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马鸿逵在美国病逝，临终直言：我的晚年极为痛苦，为何？|宁夏|美国|马鸿逵

回忆倒回二十年前的1949年春。随着解放战争大势已去，五十七岁的马鸿逵带着无数金银、十多辆卡车的字画古董，经台北转道檀香山，再落脚美国本土。之前，他在宁夏一手遮天，号称“马家二当家”；来到异国后，却只能躲在高墙深院，借着落日余晖怀想故乡的黄河与贺兰山。

外人常以为他在国外过得自在潇洒：加州阳光、豪宅草坪、华侨宴请，仆役伺候，生活方式几乎与好莱坞大亨无异。可真正贴身照应的人都看得出来，马鸿逵的眉间愁意从未散去。痛苦首先来自病痛。年近八旬的他，常年高血压、冠心病缠身，每到冬季胸口疼得像有人拿铁箍死死勒住。但身体的折磨只是表象，更深的煎熬源自家庭纠葛和内心阴影。

他这一生先后纳了四位妻妾：苏氏、韩氏、马季芳、刘慕侠。年轻时的豪横与纵情，晚年全变成了互相猜疑的源头。苏氏出自陕甘武弁世家，讲礼法、重嫡长，始终自视正室。韩氏则是故人遗孀，被马鸿逵“截胡”纳入府中，其来历尴尬，令正室耿耿于怀。马季芳原叫康小云，旧日青楼里一把好琵琶收了马鸿逵的心，可在其他人眼里，她只是低贱出身。至于最后进门的刘慕侠，最是能干，当年在宁夏代夫理财，商号、地皮、马场统统插手，她的强势让另三位人人戒备。

矛盾是日积月累的火山。到了美国后，原先靠武力维系的家法不复存在，四位妇人各拉子女自成小圈，财产轮流“统计”、私下转移。大儿子马惟德对父亲心存怨恨，认为当年仓皇出逃全为父亲一念之差；三子马惟贤留在台北，不愿北美那一摊浑水；女儿们更是分散在加拿大、日本，每逢过节托秘书代送问候。亲情原本该是支撑老人暮年的最后温暖，如今却只剩彼此提防。

更刺痛他的，是来自过往的回声。194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严惩战犯》的名单，马鸿逵名列其中。那份名单随着难民、学者、学生四散，最终也飘到了洛杉矶。华人报纸时常旧事重提，批判军阀劣迹——西吉会战的血雨腥风、宁夏境内的“清乡”屠杀、强征民工开通盐池公路……老人借着翻译阅读时，嘴角总在微微颤抖。他懂得此生已无归路，背井离乡只是逃避，无法洗净曾经的刀痕与硝烟。

1956年，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夜梦银川，草木含泪，吾无颜见故人。”那本用英文活页夹装的日记夹缝里，还压着儿子从台北寄来的信封，落款“惟贤”，信里只一句冷冰冰的问候：“父亲珍摄。”家庭破裂、亲疏渐远，让他品尝孤独的苦果。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经济危机的冲击。表面看来，他仍然腰缠万贯；实则美元资产大多投向房地产和股票。1966年洛杉矶地产泡沫破碎，他在比弗利山买下的三处房产骤降六成，连带股票也被套。为了维持花费，他不得不变卖珍藏的西夏碑帖和珐琅大明宣德炉。有一次，老友探望，看见他蹒跚着把一只康熙青花大盘递给古董商，顿觉唏嘘。马鸿逵叹声说：“留不得啦，人不在，物留有何用？”

然而，真正叫他日夜辗转的，是信仰崩塌的虚无感。当年在西北，他是回民旗帜，又是国民政府的“忠勇将军”，誓言“誓与共匪不两立”。可1950年代后，美国对国民党援助锐减，蒋介石的“反攻”口号渐成笑谈，昔日追随者纷纷淡去，军装换成了西装。马鸿逵在洛杉矶的会客厅里，最常念叨的是：“我还算什么将军？兵呢？旗呢？都散了。”一句半玩笑，却透出无所凭依的落寞。

家宅不宁，国事难回，旧部离散，信念动摇，多重压力下，老人的身体愈发脆弱。1969年底，心绞痛加重，他拒绝了再次手术，“撑一口气就好”。1月初，他把四房妻妾召到床前，本想分配遗物，却话音刚起便引发又一场争执。僵持片刻，他猛地拍床，喘息着说：“你们别吵了！”声音沙哑得几不可闻。就连一直以贤淑著称的马季芳，也落下泪来。

1月14日清晨，护士扶他侧卧吸氧。窗外棕榈树在微风中摇曳，天色由暗蓝渐转橘粉。他望着窗外低声对随身秘书道：“宁夏的风，吹不到这儿了。”说罢，再无声息。官方讣告仅言“病逝”，美国当地华文报《新世界日报》在讣闻中用一句话概括——“昔日西北王，于异乡孤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