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那年父亲去世，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怎料大年三十晚，家里来了一个贵人
一九八七年的冬天格外冷，西北风像刀子似的刮着黄土高原上的每一道沟沟坎坎。宁夏海原县郑旗乡的堡子梁村，二十来户人家的烟囱里冒着稀薄的炊烟，在铅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有气无力。村口那棵老槐树早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瑟瑟发抖，像一双双枯瘦的手伸向天空，不知是在祈求什么，还是在控诉什么。
腊月二十三，小年。
马得福蹲在自家院子里的土墙根下，手里攥着一把生了锈的镰刀，地上摊着几捆晒干的芨芨草。这是他在入冬前从后山沟里割回来的，本想着编些筐子拿到集上去卖，换几斤粗盐和煤油。可他的手实在是笨，编了拆、拆了编，折腾了大半个月，勉强编出两个歪歪扭扭的筐子，拿到郑旗集上蹲了一整天，连问都没人问一声。
“得福，进屋来。”屋里传来母亲李桂兰的声音，沙哑而疲惫。
马得福应了一声，把手里的镰刀搁在墙根，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掀开那扇用塑料布蒙着的破木门走了进去。
屋里比院子里暖和不了多少。三间土坯房，东边那间是马得福和他弟弟马得贵住的，西边那间是李桂兰带着两个小女儿住的，中间这间算是堂屋，砌着一个泥炉子，炉膛里的火半死不活的，偶尔有一小截火苗舔一下锅底，随即又被从门缝里灌进来的风压了下去。
李桂兰坐在炉子旁边的小板凳上，怀里抱着两岁的小女儿马梅花，梅花穿着一件改过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了白，露出里面发黑的棉花。大女儿马兰兰蹲在墙角，用一根木棍在地上划拉着什么，她才五岁，瘦得下巴尖尖的，一双眼睛却出奇的大，像两汪清泉。
“娘。”马得福走到炉子跟前蹲下，伸手在火上烤了烤，手指头冻得通红，关节处裂了几道口子，血丝渗出来又冻住了。
李桂兰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袱，打开来，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毛票，一块两块的，还有几张五毛的，加起来也就十来块钱的样子。她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抬起头看着马得福，眼眶红了。
“得福，你爹走的时候，给咱们留下的是两间新箍的窑洞和三亩旱地，还有一屁股债。他看病欠下的，加上办后事借的，拢共三百二十块钱。你刘叔的四十，你二爸的六十，你姑父的八十，还有你三婶子家的二十……”李桂兰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哽咽，“这马上就过年了，人家也得过年，咱总得还人家一点儿，不能让人家说咱们家死了人就不认账了。”
马得福今年十三岁，搁在现在的孩子身上，正是上初中的年纪，还在为考哪所高中发愁。可在一九八七年的大西北农村，十三岁的孩子已经是个半劳力了。马得福的个头跟他娘差不多高，肩膀窄窄的，腰身细得像根柳条，但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像个孩子了。他爹马德厚是农历七月十五那天走的，脑溢血，从发病到人没，不到两个时辰。村里赤脚医生说，要是能早点送到县医院，兴许还有救。可他们家离县城八十多里路，连个拖拉机都找不着，等借了辆驴车赶到半道上，人已经凉了。
马得福记得很清楚，他爹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一把锄头，正在院子里那块巴掌大的菜地里翻土，说是要种一茬秋白菜。他爹倒下去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张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马得福跑过去抱住他爹的脑袋，那脑袋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他想喊“爹”，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掐住了，只能拼命地张着嘴，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从那以后，马得福就不再是个孩子了。
“娘，你别愁。”马得福把手伸进棉袄里头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塑料袋，打开来，里面是一把零钱，“我这几个月在砖瓦窑上背砖，人家给了一百二十块钱，我都攒着呢。”
李桂兰愣住了，一把抓住马得福的手，眼睛瞪得溜圆：“你啥时候去的砖瓦窑？你才多大？砖瓦窑那活是你能干的吗？”
“我跟大成哥去的，就在隔壁杨明村，不太远。人家窑主说了，我背得少，按半劳力算，一天一块五。”马得福把钱塞到李桂兰手里，“加上你那些，差不多有三十块钱，先给刘叔还二十，给二爸还十块，人家家里也不宽裕。”
李桂兰的手抖得厉害，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一滴一滴地砸在手里那把皱巴巴的毛票上。她把小女儿梅花搂得更紧了，那孩子还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咧着嘴也哭了起来。墙角蹲着的马兰兰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母亲和哥哥，嘴角一撇一撇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马得贵从门外探进头来，他今年十一岁，穿着一件大了好几号的黑棉袄，袖子卷了好几道，领口豁开着，露出瘦得皮包骨的锁骨。他脸上带着一股子野气，两只眼睛亮闪闪的，像是在哪儿刚跟人打了架回来。
“娘，三婶子家的海军说，他们家明天杀猪，问咱们要不要赊两斤肉过年。”马得贵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又暗了下去，因为他已经从他娘的表情里读出了答案。
李桂兰摇了摇头：“不赊了，欠人家的还不够多吗？去跟你三婶子说，谢谢她，咱们不吃肉。”
马得贵“哦”了一声，转身就往外跑。马得福在身后喊了一声：“得贵，把院子里的柴火抱进来，晚上冷。”马得贵头也没回，远远地应了一声“知道了”。
腊月二十四，扫房。
按老规矩，腊月二十四这天要把屋里屋外都打扫干净，把一年的晦气都扫出去。李桂兰腰上系着一条看不出颜色的围裙，头上裹了条旧毛巾，举着一把绑了长竹竿的笤帚，把堂屋顶上的灰尘和蜘蛛网一点一点扫下来。马得福帮着把屋里的东西往外搬，其实也没啥东西，一张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八仙桌，几把破椅子，一个掉了漆的面柜，里头装着半袋陈年的麦子，那是全家人明年开春前全部的粮食。
马得贵和兰兰在院子里帮忙，把搬出来的东西该擦的擦，该掸的掸。梅花没人管，坐在院子里的草墩子上，手里攥着半块硬邦邦的玉米面饼子，啃得满脸都是饼渣子。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屋子收拾干净了。李桂兰从面柜里舀了半碗白面，又掺了些玉米面，和了一小块面团，擀成薄薄的皮，切成细条，下了一锅面条。没有菜，没有油，只有一点盐。一家五口人围坐在炉子旁边，每人端着一碗面，稀里呼噜地吃着。
面条很粗，汤很稀，但吃进嘴里是热乎的。马得福吃得很快，一碗面几口就扒拉完了，又把碗里的汤喝得干干净净，用舌头舔了舔碗底，然后把碗搁在膝盖上，抬头看了看他娘。
李桂兰把自己碗里的面条挑了几根到马得福碗里，又把剩下的汤喝了一口，说：“我吃饱了。”
马得福知道她没吃饱，也知道说啥都没用，闷头把那几根面条吃了。
腊月二十五，还账。
一大早，马得福就揣着那三十块钱出了门。他先去了刘叔家。刘叔大名叫刘建国，是隔壁刘家沟的，跟他爹马德厚是拜把子兄弟，当年一起在大队上当过民兵。马德厚看病的时候，刘建国二话没说就拿了四十块钱送过来，连个借条都没打。
刘建国家也是一院土坯房，比马得福家的强不到哪儿去。刘建国正蹲在院子里劈柴，见马得福进来，放下斧头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子。
“得福，吃了没？”刘建国问。
“吃了。刘叔，我娘让我来还你钱。”马得福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双手递过去。
刘建国看了看那二十块钱，又看了看马得福，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伸手把钱推了回去：“得福，这钱你先拿回去过年，叔不急着用。”
“刘叔，你拿着。”马得福把钱塞到刘建国手里，声音不大，但很坚决，“我娘说了，欠账不过年，这是规矩。”
刘建国攥着那二十块钱，手抖了抖，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最后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十块钱，硬塞回给马得福：“那你拿十块钱回去，给你娘说，就还了三十。剩下那十块，算叔给你们的压岁钱，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马得福不要，刘建国急了，嗓门大了起来：“你个碎娃子还犟得很！你爹活着的时候，我跟你爹那是啥关系？你爹走了，我连这点主都做不得？赶紧拿着！”
马得福只好拿着那十块钱，心里头热乎乎的，眼眶也跟着热了。他低着头快步走出刘建国家的院子，走到巷子口才敢抬手抹了一把眼睛。
从刘家沟出来，他又去了二爸家。二爸马德明是马德厚的亲弟弟，住在堡子梁村东头。马德明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家里也穷，但比马得福家强一些，至少过年还能杀得起一只鸡。马得福去的时候，马德明正在院子里给鸡褪毛，盆里的热水冒着白气，院子里弥漫着一股鸡毛烫过的腥味。
“二爸，我娘让我来还你钱。”马得福掏出十块钱递过去。
马德明接过钱，犹豫了一下，问：“你娘手里还有钱过年吗？”
“有呢。”马得福说。
马德明看了看他，没再说什么，从兜里掏出两块钱，说：“拿回去，给你和得贵兰兰梅花一人买两毛钱的水果糖，过年呢，娃娃们嘴甜点好。”
马得福接过那两块钱，道了谢，转身往回走。走到半道上，他拐进了村口的小卖部。说是小卖部，其实就是赵老四家在自家堂屋里摆了个玻璃柜台，卖些油盐酱醋、烟酒糖茶之类的东西。马得福买了五毛钱的水果糖，红的绿的黄的，包着透明的玻璃纸，花花绿绿一小把。他把糖揣进棉袄口袋里，用手捂着，生怕掉出来。
腊月二十六，没下雪，但天阴得更沉了。
李桂兰带着马得福和马得贵去地里看了看那三亩旱地。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的，叶子发黄，根也扎得不深，一看就知道明年收成好不到哪儿去。李桂兰蹲在地头，用手扒开冻得硬邦邦的土疙瘩，看了看墒情，叹了口气。
“得福，明年开春，得把靠沟边那块地深翻一遍，多上点粪。再往东边开两分荒地，种些洋芋，洋芋耐旱，好歹能填饱肚子。”李桂兰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你爹活着的时候，这些事都是他操心的，往后，就得靠你了。”
马得福点了点头，眼睛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山梁，没有说话。
腊月二十七，李桂兰蒸了一锅馒头。用的是面柜里那半袋陈年麦子磨的面，面不白，蒸出来的馒头也是灰扑扑的，咬一口有点发酸。但李桂兰在馒头表面点了几颗红曲，看起来倒也有了点过年的样子。一锅馒头蒸了十二个，李桂兰数了数，又算了算，说：“一个年三十晚上献祭，一个初一早上供祖宗，剩下的，一天吃一个，能吃到初七。”
马得贵在旁边咽了口唾沫，小声说：“娘，我想吃两个。”
李桂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从笼屉里拿了一个馒头递给他。马得贵接过去三口两口就吃完了，然后又眼巴巴地看着笼屉里剩下的馒头。
“行了，一人一个，剩下的留着过年。”李桂兰把馒头收到篮子里，挂到房梁上。
马得福把自己分到那个馒头掰了一半给兰兰，兰兰正拿着半块馒头在逗梅花玩，把馒头举得高高的，让梅花够不着，急得梅花“啊啊”地叫。马得福过去把半块馒头塞到梅花手里，在兰兰脑袋上轻轻弹了一下，说：“别逗她了，让她吃。”
腊月二十八，村里开始有了零星的鞭炮声。远处的山坳里，不知道谁家在放炮，噼里啪啦的，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着，显得格外响亮。马得贵趴在墙头上听了半天，眼睛亮晶晶的，回头对马得福说：“哥，我也想放炮。”
马得福没吭声。他知道一挂鞭炮最少要五毛钱，五毛钱够买一斤粗盐，够一家人吃半个月。他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那一块五毛钱，那是刘叔退回来的十块钱里，买糖花掉五毛之后剩下的。他本想留着明年开春买点菜籽，但看弟弟那个眼巴巴的样子，心软了。
“给你五毛钱，去买一挂最小的。”马得福从口袋里掏出五毛钱递过去。
马得贵接过钱，高兴得差点从墙头上摔下来，一溜烟就跑了。过了一会儿，他举着一挂红纸包的鞭炮跑回来了，脸上笑得像朵花似的。
腊月二十九，风停了，但天气更冷了，冷得像是要把人的耳朵冻掉。
李桂兰把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杀了。那只母鸡养了三年，早就不下蛋了，一直留着是因为实在舍不得杀，好歹也是个活物。但今年过年，总不能让孩子们连口肉星子都见不着。李桂兰杀鸡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刀刃在鸡脖子上拉了两下都没割断血管，最后还是马得福接过去，一手攥着鸡翅膀，一手用力一抹，鸡血“噗”地喷了出来，溅了他一手。
鸡褪了毛，剖开肚子，鸡胗子里头还有一些没消化完的玉米粒。李桂兰把鸡收拾干净，放到盆里用凉水泡着，说：“明天年三十，炖了它。”
马得贵蹲在盆边看了半天那只白条鸡，吞了好几口唾沫，问：“娘，鸡腿给谁吃？”
李桂兰看了他一眼，说：“一人一块，谁都有。”
腊月三十，大年三十。
天还没亮，远处就响起了零零星星的鞭炮声。马得福在被窝里翻了个身，伸手摸了摸旁边的枕头，空的。他爹在世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叫他起床，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但拍在脸上的力道很轻很轻。马得福睁开眼，望着头顶上黑黢黢的房梁，房梁上挂着的那个篮子晃晃悠悠的，里面是那十二个馒头。
他穿上棉袄下了炕，鞋子是露脚趾头的，他把脚趾头使劲往鞋里缩了缩，踢踢踏踏地走到堂屋。炉子里的火早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他蹲下来，用火钳扒拉了一下炉灰，找了几块没烧尽的炭头，又从灶台底下掏了些碎柴，费了好大劲才把炉子重新点着。火苗子“呼”地蹿起来，橘红色的光照亮了他瘦削的脸，脸上的皮肤被火光映得发红，映着眼底下的乌青格外明显。
李桂兰也起来了，头上裹着那条旧毛巾，开始收拾那只有点瘸腿的八仙桌。她把桌子擦了三遍，又在桌面上铺了一张不知道从哪找来的红纸，红纸已经皱了，边角也破了，但铺上去之后，整间屋子像是突然有了点颜色。
马得贵和兰兰也起来了，梅花还在炕上睡着，小嘴一张一合的，不知道在做什么梦。马得贵把那挂鞭炮拿出来放在桌上，用手摸着红纸包着的炮仗，爱不释手。兰兰把马得福买回来的水果糖摆在桌上，五颗红的、五颗绿的、五颗黄的，整整齐齐地码了三排。
李桂兰开始准备年夜饭。那只鸡炖上了，锅里加了满满一锅水，放了几片姜和一把干辣椒。没有葱，没有蒜，没有花椒八角，只有盐。但鸡肉的香味还是慢慢地从锅盖的缝隙里飘了出来，丝丝缕缕的，把整间屋子都灌满了。马得贵趴在灶台边上，鼻子一抽一抽的，使劲地闻着那个味道。
“哥，你闻闻，香不香？”马得贵吸溜了一下鼻子。
马得福也凑过去闻了闻，嘴角弯了一下，算是笑了。他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脸上的肌肉像是忘了怎么做出笑的表情，扯了一下嘴角，牵动着脸颊上冻裂的一道口子，疼得他嘶了一声。
太阳慢吞吞地爬到了正头顶，又慢吞吞地往西边滑去。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村子里热闹了起来，鞭炮声越来越密，这边刚响完，那边又炸开了。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和炖肉的香味，混在一起，成了大西北农村最地道的年味。
马得贵坐不住了，跑到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又跑回来，如此反复了好几趟。他终于忍不住了，抱起那挂鞭炮就要往外跑，被李桂兰一把拽住：“等天黑再放，哪有天不黑就放炮的？”
马得贵只好悻悻地把鞭炮放下，但手一直没离开过那根引线。
天终于黑了。李桂兰把炖好的鸡盛到一个大碗里，又把馒头热了，一人分了一个。一家人围着八仙桌坐好，李桂兰先往地上倒了三杯酒——其实不是酒，是凉水，但倒在杯子里看着像酒——嘴里念叨着：“他爹，过年了，你也吃一点。”
屋里安静了下来，只有炉子里的火发出细微的噼啪声。李桂兰念叨完了，拿起筷子，给马得福夹了一块鸡腿肉，给马得贵夹了一块鸡翅，给兰兰和梅花各夹了一块胸脯肉，最后给自己夹了一块鸡脖子。
“吃吧。”李桂兰说。
马得贵早就等不及了，抓起鸡翅就啃，啃得满嘴是油，吃得“吧唧吧唧”响。兰兰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鸡肉，咬完了还舔舔手指头。梅花不会啃骨头，李桂兰就把鸡肉撕成细丝，一点一点地喂给她。
马得福吃着碗里的鸡腿，嚼了两口，突然觉得喉咙堵得慌。他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他爹还在，一家人也是围着这张桌子，桌上摆着一盆炖鸡，还有一盘猪肉粉条，一碗炒鸡蛋，一盘凉拌萝卜丝。他爹喝了两杯散装白酒，脸红扑扑的，用筷子敲着碗沿唱起了秦腔，唱的是《铡美案》里包拯那一段，唱得荒腔走板的，把马得贵逗得笑倒在炕上爬不起来。
才一年的工夫，人就没了。
马得福使劲嚼着嘴里的肉，使劲往下咽，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怎么也咽不下去。他端起一碗凉水灌了一口，借着水的凉意把肉冲了下去，眼眶也跟着红了。他低下头，假装在啃骨头，把脸埋在碗后面，悄悄地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李桂兰注意到了，但她没有说什么，只是又给马得福夹了一块肉，轻声说：“多吃点。”
吃完饭，李桂兰把锅里剩下的鸡汤盛出来，用馒头蘸着汤吃了一个馒头。汤已经不多了，鸡骨头上的肉也被她细细地剔了下来，喂给了梅花。马得贵吃完鸡翅又啃了两块骨头，把骨头啃得白森森的，还舍不得扔，放在嘴里又吮了好几遍。
马得福把碗筷收拾了，李桂兰用灶台里的余温热了一锅水，一家人轮流洗了脸洗了脚。按老规矩，大年三十晚上洗脚，来年走到哪儿都能吃上饭。马得贵洗完脚，光着脚丫子在屋里跑来跑去，被李桂兰骂了一顿，只好乖乖地钻进了被窝。
夜渐渐深了，鞭炮声也稀了下来。马得福坐在炉子旁边，炉膛里的火光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的。他在想明年开春的事。砖瓦窑的活不能干了，天太冷，窑停了，要到开春才重新点火。开春之后他得种地，得把那三亩旱地侍弄好，还得在东边开那两分荒地。如果雨水好，秋天能收些麦子和洋芋，勉强够一家人吃。可那些债怎么办？还欠着刘叔二十、二爸五十、姑父八十、三婶子家二十，加起来一百七十块。他一个十三岁的半大孩子，上哪儿去挣这一百七十块钱？
他正发着愁，突然听见院子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那脚步声很轻，但在安静的夜里听得很清楚，“沙沙沙”的，像是有人在雪地上走路。马得福竖起耳朵听了听，以为是隔壁赵家的狗跑过来了，没太在意。
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他家门口。
“咚咚咚。”
有人在敲门。
马得福看了李桂兰一眼，李桂兰也听见了，把怀里的梅花搂紧了一些，眼睛里闪过一丝紧张。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在自己家里团圆，谁会在这时候来敲门？
“咚咚咚。”又敲了三下，这次重了一些。
马得福站起来，走到门口，迟疑了一下，伸手拉开了那扇破木门。
门外的寒风中，站着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
那人四十来岁的样子，穿着一件半新的军绿色棉大衣，头上戴着顶雷锋帽，帽檐上挂着一层白霜。他的脸被冻得通红，鼻梁很高，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的，不像村里那些男人，胡子拉碴的。他肩上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布袋子里不知道装了什么，沉甸甸的。
马得福愣住了，他不认识这个人。
那人也愣了一下，低头看着马得福，问：“这是马德厚家吗？”
马得福心里“咯噔”一下，点了点头。
那人又看了看屋里，目光扫过那只有点瘸腿的八仙桌、炉子上半锅凉了的鸡汤、桌上那几颗水果糖和几个馒头，最后落在李桂兰身上。李桂兰抱着梅花站起来，脸上带着警惕和疑惑。
“嫂子，我是德厚的战友，我叫陈建国。”那人说着，把帽子和手套摘了下来，露出花白的鬓角，“从兰州来的。”
马得福的脑子“嗡”了一下。他爹当过兵？他从来没听爹提起过。
李桂兰也愣住了，站在那里好半天没反应过来。她嫁过来的时候，马德厚就是个种地的庄稼人，她只知道他在生产队上干过民兵，从来没听说过他当过兵。
陈建国看出了他们的疑惑，苦笑了一下，说：“嫂子，德厚没跟你们提过吧？他这人，一辈子不爱提自己的事。我们俩是一九六九年一起入伍的，在陕西的部队上待了三年，一九七三年一起退伍。他回了老家，我分配到了兰州的一个单位。”
李桂兰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连忙把梅花放在炕上，腾出手来拉椅子：“他叔，快进来坐，快进来坐，外头冷。”
陈建国弯腰进了屋，把那帆布包和布袋子放在地上，看了看屋里的环境，眉头皱了一下，但很快又舒展开了。他坐在马得福搬过来的椅子上，把手伸到炉子上烤了烤，两只手骨节粗大，掌心有厚厚的茧子，一看就是干过重活的手。
马得福给他倒了碗热水，陈建国接过去喝了一口，目光在几个孩子脸上扫了一圈，最后停在马得福脸上，端详了好一会儿，说：“这是得福吧？长得真像德厚，眉眼像，鼻子也像。”
马得福不知道该说什么，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的。马得贵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被窝里爬出来了，光着脚站在堂屋门口，愣愣地看着这个陌生人。兰兰也醒了，趴在炕沿上，露出半个脑袋，眼睛忽闪忽闪的。
陈建国把布袋子打开，从里面掏出几样东西：一块猪肉，足有四五斤重，肥瘦相间，皮上还带着毛茬；一包糖果，是大白兔奶糖，包装纸上印着那只熟悉的大白兔；一包点心，油纸包着的，纸都被油浸透了，散发着甜丝丝的香味；还有两条烟，是“兰州”牌的。他又从帆布包里拿出两件棉衣，一件男式的，深蓝色，一件女式的，碎花布的，都是崭新的。
“嫂子，德厚走了，我来晚了。”陈建国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声音有些发哽，“我在兰州安了家，离得远，消息也不灵通。前些日子碰到一个咱一个连队的战友，他才告诉我德厚没了。我心里头……难受啊。德厚那人，好人哪，当年在部队上，我生了一场大病，是德厚背着我走了十几里路送到卫生队的，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就没命了。德厚背我的时候，他自己的脚上全是血泡，鞋都磨破了，他一声没吭……”
陈建国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低下头，用手掌根揉了揉眼睛。
李桂兰已经哭出了声，她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很压抑。马得贵光着脚站在地上，眼睛也红了，但他忍着没哭，使劲地咬着嘴唇。马得福站在炉子旁边，炉火烤着他的腿，热烘烘的，但他的后背是凉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终于没忍住，顺着脸颊淌了下来，淌到嘴角，咸咸的。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炉子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溅出几点火星。
陈建国抬起头，从帆布包里又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李桂兰：“嫂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多，你们先拿着过年。”
李桂兰接过信封，手抖得厉害，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崭新的十元钞票，整整二十张，二百块钱。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年收入不足五百块的农村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李桂兰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她把信封推回去：“他叔，这可使不得，你大老远来看我们，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这钱我们不能要。”
“嫂子，你拿着。”陈建国把信封又推回去，语气不容拒绝，“德厚当年救过我的命，这恩情我一辈子都还不完。他现在不在了，他的老婆孩子就是我的亲人。你要是不收，我心里头过不去。”
李桂兰看着手里那沓崭新的钞票，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她“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给陈建国磕了一个头。
陈建国吓了一跳，连忙弯下腰去扶她：“嫂子，你这是干啥？快起来，快起来！”
马得福也过去扶他娘，李桂兰被扶起来，坐在椅子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哭的不仅是这二百块钱，而是这半年多来所有的委屈、艰辛和无助，在这一刻全都涌了上来，像决了堤的洪水，再也收不住了。
陈建国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李桂兰，转头看了看马得福，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拍了拍，那手很重，很有力，像一块热乎乎的砖头压在肩膀上。
“得福，你今年多大了？”陈建国问。
“十三。”马得福说。
“上几年级了？”
马得福低下头，没说话。他爹死后他就没再去学校了，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虽然也确实交不起——而是因为他得在家里干活，得撑起这个家。李桂兰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三，最小的才两岁，他要是再去上学，这个家就真的转不动了。
陈建国看他不说话，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叹了口气，没再追问。
李桂兰哭了一阵，终于缓了过来，用那块手帕擦了擦脸，站起来说：“他叔，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热饭去。”
“嫂子，你别忙了，我在路上吃过了。”陈建国说。
李桂兰不听，端起灶台上那半锅凉了的鸡汤倒回锅里，又加了点水，把炉火烧旺了些，汤很快就冒起了热气。她把笼屉里剩下的两个馒头放上去蒸着，又从面柜里舀了点面，打了个鸡蛋进去，搅了一碗面糊糊，准备摊几张鸡蛋饼。
陈建国坐在炉子旁边，跟李桂兰拉起了家常。他问了马德厚生病和去世的情况，问了家里的地和收成，问了孩子们的年纪和名字。李桂兰一边做饭一边回答，说着说着又红了眼眶，但这次忍住了，没再哭。
鸡蛋饼摊好了，汤也热了，馒头也蒸软了。李桂兰把饭菜端到桌上，陈建国也不客气，拿起筷子就吃。他吃得很快，但吃相很斯文，不像村里那些男人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喝面条。马得贵站在旁边看着他吃，眼睛一直没离开过那块猪肉。
陈建国注意到了，夹了一块鸡蛋饼递给马得贵：“吃吧。”
马得贵看了他娘一眼，李桂兰点了点头，他接过饼子三口两口就塞进了嘴里。兰兰也凑了过来，陈建国又给她夹了一块。梅花已经睡着了，在炕上缩成小小的一团，盖着一床薄薄的旧被子，被子上的补丁摞着补丁，像一件百衲衣。
吃完饭，陈建国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村里有没有什么挣钱的门路。李桂兰说，这地方靠天吃饭，十年九旱，种地能糊口就不错了，哪有什么挣钱的门路。年轻人要么去砖瓦窑背砖，要么去煤矿下井，都是苦力活，又挣不了几个钱。
陈建国沉思了一会儿，对马得福说：“得福，你想不想读书？”
马得福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想，做梦都想。但想有什么用？家里这种情况，他能去读书吗？
“我想。”马得福的声音很小，但很坚定。
陈建国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夜已经很深了，墙上的挂钟“当当当”地敲了十二下。一九八八年，到了。远处又响起了一阵密集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像是要把旧年的所有晦气都炸个干净。马得贵也跑到院子里放了他那挂鞭炮，红纸屑在黑暗中炸开，又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雪地上，像一地的梅花。
陈建国站起来准备走。李桂兰挽留他住下，说这么晚了，路上黑灯瞎火的，又冷又滑，住一宿明天再走。陈建国说他在乡上有个熟人，已经说好了去他那里住，明天一早还要赶回兰州。
“嫂子，我走了。以后有啥难处，给我写信。”陈建国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这是我单位的地址，这个是我家的地址。有啥事随时找我。”
李桂兰接过纸条，千恩万谢地把他送到了门口。陈建国戴上帽子和手套，转过身来，弯腰摸了摸马得福的头，说：“得福，记住，你是你爹的儿子，要争气。”
马得福用力地点了点头，眼泪又涌了上来，但他使劲憋着，没让它们掉下来。
陈建国走了，脚步声在雪地上“沙沙沙”地响着，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村口的黑暗里。风又刮起来了，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马得福站在门口，望着那个方向，站了很久。
“哥，进来，冷。”马得贵在屋里喊他。
马得福这才转过身，关上了门。门板在风里晃了晃，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李桂兰坐在炉子旁边，手里还攥着那个信封，眼睛红红的，但脸上有了一丝这半年来从没见过的光亮。她把信封打开，把那些崭新的十元钞票一张一张地拿出来，在灯光下端详着，又一张一张地放回去，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信封压在了枕头底下。
马得福爬上炕，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盯着头顶上黑黢黢的房梁，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会儿是陈建国那张冻得通红的脸，一会儿是他爹倒在地上的样子，一会儿是那沓崭新的十元钞票。他想起了陈建国临走时说的那句话——“你是你爹的儿子，要争气。”
争气。怎么争气？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硬邦邦的，装的是荞麦皮，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枕头上有一个地方是湿的，那是刚才他偷偷哭的时候洇湿的。
远处又响了几声鞭炮，零零星星的，像是在给这个漫长的夜晚画上一个句号。炉子里的火渐渐熄了，屋里暗了下来，只有窗外的雪光映进来，把一切都罩上了一层幽幽的白。
马得福终于闭上了眼睛，在黑暗中，他好像看见了一点点光，很微弱，很远，像冬天夜里一颗冷冷的星星。但至少，有光了。
窗外，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风也小了。远处的山梁上，天地交接的地方，隐隐约约地透出一线灰蒙蒙的光。那是新年的第一个黎明，正在悄悄地来临。
一九八八年，正月初一。
马得福是被鞭炮声吵醒的。他睁开眼，窗外的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窗纸上那个破洞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小块亮斑。他坐起来，发现枕头上放着一颗大白兔奶糖，是马得贵放的，那小子已经起来了，正在院子里“噼里啪啦”地放鞭炮。
李桂兰在堂屋里忙活着，锅里煮着饺子。饺子是昨天夜里陈建国走后她包的，用那块猪肉剁了馅，掺了些白菜，面是早上起来现和的。饺子不多，一人能分五六个，但这是过年，能吃上饺子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
马得福穿上棉袄，趿拉着鞋走到堂屋，李桂兰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端到他面前，碗里还卧着一个荷包蛋。马得福愣了一下，抬头看他娘。
“吃吧，陈叔给的鸡蛋。”李桂兰笑了笑，这是马德厚死后她第一次笑，笑得有点生硬，但确实是笑了。
马得福端起碗，热气扑在脸上，暖洋洋的。他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猪肉白菜馅的，香得他舌头都快吞下去了。他慢慢嚼着，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吃过早饭，李桂兰把陈建国送的那件男式棉衣拿出来，在马得福身上比了比，大了些，但正好，他还在长个子。马得贵在旁边看着，眼巴巴的，李桂兰说：“你哥穿小了给你。”马得贵“哦”了一声，也没再说什么，跑出去找海军玩去了。
李桂兰又拿出那件碎花布的棉衣，在兰兰身上比了比，有些大，但也能穿。她把棉衣套在兰兰身上，把袖子卷了两道，兰兰穿着新衣服在屋里转了一圈，高兴得小脸通红。
马得福穿着新棉袄走出院子，站在门口，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还有两颗大白兔奶糖。他剥了一颗塞进嘴里，奶味在嘴里化开，甜丝丝的，一直甜到心里头。他抬头看了看天，天蓝得透亮，像一块洗过的蓝布，一丝云彩都没有。远处的山梁上，阳光把积雪照得白晃晃的，晃得人睁不开眼。
他突然觉得，这个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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