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五月初的一天清晨，延河水面薄雾未散，刚从晋西北回到延安的欧阳山尊正端着碗小米粥，站在窑洞口眯眼望着东边的朝阳。三年多的敌后辗转，让这位湖南人晒得黝黑，额头却分外明亮。谁也没料到，他马上就要写下一封信，成为那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一段被反复称道的小插曲。
欧阳山尊本名欧阳毓仁，家学深厚，父亲欧阳予倩是旧戏新剧两栖的名角。少年时的他爱看戏，更爱登台，话剧《日出》《复活》中都有他的身影。抗战爆发后，他背着一个简陋行囊向西北走，先在西安演出赈济义演，后受邀入延安，从此与窑洞里的灯火结下不解之缘。那些年，他在战壕边写剧本、在马背上背台词，枪声与锣鼓点交织，文艺与火线相依。
抵达延安没多久，他便听闻张国焘外逃的消息。为了安定军心，毛泽东专程到陕北公学作报告。那天广场上黑压压坐着几千人，没有扩音器，却句句听得清清楚楚。毛泽东笑言“张国焘只走了十里铺就撂挑子”，台下一片哄笑。欧阳山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高瘦、目光深邃，声音却洪亮得像清晨的军号。幽默与锋利并存的谈吐，让他对这位领袖生出由衷敬意。
随后的岁月，他跟随战斗剧社跑遍晋察冀、冀中、鲁西北，白天挖掘工事，夜晚支起油灯排戏。《带枪的人》《荒村之夜》在寒风里连演数十场，乡亲们围着篝火看得泪眼婆娑。正是在这种泥土里摸爬滚打，欧阳山尊对“为谁而演”这四个字有了刻骨铭心的体悟。他发现，战士最爱听的是能鼓舞士气、能解疲乏的“火线快板”；乡亲们最想看的是贴近庄稼地、能教他们识字明理的小戏。两相结合，才算真正的人民文艺。
回延安后，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文艺座谈会。会议室设在杨家岭的一所小礼堂，木凳吱呀，墙上挂着油灯。毛泽东推门而入，依次同与会者握手，走到欧阳山尊面前，手掌温热而有力，低声一句：“前方辛苦了。”简短七字，却让这位历经枪火的导演鼻头一酸。
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五个核心问题：文艺为谁、面对谁、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效劳。话音刚落，“大家有话就说”一句抛出，满室沉默。欧阳山尊想起前线那些渴望文艺的眼神，回到住处，伏在油灯下写了一封三千字的信。他直言：作品与群众之间隔着一道墙，戏剧院团常常“关门练功”，战士和老乡想看戏，常被一句“演出条件不具备”搪塞；文工干部评功授衔时待遇偏低，挫伤积极性；还有，剧本题材应更多表现敌后斗争的艰辛与希望，而不是空泛议论。写完他迟疑片刻，将信封贴好，托同事交到中央办公厅。
数日后，警卫员送来一张小小便条：七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毛泽东”。无落款日期，无客套，却如重锤击心。那天午后，他攥着那张纸，站在枣树林边的石阶上，风吹过，纸角微颤，仿佛一句郑重的嘱托。此后，他在第二次大会上勇敢发言，把信里提的意见一条条讲出：文工团必须“一竿子插到底”，哪里有战斗就往哪里去；文艺工作者不该计较军衔津贴，而要把一技之长拆开来、掰开来，唱歌、画报、布置救亡室，样样顶上。
台下的毛泽东频频点头，转向周扬，笑着说了句：“前线回来的人，带着火药味，言之有物。”会后，战斗剧社很快得到扩编的批示，《晋察的乡村》等剧被调入中央礼堂公演。演罢谢幕时，主席带头鼓掌，并补上一句：“把这样的戏送到最黑的地方去。”
延安岁月不乏轻松时刻。一次乒乓球对练中，欧阳山尊故意把球抽远，想让主席多走动，活动筋骨。不想几回合后，毛泽东哈哈大笑，反手将球打得更刁钻：“让你也跑跑，别光我动。”看似玩笑，实则体贴入微。后来吃饭，医生限制辣椒和香烟，主席夹着清淡小菜自嘲一句：“不看文件就成了闲人，革命哪能找得到替补？”朴素饭菜里透着苦中作乐。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延安寒气逼人。那天的中央食堂破例多了一盘甜香的白面糖饼。刘少奇刚咬一口，忍不住问：“今儿什么日子？”众人心照不宣。没人提“寿”，只说“加餐”。欧阳山尊后来才知道，这正是毛泽东五十三岁的生日。连庆生都如此低调，也难怪警卫员悄悄把那盒冰糖葫芦分给大家时，主席会说：“远道而来，甜酸都好，大家一起尝。”
1950年代后，欧阳山尊南下建院，北上巡演，开路、开票、开课，忙得脚不沾地。再见毛泽东的次数屈指可数，但那张七字便条始终压在写字台最底层。晚年有人问他舞台究竟意味着什么，老人抬手比了个灯光的角度，淡淡一句：“舞台上的光，得一直照向老百姓。”
二〇〇七年，北京民族宫剧场，九十三岁的欧阳山尊最后一次执导《关汉卿》。谢幕时，他把那张早已褪色的便条复印件放在胸前，面向观众深鞠一躬——那是他对舞台的告别，也是对那句“你的意见是对的”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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