俊秀分管江西农村，他就提出改一季为双季、旱田变水田、荒地变熟地的“三变”方略；同时主抓水利，硬生生把赣江、修河、抚河等五大水系串成灌溉体系。粮食产量从解放初的亩均二百多公斤，攀到六百公斤左右，成为华东各省的“隐秘标杆”。
1956年，江西决定上马万安、峡江两座大型水电站。资金不足，材料稀缺，他带人沿河勘测，几乎把双脚磨出血泡。省里把他推为总指挥，一纸公文加一摞图纸，他愣是把赣水拦进机房，让第一批水轮机在峡江咆哮转动。赣北夜里点起的电灯，成了百姓茶余饭后的新话题。
也正因这些蓄积多年的基础，刘俊秀才敢拍胸脯。省委很快制定“增产保供”十二条：扩大早稻面积、推广“南繁一三二”良种、干部包片蹲点、民兵协助收打、县县必须备足一个月战备粮。农户被动员起来，把自留地与责任田都突击播插。6月，涝情来袭，各级水利站日夜抽排，确保抽水机“不点灯不收班”。
入秋统计，江西向国家调出三点一二亿斤稻谷，比誓言多出十分之一。北京的汇报会上，周总理拿着数字轻轻一笑：“这三杯酒，值了。”
回溯往昔，刘俊秀早在1949年2月便受命从冰天雪地的吉林南下。途经旅顺、大连，他同贺龙筹措武器，抵天津与陈正人会合，再南下接管南京、南昌。面对百废待兴，他把干部分三批送进乡间，剿匪、减租、筹粮并行。新政权在田埂上站稳脚跟，“老表没亏待子弟兵”这句话差不多就是那时传开的。
1962年春，东南沿海警报骤紧，毛泽东在庐山约谈江西一干主政者。主席一句“前方要打，后方怎办？”话音未落，刘俊秀已直起身：“两百万大军，江西保供一年。”主席点头，“江西同志顾全大局。”这评价随即口口相传。
风浪也曾来得猝不及防。1967年初夏，“炮火”烧到江西，刘俊秀被戴上“保守”的帽子。周恩来把他接到北京，暂时护在国务院身边。1968年，毛主席批示同意他回赣，他却先为省里老干部跑到北京，求来一百辆吉普车解决就医难。
1973年，特大洪水威胁南昌、九江。六十多岁的刘俊秀趟进齐腰洪水，连夜部署“蓄泄并举、分段包干”。半个月硬是护住了两座城市。长江水退那天，他捧着浑身泥泞的雨衣朝民兵挥手，让大家赶紧回家睡几个小时，别耽误第二天抢栽晚稻。
步入七十年代末，国家转入经济建设。虽已七十开外，他仍在省委会上提出：借改革开放之机，用侨资和外资在赣江干流修建梯级水电。那份报告后来被写进“六五”规划，成为江西能源布局的一笔伏线。
1985年8月8日凌晨，刘俊秀在南昌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一岁。人们提起他，总绕不开稻田、圩堤和那三杯价值连城的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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