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北京八宝山，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林彪轮流守灵，没人提前走。毛泽东没在公祭现场，但他去了医院，对着那张盖着党旗的脸，鞠了三个躬。
回去之后，几天几夜没睡，写下那句"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句话，他这辈子只写过这一回。
1927年，中国最乱的一年。
北伐打完，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共产党的队伍一夜之间从盟友变成了猎物。秋天，一支疲惫的队伍从湘赣边界往井冈山走，这支队伍就是后来的秋收起义部队。人少、枪少、粮少，走着走着就有人想跑。
那时候，罗荣桓是特务连的党代表，二十五岁，湖南口音，话不多，做事稳。
连里有三个士兵想回家，他没拦。不仅没拦，还自己掏钱给垫了路费。
理由只有一句话——革命是自愿的，砍脑袋也不能强留人。
这是第一次说"可惜"。
1929年冬天，古田会议之前，毛泽东召集党代表开座谈会。会上，罗荣桓说了一件事：第九支队有个军官打人太狠，士兵给他起外号叫"铁匠"。他说这事的时候没绕弯子，直接说打骂士兵不是带兵的办法，必须废止肉刑。
这个"铁匠"的例子，被毛泽东原样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
同一句话，说了两遍，说明是真觉得晚。
古田会议后，罗荣桓被调到第二纵队当政委。那个纵队旧军队习气重，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克扣军饷、吃喝嫖赌，什么都有。他去了之后，没有搞运动式整治，把决议精神一条条念给大伙儿听，让各支部对照检查，把结果公布给全体党员。
有人抵触，他就发动群众讨论。少数不改的，群众盯着，也就老实了。
几个月下来，那个纵队脱胎换骨。前委看完这个变化，没说废话，直接把他调去跟林彪搭档。
林彪那个脾气，当时谁都知道。打仗有一套，但不好共事，之前的党代表换了好几个，没一个处得来。罗荣桓去了之后，政治宣传、军事训练、后勤保卫，样样安排得清清楚楚，林彪找不出毛病。
毛泽东听说后挺满意，跟旁边的人说：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1937年，罗荣桓要去前线，毛泽东把他新婚的妻子林月琴叫到窑洞里谈了半天。说的是：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但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人们的功过是非。
这话说完没几天，林月琴就送丈夫过了黄河。
1932年，宁都会议。这是一次决定很多人命运的会议。
王明那套"左倾"路线那时候在党内占了上风，讲的是"进攻、进攻、再进攻"，要夺取中心城市，要主动出击。毛泽东坚持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作战，被人扣上"右倾"、"守株待兔"的帽子，最终被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靠了边。
罗荣桓在会上替毛泽东说话，支持他的主张。结果很简单——他被划成了"宗派主义者"，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给撤了。
这一撤，不是一年两年。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始终被压着，罗荣桓也一直被压着。两个人的政治命运，锁在一起往下沉。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也倒霉。"
这句话说得轻，但它背后的分量不轻。那个年代，很多人在毛泽东失势的时候选择沉默，选择跟着风向走。罗荣桓没有，他在宁都会议上站出来说话，不是不知道后果，是知道了，也还是站出来了。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有了指挥权，罗荣桓也被恢复了工作。
但这段"同沉共浮"的历史，毛泽东记得很清楚，他对罗荣桓用过的词，翻来覆去只有两个字——老实人。
真正的老实人，是在你倒霉的时候还站在你这边的那种。
1937年春，罗荣桓当后方政治部主任，管供给。有个外国人要来延安参观，下面的人觉得毛泽东用的被子太破旧，让供给部换了一床新的。毛泽东知道后，发了一通脾气：为什么要换被子？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
罗荣桓听完，觉得说得对，马上让人把旧被子换回来。这事说起来不大，但能看出两个人的脾气——一个不在意面子，一个知道错了马上改。这种相处方式，比很多东西都要耐得住时间。
1938年底，毛泽东给罗荣桓一个任务。原话很简短：棋要先活山东。那时候山东的局势是烂摊子。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搅在一起，八路军的力量分散，各自为战，急需一支骨干力量去把这盘棋盘活。
罗荣桓带着两个团，走了将近三千公里。到梁山的时候，只剩一千多人。
他没有休整，挑了个硬骨头直接打——梁山日伪军，一营兵力，歼敌三百，把炮楼打出了黑烟。山东老百姓第一次听说，八路军里有个罗政委。
1939年3月，115师师部和686团进入鲁西，首战樊坝，全歼伪军一个团。紧接着陆房突围，以少胜多，歼敌一千三百多人。梁山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大队，四百余人。这几仗打下来，115师在山东站住了脚。
罗荣桓打仗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他后来把它总结成五个字：插、争、挤、打、反。插，就是插到敌人空隙里去；争，争取伪军反正；挤，挤走顽固派；打，打据点；反，反扫荡。五个字，把山东的局面一步步打开。
但真正让人服气的，是1941年秋天那一次。
那年11月，日军在山东搞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五万人马把沂蒙山区围了个水泄不通，115师师部、山东分局、战工会这些机关加在一起两千多人，被困在留田，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营，最近的日军距离七八里地。
开会讨论突围方向，有人说向东去滨海，有人说向北找山纵，有人说向西进蒙山。就是没人说向南——南边是临沂，是日军的大本营。
罗荣桓说，就往南走。理由是：正因为是大本营，主力全调出来扫荡了，里头反倒空虚。出其不意，往敌人屁股后面钻。
当天晚上，两千多人悄无声息地穿过三道封锁线，一枪没开，一个人没伤。
这个打法，后来被总结为"翻边战术"。敌进我进，不在根据地内跟敌人兜圈子，而是翻到边上去，插到敌人后方。
罗荣桓说，这不叫战术，叫战略。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因为每次蚕食，他都用翻边把外围的地盘给拿回来了。
毛泽东后来给中央的电报里写：只换一个罗荣桓，山东大局盘活。
但这一仗，也把他的身体打垮了。
1942年底，甲子山战役之后，罗荣桓突然开始尿血，有时候出血量很大，一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中央让他当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想请半年假休养，没批下来。
新四军那边有个奥地利医生叫罗生特，泌尿科专家，来检查了一遍，发现两个肾都有毛病，但没有X光机，确诊不了，只能保守治疗。
罗荣桓跟妻子林月琴说了一句话：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指挥山东部队大反攻，控制了津浦、胶济、陇海三条铁路，包围了山东所有战略要点，部队发展到二十七万人。山东那盘棋，活了。
1946年1月，到东北没多久，罗荣桓在沈阳突然昏倒。X光片子一出来，右肾癌变。
中央决定让他去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确诊之后，建议尽快去莫斯科动手术。他坐了几天火车到莫斯科，把右肾切了。术后伤口崩开，大出血，又缝了一次。
1947年春天复查，左肾也有问题，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医院的建议是疗养三年，每天工作不超过三个小时。
但那年国民党占了延安，他在莫斯科待不住了，直接回国。出院证上那些建议，等于没写。回到东北战场，他赶上的是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一个切了一个肾、另一个肾也有毛病的人，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东北战场上，继续指挥作战。
他在部队里推广"诉苦教育"，让士兵倒苦水、挖苦根，弄明白为谁打仗。这个经验后来被中央军委批转全军推广。
他还组建了东北二线兵团，一年多时间建立了164个独立团，光松江省一个地方，就动员了八万青年参军。
毛泽东听说东北局报告兵源不足，只说了一句：罗荣桓肯定有办法。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中央军委定的方案是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关在东北，然后各个歼灭。林彪一开始同意，部队已经调动完毕，围攻锦州的阵地已经布置好了。
到了10月2日，情况突变。
林彪在列车上收到情报：国民党从葫芦岛增兵四个师。他开始动摇，起草了一封电报给中央，提出考虑放弃打锦州、回师打长春，请军委同时考虑。
电报发出去的时候，罗荣桓还不知道。
等他知道了，他一宿没睡。
第二天一早，他拉上参谋长刘亚楼去找林彪，说中央批准的方案不能改，改了大局有变。林彪还在犹豫。罗荣桓把后勤数字一条条摆出来——三千万斤小米备好了，单程燃油够了，北平的傅作义被情报锁死，南边来不了。刘亚楼在旁边帮腔：该打。
10月15日，锦州拿下，辽沈战役大势已定。东北野战军随后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东北全境解放。这是三大战役的第一仗，也是扭转整个战局的关键一仗。
毛泽东后来在悼亡诗里写："战锦方为大问题。"这句诗，写的就是那个夜晚，那封电报，以及那个一宿没睡、拉着参谋长去找林彪的人。
建国之后，罗荣桓当了新中国第一任总检察长。
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只有一个肾，还带着高血压和心脏病。1949年4月，他在天津视察时突然晕倒，差点没撑过来。接受总检察长这个任务，他心里是有顾虑的——不是不懂这项工作，而是他知道自己的身体。
但他还是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1950年，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主导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写进去一句话："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句话后来一直用下来了。
1955年9月，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是开国十大元帅之一。但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1956年开始，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候一天好几次。他给军委写信，请求解除职务，中央同意了，让他休息。1960年，又把他请了回来，再当总政治部主任。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回来了。
1963年9月，肾衰竭引发尿毒症，住进北京医院，开始腹膜透析。12月15日，陷入昏迷。第二天下午，心脏停了。这一年，他六十一岁，是十大元帅中最早去世的一个。毛泽东七十岁。
公祭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邓小平致悼词，念到"不可磨灭的贡献"那几个字，声音压得很低。毛泽东没在公祭现场，但他去了医院。对着那张盖着党旗的脸，他鞠了三个躬。
回去之后，毛泽东几天几夜睡不着，写下那首七律——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最后那句，是："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话不只是说给罗荣桓听的。
是他在问自己。
他这辈子夸过的人不少，但像这样夸的，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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