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老同学志斌闲聊时问我，知道你爷爷叫啥名字不？我说知道，爷爷大名叫李有堂。又问，知道你爷爷的父亲叫啥名字不？我说知道，老爷爷大名叫李鸿元。我笑着说，还往上问吗，我爷爷的爷爷——我的老老爷爷大名叫李芳……这些祖辈先人，我父亲当年经常跟我们念叨。我说，受父亲影响，我把我的姐姐兄弟们农历生日和出生时辰，在父母盛年时就核实过一遍，免得将来有一天他们“黄金入柜”时，外甥子侄们一时搞不清楚他父母的生年生日，特别是出生时辰。志斌说，他问过周边许多人，大多知道爷爷叫啥，但爷爷的父亲叫啥就不甚了然了。他很认真地说，这是个问题啊。我却颇为遗憾地表示，尽管我能说出曾祖高祖的大名，但却不知道我的爷爷和奶奶，到底活了多大寿数。
父亲是抬掇回来的。老家把生养孩子叫抬掇娃娃，把抱养孩子也叫做抬掇。这个词很高级，将孩子抬着掇着，家族家门才能瓜瓞绵绵香火旺盛啊！奶奶不生养，爷爷从离我们村仅一里远的大柴棚村李姓本家，抬掇回父亲。父亲大名叫守先，所以我童年时听公社干部讲话，总是讲“首先”什么，“其次”什么的，心里很不舒服。我们高庄村的高、李、常是大姓，父亲那一辈是李家的“守”字辈，大柴棚跟父亲同辈的也是“守”字辈。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辈，高庄村是“建”字辈，大柴棚就成了一个单字儿了。再下一辈儿，“计划生育”已成为“国策”，虽然未必都是“独生子女”——我国农村不缺的就是“生产力”，农民兄弟永远都是“生力军”，故一家生两个三个的都有，但是起名字“跟”辈儿的人家少了，基本上是各唱各的调了。
对于我们家来说，高庄和大柴棚的李姓都是本家。俗话说：“生的不如养的亲。”高庄是亲，大柴棚是根。根也很亲。特别是大柴棚（后来搬到三十里外的快乐村）父亲的同胞大哥，是个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毛毛匠”，两个冬天带着父亲走家串户缝皮袄，手把手教父亲学会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父亲跟大爷亲着呢。
貳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男怕正当午时，女怕半夜子时。”我们童年少年时，母亲总是在冬夜，一大家人闲坐在土炕上聊天开心之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老子生在正当午时，命硬，把你爷爷奶奶都给“妨”死了。母亲一说到喝洋烟（鸦片）死去的奶奶，就会控诉我那已经离开人世间半个多世纪的爷爷。母亲并未见过爷爷奶奶，但听我的二奶奶和三奶奶“闲坐说玄宗”，讲述当年帅气的爷爷“串门子”（外遇），奶奶管不住，气忍不过，就喝了洋烟土；喝下去立马后悔了，嚎啕大哭说，我舍不得喜喜，舍不得喜喜！喜喜是奶奶对我父亲的昵称。据说，父亲是爷爷用一斗米从大柴棚换回来的，所以乳名叫换喜。虽然家人们七手八脚忙着灌凉水，用风箱对着奶奶的面部和胸口使劲吹，希望吐出胃里的洋烟来；奶奶也放不下父亲，哭着挣扎着想活回来，但是越来越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一口气出不上来，最终回天乏术，撒手西去！
父亲本来就沉静少言。母亲讲到这件事，父亲没有表情，也没有表态，一如既往地嘶嘶吸着旱烟锅子，平静地听着母亲“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姐弟五人，从未听到过父亲说起奶奶多大年纪去世，这也许是父亲永远的痛吧，深埋心底，永不揭开。我的女儿经常说，她在小学、中学、大学乃至于出国留学读博的同学中，是记忆力最好的，但是不及爸爸。我对她说，我的记忆力不如你爷爷。我说的是实情。我现在刚年过花甲，很多人，很多事，总是话到嘴边儿，眼前隐隐然还能显示出某个人与某件事的面貌与图景，但就是叫不出那个人的名字，也说不出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来着。二十多年前，父亲母亲七十来岁，我正在写《母亲词典》，常常攒一大堆有关人情物理、风俗习惯、耕田种地与二十四节气等相关的问题，记在小本子上，等到年节时回到家，盘腿坐在炕上，一条一条地向父母请教。粗略的事儿，母亲也能说个大概，但一到具体细节（特别是具体到年份季节），母亲就不灵啦，笑着说，记不得啦。而父亲总是慢悠悠地吸着烟，慢悠悠地把所有的问题，都能说出个来龙去脉，子午卯酉，事后你再拿其他的人和事旁证互证，若合符契。而且，每一次所有问题答毕，父亲还会笑问一句：还有啥问的哩？
但是，铁记性的父亲，很少对我说起奶奶与爷爷的事，特别是奶奶，只字不提，更是从未跟我讲过奶奶和爷爷的寿数。为此，近期我问过姐姐、大哥和二哥，他们都说父亲没有说起过，只知道奶奶去世时父亲五周岁，爷爷去世时父亲十一周岁，这个，我们都知道。俗话说：“记事记事。”一般孩子从四虚岁就开始记事了，何况铁记性的父亲已是五周岁，应该记得奶奶去世时的岁数与情景。只是，我想，父亲是，伤心事，不忍说。我和姐姐哥哥们共同推演了一下：按常情论，往大里说，奶奶十六七岁、爷爷二十上下结婚，奶奶最多过四五年即二十岁左右不开怀（即不生育），就应该抬掇父亲了。这样推算下来，奶奶离世时至多二十五六岁。今天看来，正值花季，青春嫣然，却抱着无限的怨恨与不舍香消玉殒，沉沦于那个无人知晓的黑暗世界，让她的儿子如何去言说那一桩椎心泣血的悲惨往事呢？作为儿子，我以为父亲还是不说的好吧。
叁
女儿近日打电话对我说，无法想象，爷爷一个孤儿，是怎样把自己拉扯长大的？我也曾跟父亲聊天时说，大大一个人，童年就没人照管了，太苦了。父亲说，不苦，有姥姥看好哩。父亲的姥姥家，在距离我们村十五里的南辛庄村。养母死了，姥姥就把小外甥（家乡把外孙也叫作外甥）接走，把对女儿所有的爱，倾注在小外甥身上。父亲的姥姥——我的老姥姥，每天深夜给父亲缝衣服，衲鞋底，做鞋子，从五周岁那年开始，做以后每年冬天穿的棉衣棉鞋，夏天穿的单衣零鞋，春秋两季穿的裌腰裌袄，五年时间里，每年度量着鞋加线、衣加寸，做够了父亲十三四岁穿的所有衣服鞋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头顶上那唯一一朵五色祥云，给狂风吹散了！老姥姥秋收时坐在高高的拉庄稼秸秆的马车上，一阵大风刮过，从秸秆上跌落下来，偏瘫了，失语了，给小外甥做起的全部衣服鞋子，也不知被“风”吹到哪里去了！
我的奶奶“走”后，爷爷立刻把“相好的”寡居的后奶奶取进门，一年或者两年后，便生下了父亲的妹妹——我的姑姑。俗话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父亲十周岁回到爷爷身边，据说后奶奶对父亲还行，但父亲却从来不叫妈。后奶奶说，换喜，吃饭啦。父亲只答应嗯。没过一年，爷爷便给父亲承揽下一群牛，让父亲去放牛。时年十一周岁的父亲没吭气，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远方表叔，一起去紧贴县城东边的安祥寺村（故乡人读作“南墙事”）打短工。爷爷得信儿后，追到村口，说，去哩？父亲没抬头，说，去哩。父亲人和善，长得也好看，财东（地主）夫妇不忍心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受重苦，便打发父亲去庄户地里赶鸟撵牲口，每年给七个大洋工钱。这些都是父亲亲口给我讲的。直到晚年，父亲说起来，还念叨财东夫妇的好呢。那时，应当是1943年吧，离全国解放还有六个年头。爷爷和后奶奶“两杆枪”抽洋烟，家里穷得叮当响，根本顾不上父亲。一年后，大约时年顶多三十五六岁的爷爷，也病故了。后奶奶带着三四岁的姑姑，改嫁到东沙堆村（堆，读作锥）。
父亲很疼自己的亲妹妹。尽管父亲是抬掇的，姑姑却是爷爷的亲生骨肉。只是姑姑童年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多天气，年仅三四岁的姑姑，未必记得起来。姑姑的长子结婚时，有三拨儿舅舅：从传统风俗观念来讲，父亲虽是爷爷的养子，却属于爷爷名下唯一的儿子，是“法统”“法理”上的亲舅舅；后奶奶没有嫁给爷爷之前，在本村李家育有一子，我们叫大爷，也是姑姑同母异父的“隔山”哥哥——属于“隔山”舅舅；还有后奶奶改嫁到东沙堆生的“隔山”舅舅们。古云，国之大事乃祀与戎。对于早年的农村社会来说，家之大事乃婚丧嫁娶。最隆重的仪式是“坐正面”。父亲当然是男贵宾一号桌上的“正面”，难就难在母亲所在女贵宾一号桌的“正面”，如何安排？从乡俗上讲，母亲是正统正牌妗子，是当然的“正面”；可是我的后奶奶还健在——姑姑的亲妈，新郎表哥的亲姥姥，应该坐在哪里呢？“代东的”（相当于现在的“总管”）跟母亲商量怎么坐？母亲大声说，李有堂的亲外甥娶媳妇哩，您看咋坐就咋坐。母亲当仁不让“正面”，即等于“自绝于”姑姑一家老小。后来母亲对我们豪气地说，我给我婆婆报仇哩！但童年时的我，一直没有那种“复仇”的快意。后奶奶和姑姑，也是从苦水中泡出来的。最作难的是我的父亲。几十年后还跟我说，路过去看看你姑姑。家乡俗谚说得好：“走得亲，尔得生。”尔者，放下也。数十年间没几回来往，如何去打探敲开姑姑的门呢？这是个问题。父亲每年——特别是晚年，都要去看望姑姑，但姑姑和家人基本不登我们家门。不过，俗话说“人老归父相”，我所能得到者，只是依稀从姑姑的大体面相与身材轮廓上，仿佛看见了当年俊朗风流的爷爷的影子。
肆
爷爷去世后，二爷爷立马把父亲接回村，父亲披麻戴孝送走爷爷，便跟着二爷爷二奶奶一起过。二爷爷姓黄，是老奶奶带过来的。老爷爷李鸿元的第一任妻子生下一子一女，一子即我的大爷爷李继堂，过世得早，我只见过他的儿子——我的大爷；后来的爷爷们，都是第二个老奶奶生的，二爷爷黄登亮，三爷爷李忠堂，我爷爷李有堂，五爷爷李掌堂。我爷爷和五爷爷走得早，二爷爷和三爷爷我幼年时见过。二爷爷晚年有点疯疯癫癫，清醒时跟父亲说过，这病，没准是当年做买卖，秤高秤低伤着点儿（指良心）。二爷爷的内心有些反悔自责。不过，我童年时常听他老人家说，“败兴不烂兴”“扳倒泰山做枕头”，可见是个怀有豪情壮志的人。早年间，这几个爷爷和我大爷，在二爷爷黄登亮的带领下，家道日渐兴隆，三进三出的院子，已盖起二进二出，大门可以进出四套大马车。几个爷爷和我大爷各有分工：二爷爷负责商业运营（开粉坊）；三爷爷带领长工们耕田种地，作务几十顷庄户；我爷爷据说长得牌面好，穿戴时新，骑着油光的高头骡子，负责到各村要账；大爷李守官负责赶着四套马车，搞长途运输，常年打尖住店，听下一肚子“古记”，当年经常给我们小兄弟“说书”；五爷爷最小，肩负着光耀门第的重任，专心读书。
后来，兄弟分家，好景不长。我爷爷已然养成“吃喝嫖赌抽”的哥们义气，最早败光家业。到1950年全国“土地改革”，按照阶级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我父亲属于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雇农，大爷家是下中农，三爷爷家是中中农，比较富裕的二爷爷黄登亮属于上中农。大爷家分到了后院；我们家和三爷爷家平分前院的五间正房，我们家住东边的两间半，堂屋共用；二爷爷分到三间东厢房；三间西厢房，由北到南，两间公共碾房全村都用，还有一间公共茅房；五间南房，除中间偏东一点的大门楼，其余是牛马圈和柴草房。据父亲说，柴草房就是当年的粉坊。俗话说：“西不香，东不臭。”故茅厕在西，粉坊居东。这个旧院子里的大致布局结构，我依稀记得一些残留的轮廓，可以想见当年的“繁华”。“土改”时，父亲善良，未曾从地主老财家拿回过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只是从“斗争”过的现场，捡回几本小书，我收藏至今。
我姥爷家的遭遇亦大同小异。姥爷大名叫李周。老姥爷过世早，姥爷十七周岁即领起家业，奉养寡母，拉扯大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为他们各自娶妻、出聘成家。姥爷后来跟我爷爷成为莫逆之交，所区分者，姥爷不嫖不赌只是抽，也败光了家业。二老当年过着好光景，不时聚首，推杯换盏，酒酣耳热，再点上两个“灯泡”（抽洋烟），晕乎乎击掌约定，此后生下孩子，同性结义，异性结婚。后来，二爷爷黄登亮领着我父亲到十里外的南口前村，找到姥爷，试探着提亲。姥爷当年竟如季布一诺千金，恩允成婚。在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十六周岁的父亲，与十七周岁的母亲喜结连理，组成一个小家庭。
伍
展眼间，小家变大家，儿女忽成行。一家大小猛增到了七张嘴，嗷嗷待哺。养家糊口，四字千钧！父亲成家后，听从母亲的谋划，去寻找大柴棚的同胞大哥（多年前奶奶大爷等全家已经迁到二十里外的快乐村）——我的大爷李守英，投师学艺，学了两年“毛毛匠”。父亲渐渐成为方圆二三十里缝皮袄的大把式。本来解放初期，父亲是共产党员，十六七岁就担任村里的团支书，但是小农意识作怪，为了“耍手艺”挣点现钱，那会儿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外出“耍手艺”就不能正常开会，后来退党了。晚年跟我说起来，父亲颇有些遗憾。他说，那时候是党团支书村主任，团支书要排在村主任前面。说明父亲很在意。农村人，一年忙三季缓一季。父亲则是一年四季都在忙，冬天尤其忙。从我刚记事起，就记得父亲先是带着两个徒弟，一个是大表叔——南辛庄老姥姥的长孙，一个是母亲的二弟——我的二舅。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在方圆二十里地盘带徒弟，纯属报恩。父亲是在报达姥姥的抚育看好之恩，报达岳父的不曾嫌贫爱富嫁女之恩。但这俩徒弟都有点笨，好几年出不了徒。有一次，父亲带着二舅到姥爷所住的南口前村，给本家亲戚缝皮袄。姥爷对父亲说，李女婿，该教了。言下之意，父亲是刻意不想“教会徒弟”，藏着掖着留一手呢。当着姥爷的面，父亲铺开两张羊皮，一边用尺子量，用铅陀儿画，一边嘴里念叨着裁剪的尺寸，同时用裁刀熟练地推裁着整块儿带毛羊皮，三下五除二，裁好左半片。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然后，父亲把工具交给二舅，说，同样尺寸做法，你裁右半片。二舅踌躇比划了好一阵子，拿起尺子，放下裁刀，再拿起，再放下，满头大汗，不敢下刀。姥爷全明白了。
我们家最红火的时候，同时出动两班人马。父亲带着二哥，母亲带着大哥，走家串户缝皮袄。母亲心灵手巧，看父亲做两遍就会。母亲常说，冬三月，坐在热炕头上，吃香的，喝辣的，除了赚个肚儿圆，每天还能挣下十几块钱。当年的十几块钱是个啥概念？我五叔当民办教师，起初每月也就五块钱工资；若干年后我的高中生活费，每个月也就七块钱。一到冬天，父亲大哥二哥，吃得油光满面肉哈哈的。在那个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肉哈哈是一个多么令人艳羡的褒义词啊！我们家的大红柜顶上，一溜儿摆开四瓶瓶装“六麯香”白酒，啥意思？显摆呗——有女儿的就愿意嫁给这样的殷实人家，所以叫“晃媳妇”。父亲是个手艺人，到哪家干活都得给烫上一壶酒，可惜父亲量浅，指头肚大的三钱小酒盅，父亲顶多两盅，头一盅，两眼泛红，第二盅，满脸通红，说话大喘气，属于典型的酒精过敏综合征。大哥二哥和小弟更甚，滴酒不能沾唇。大哥少年时给本家大爷娶儿媳妇端盘子，闻见盘子里锡酒壶飘出来的一丝酒气，便醉得浑身发软，上厕所都得人搀扶。我的酒量却是那时练下的，趁母亲不在家，用改锥偷偷将酒瓶铁盖儿开启，用舌尖舔一点儿，再盖上，四瓶酒，逐个来，五六岁，童子功。母亲看着每瓶酒都在渐渐地平均地变少，笑着说，这好酒就是挥发快。她老人家哪里知道都挥发到三儿子的肚子里去了！我们家也是高庄村第一个买自行车的，飞鸽牌，二八车，推到街上，闪瞎人眼。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可是那个时代标准的“三大件儿”啊！谁家有了大事情，才敢登门借车，来人低着头，没脸脸地对我妈说，四嫂（也有叫四婶的），借借车子，那个灰猴跑了！夫妻打架，媳妇跑了，寻死觅活，出了事不得了。母亲忙说，还说啥，快去追呀！
但辛苦也是真的，主要是连明昼夜打熬着睡不了觉。有些公社干部家的活儿，要带回我们家里做，常见哥哥们缝着缝着就点头打盹，针扎到指头上一激灵，醒来了，继续缝。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十六岁的我，成为父亲的“末代徒弟”。想当年，每到冬天，父亲的自行车一停，胳吱窝夹着“毛毛匠”工具包，往哪个村子街头一站，便被村民抢着拉走了。可是这年冬天，走到哪里都没活干，熟人见面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便走开了。我对父亲说，改革开放了，大家都穿挂面大氅，没人穿白茬皮袄了。不过说有也有。我和父亲只在靠山根底的许家洼和沙家寺两个村子，各做了一两家，再没人用了。本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改革前沿的云水庄、西安峪、南口前，以前都是缝皮袄的大村，而今都不用了。父亲情绪低落地对我说，咱们再走一个村子，没人缝，咱就回家。终于走进公社所在地马营庄的时候，父亲跟大家闲聊着，一旁蹲着的全公社最有名的“鼓匠”瞎计有，跟父亲搭话。他说，老李，缝个皮裤多少钱？父亲说，自己备料，一般大皮袄十块，小皮袄八块，皮裤六块，收你五块。（前天我打电话问大哥缝皮子的价码，大哥说，按羊皮的张数算哩，早期缝一张羊皮五毛钱，后来收一块钱，再后收到了两块钱。）当时，街上有人拉过父亲提醒，不敢给他缝，拿不回钱来。父亲说，嗨，怕啥哩。
父子俩高高兴兴开张了。一般做皮裤，裆要薄一点，避免走路时鼓囊囊的。但父亲特地给瞎计有把裆做得稍厚一点。父亲说，他当“鼓匠”，冬天吹唢呐叉腿蹲在板凳上，裆薄了受冷冻。赶趁了一日一夜，次日黎明齐活儿。瞎计有用手边摸皮裤边往街上走，当街大喊大叫：李守先，你是有名的匠人，欺负我没眼人，把裤裆做得这么厚，你叫我咋走路呀！父亲忙说，计有，我怕你受冷冻哩。瞎计有更加大声叱骂。我愤怒得要跟他论个究竟。父亲却说，算了，没眼人，也可怜。父亲平和地说，计有，你若想重缝，我就给你重缝；你若觉得不用重缝，我就不收你的钱了。街上出来几个看热闹的人，瞎计有便不再吭声。俗话说：“买卖匠人，挣得是好人的钱，受得是赖人的气。”老家还有一句俗谚：“云里的日头瞎子的心——歹毒！”我绝无诅咒歧视古今中外所有瞽者之意；至少，我少年时期所遇见的瞎计有，是配得上这句话的。往日一说回家，我跨上自行车，带着父亲飞驰而去。这一天，还早，我推着车子，父亲默默跟着。路上，我尽量找些开心话题，跟父亲聊着。快到村口，我抓起父亲的手，看着这只从十六岁就拿针的父亲的右手，食指的第一个指节，永远地向右弯曲着，大拇指的指头肚子，硬茧如黑铁壳。父亲从十六岁学艺，到我十六岁学徒，已然熬过三十多个春秋。我对父亲说，大大，这营生咱不做了！
陆
从此，父亲“金盆洗手”。关于“大大”的称呼，需要解释几句。北京人将“大大”读作dàdà，一般称呼长辈如伯伯、叔叔，或者父亲的同辈好友等。在我们家乡，“大大”是对父亲的专称，读作dādà，庄严而敬重。由于第一个dā音，没有相对应的字，只好也用“大”字来替代；“大大”也叫“大”，单字的“大”，读作dā，庄严敬重之外，又有一种亲昵。据说“大大”与边疆少数民族统治者有关。我的家乡在雁门关外，远古以来即属于汉胡拉锯的古战场，自然也属于汉胡杂交之地。著名传记作家、学者李辉兄曾在《雁来燕去，二十春秋》（发表于2010年12月号《书城》，选入2011年第4期《新华文摘》）一文中描写在下的形象：“晋人李建永——相貌彪悍，看似颇有契丹人的塞外风采，实则心细如发，且忍耐力惊人……”，似乎在我的身上仍然流淌着“胡人”的血脉。故“大大”这一称呼，最初应该是“鞑靼”（dádá）之类的谐音吧。十三四年前，有次回家，母亲对我说，电视台来咱家，给你大拍电影儿。我惊问，啥电影儿？母亲说，让你大坐在炕上摆架势缝皮袄，他们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蹲下忙慌着照相。我说，那是拍电视专题片吧——哪里的电视台？母亲说，听说是“匠人”“工匠”啥的，不知道是哪来的。我想，是不是应景儿来拍“大国工匠”“工匠精神”什么的。我找了找父亲留下的那些缝皮袄的作杖（工具），没找到。当年，我曾郑重其事跟父母要求过，把父亲“耍手艺”的所有作杖留给我，将来做个纪念。我问父亲，大大，作杖还在不？父亲说，应该在哩。但我再未见到过。
2010年11月某日，《北京晚报》副刊编辑李峥嵘打电话说，“五色土”副刊拟开辟一个“私人史”专版，希望我能写个“开篇作”。我们简单沟通了一下，我答应先写两篇。第一篇写父亲，题为《父亲的吃、算、记、行》，发表在2010年12月1日“五色土”副刊“私人史”专版；第二篇写母亲，题为《对母亲，羞说了解》，发表在2011年9月7日“五色土”副刊“私人史”专版。其实，所有真实记录父母乃至亲人们身世的文章，亦不妨看作是“私人史”吧。当年写的那篇文章，正好记述了父亲的“四好”，即胃口好，算力好，记性好，脚力好。谨引用其中吃与算的部分。
先说吃。“我的故乡在雁门关外，村庄很小，仅六七百口人。村南十里有两座高峰，一座叫馒头山，一座叫草垛山，都与吃有关。老辈人常说，人有馒头，畜有草垛，庄户人的风水宝地啊！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村有三个能吃的汉子。第一个，把两臂张开躺在地上，让人在他的两条胳膊上排满菜瓜，然后坐起身，把小碗口粗细、二尺长短的十几条大菜瓜，一口气吃进肚里。第二个，让人选择一片长得最稠密的萝卜地，他一屁股坐在那里，把只要能够得着的胡萝卜全都拔起来，一边用萝卜缨子擦去泥土，一边咔嚓咔嚓将之全部消灭。第三个，在每年冬季为生产队看场的时候，将一大升子（约4斤）玉米炒熟，不紧不慢地吃个精光。多少年来，村子里一茬一茬的愣头后生们，对打破吃萝卜和吃菜瓜的纪录，还曾跃跃欲试；但对一鼓作气吃掉一升炒玉米，却从来未敢问津。这第三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再说算。“俗话说：‘离娘三分善。’父亲少孤，五岁失母，十一岁丧父，一生只读过两个冬天的书，但他可以粗略地读报纸，熟练地打算盘，心算尤其厉害。可是父亲从不算计人，只是喜欢通过‘算计’来帮助他人。庄稼汉一年春夏秋三季忙活，冬季清闲，买卖人常在冬闲时走街串巷，兜售生意。那个年代农村的买卖多是以货易货，算起来比较麻烦。比如，用粮食换豆腐，一斤黑豆换一斤六两豆腐，一斤玉米换八两豆腐，一斤黍子换九两豆腐；那么请问，一斤七两三钱豆腐需要多少黑豆？多少玉米？多少黍子？其实，这也不难算出。关键的问题是，‘天津上海到北京，卖的都比买的精’。卖豆腐的为了‘捉哄’那些农村家庭妇女，常常带着一杆‘老秤’（十六两合一斤）。家庭妇女们怕被卖豆腐的‘捉哄’，便用自家的‘新秤’（十两合一斤）把粮食称出来，而卖豆腐的又用‘老秤’给她们称豆腐，你来我往，几番折冲，那些没有上过学的家庭妇女，还不得让卖豆腐的给搞晕！但有一个人永远不晕，那就是我的父亲。父亲总是远远地蹲在墙角晒太阳，一边跟乡亲们拉着家常，一边不时扭回过头来慢悠悠地对豆腐交易双方说，张三的黍子可以割几斤几两豆腐，李四的黑豆可以割几斤几两豆腐，刘二麻子的玉米可以割几斤几两豆腐，并且将‘新秤’和‘老秤’换算得一清二楚。村下地带，三乡五里，路上遇不见，桥上也能碰见。故买卖人只要看见父亲在场，一般不敢哄人。”
柒
我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儿子，姐姐是老大。母亲没有婆婆照应，一人拉扯着几个儿女，累草了，生下我，不打算抬掇。十岁的姐姐大哭不止，父亲也在旁边帮腔，用破布裹起来的我一哭一蹬小腿儿，露出了红红的小膝盖。父亲说，你看，就像个鸡蛋。姐姐趁机哭闹……母亲心软了，唉了一声，对姐姐说，留下他你就得看他。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因我而辍学，帮着母亲带我。父母亲到了晚年，我从北京回老家探望的次数逐渐增多，差不多一月一次，给二老带点好吃的，给父母剪一剪指甲，盘腿坐在炕上（楼房里专门做着木炕），跟二老和家人们唠嗑唠嗑。姐姐经常当着母亲的面打趣说，幸亏当初没捏死。母亲呵呵笑着，父亲也围着我转悠，其乐融融。
我小时候喜欢围着父亲转悠，母亲说我是父亲的“肉尾巴”，走哪跟哪。由于跟着姐姐哥哥认下几个字，我瞅见墙上贴的报纸就念。小小年纪蹬爬在窗框上，把自己家房檐下三根粗檩条的里面和外面，都写满了粉笔字；母亲那么爱干净，居然没有为此打过我，也难得。姥爷说，三外甥长大没准儿是个喝墨水儿的。农家人，孩子多，谁几个月开始说话，谁几个月开始走路，没人在乎。我到底是几个月开始说话的，从来没人告诉过我，问起来也说记不清了，只是童年时母亲老骂我“嘴叭溜舌五经四书你啥也会说，就是灰起来就不觉啦”——正面解读，应该是口齿伶俐，说话比较早。母亲只要跟人讲起我从小“调歪”的故事，必然说，谁见过月毛娃娃跌地哩？母亲在我们家也讲述过不止一千遍——我刚满月之后的某日，脚南头北平睡在炕上的荞麦皮布袋上，母亲跟二奶奶三妈在另一间屋子里拉呱，听见我哭得越来越厉害，母亲想过去看看，三妈说，蝎螫螫的，月毛娃娃，能哭得跌个牙哩（没长牙），还是能跌个地哩（不会爬）！等母亲回到房间，我真的跌在地下仰面大哭，一哭一挺，已经挺到离炕根儿五六尺的大红柜跟前了。据父亲说，我一周岁就开始记事了。父母亲带着刚过周岁的我，去与我们山阴县搭界的应县段庄村母亲的二舅家探亲。我看见大门口拴着一匹大红马，回来跟姐姐哥哥学说了好几天，惦记了很长时间。父亲酷爱看戏，不管白天下地干活多苦多累，只要邻村唱戏，父亲晚上必定带我去看。父亲说，三三记性好，或许将来能识个字儿。三四岁的小孩儿看戏，能懂个啥，只看见各色人等花花绿绿跑过场，看着看着就眼涩了。父亲脱下上衣盖着我横抱着看戏。戏散了，我醒了，翻身骑在父亲脖子上，用手摩挲父亲左耳朵上面靠前点的一块蝲蛄疤，听父亲讲说着戏里的故事，几里夜路，倏忽到家。
父亲绵善，从小没人疼爱，故爱儿惜女如珍宝，从不打骂孩子。姐姐一生只挨过父亲一巴掌，至今说起来仍像得了个金奖似的；大哥因吃饭时无声地伸舌头吐葱花，被父亲狠狠地瞅过（现在人们叫“软暴力”），这就算最重的惩戒了；二哥和小弟好像连一巴掌都没挨过。我是个例外。母亲火爆性气，所有儿女都打过，但打我是日课。俗话说：“男孩儿顽顽是好的，女孩儿顽顽是巧的。”对我来说，“好”倒也谈不上，但顽皮煞道无法无天却是真的。母亲打我骂我，如果是我真的犯错了，打得对，我便硬着骨头默然领受；如果冤枉了我，打错了，我劈头就骂，什么难听骂什么。父亲嘴贵，从不多言，更不说脏话，故不能忍受我满嘴吐脏话。譬如哪天母亲错打了我，我就骂，母亲更打，我就更骂，越骂越难听。父亲怒不可遏，加进来“混合双打”，我便“混合双骂”，骂父亲，X你妈李守先！骂母亲，更连带着姥爷骂，X死你妈李周！母亲用棍暴捶，父亲用脚暴踢，越踢越骂，越骂越捶，半天工夫垫进去了，无人营救。直到小脚二奶奶走出来，喝一声，往死打呀！我父母敬重二奶奶，立马停住手脚，我再骂一句，也不打了。菩萨般的二奶奶来何迟也！记下这些，毫无怪怨父母之意，只是“还原历史”“立此存照”而已。慈爱的父亲加入“混合双打”，至少有两三次吧。顽皮煞道如我者，不打如何管教！
捌
尽管母亲对童年时期的我，“打了不过瘾，杀了又过分”，但父母偏我也是真的。在我的整个童年少年时，农村吃饱肚的日子屈指可数，想吃好的只有逢年过节。特别是中秋节，瓜果熟了，黍子也可以“找”（读如照）一点熟的，碾成黄米，做成黄澄澄软精精的素糕和油炸糕，那叫个美味啊！俗话说：“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对于一般农家来说，中秋节这一天拥有的好吃喝，太豪奢，太丰盛。有大西瓜，秋子果子，有父亲亲手打制的月饼，母亲亲手宰杀的大公鸡，或者到哪家杀了猪的割上一斤肥肉，再加白菜、豆腐、山药箭箭（即土豆条，形似箭杆）、粉条加鸡肉或者猪肉，炖上一大铁锅大烩菜，母亲一边用大铜勺子搅和，一边笑着说，“三打一和搅，肉往哪里跑”“豆腐粉条子，一砍一勺子”，砍相当于㧟，拿勺子用力“砍”下来盛菜的夸张说法。母亲把全家六口人六只碗，一长溜摆在靠近锅台的木炕沿上，每个碗平均盛菜，平均布肉，各人领一碗。吃饭时，父亲坐正面，母亲坐炕头，本该是大哥二哥分别坐在父亲左右两边，但在父亲和大哥之间插进了我，母亲和二哥之间插进小弟。虽然平日里母亲找我压碾——我那时只有四五六岁，与小兄弟们玩得正起劲儿，忽然被母亲拎着脖子“抓壮丁”似的抓走，不免愁眉紧锁，噘着嘴巴嘟嘟囔囔骂骂咧咧，极不情愿地去帮母亲推碾子，惹得母亲勃然大怒，叱骂我“又馋又懒，馋懒相随”；但在吃饭时——特别是中秋节这种重大节日吃饭时，母亲便会笑着说，“三馋猫，赏你一块肉”，把自己碗里的一块大肉夹给我，父亲也夹肉给我，二哥也给，我均欣然领受。素糕和油炸糕，豆芽小白菜土豆丝凉拌菜，各吃各挑，各人管饱。俗话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当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的时候，清凉的院子里早已摆在桌上供奉月亮的瓜果月饼等好吃的，被明晃晃的月亮慢慢地照耀并馨飨一番。过了好大一会儿，父亲把最大最圆的月饼切成八等分（留给出嫁的姐姐并姐夫两份），一人一份；大西瓜切成花篮形状，六人均分；苹果也是按个儿均分。各得其所之后，父亲母亲二哥又把自己的那份，分给我一些。
就这样，我那平日里没积攒下几滴油水的小瘦肚儿，从中午到晚上塞进那么多好吃的，撑得嗨呀嗨呀直叫唤。每当此时，母亲总是嘿嘿笑着打趣说，谁叫你个灰猴眼馋肚饱，“宁叫眼里流脓，不叫肚子受穷”！我后来写文章不缺词儿，多半是跟母亲学下的。每当此时，父亲就让我面朝下爬在热炕头上，先温暖一会儿肚子，然后再转过身平躺着，父亲用他那粗粝而有力的大手给我揉肚，边揉边说，揉一会儿，再揉一会儿，等行转了，放几个屁就好了。确实如此。那时我家住在旧院正房的东房，三大爷三妈家——后来是三大爷的胞弟五叔五婶家住在西房。每到中秋之夜，我爬在东房炕头上嗨呀，谁谁也爬在西房炕头上哼哼，年年岁岁“撑”相似，岁岁年年“哼”不同。大致每年八月十五，我们都是这么“撑”过来的。后来常听人用“吃饱撑的”来调侃人取笑人，那是他没有真真在在地领受过“吃饱撑的”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玖
父亲做事一向谨慎，或者说，很小心，也很胆怯。这与父亲的成长经历有关。我童年时跟比我年长五六岁的少年打架，经常被打得鼻青眼肿，但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有“后台”——有大哥为我报仇！成年人大个五六岁没什么，七八岁的孩子跟十二三岁的少年打架，除了挨揍还能如何？有一次，我被村支书的儿子福贵暴打，一边被打得鼻口血长流，一边抱住他的腿绝不撒手，伸头大喊本家堂弟：快去叫大哥！听说大哥匆匆赶来，福贵一溜烟儿跑到一个光棍舅舅家，家里坐着满炕人，都是福贵的叔伯舅舅们，勇猛的大哥仍然要上炕揍他！我童年时有大哥保护，但作为孤儿的父亲，谁来护着？我跟人打架从不告诉父亲。父亲一旦知道，不管对错，先甩我两个比兜（耳光）。
待到我们兄弟一溜儿长起来，父亲说话才有了底气。大哥长到九岁，就把父亲肩上挑水的担杖接过来。父亲自豪地对朋友说，从此可算把担杖扔掉了！我九岁那年，早晨正挑水浇园，一个同年仿月的小朋友路过说，你大大头上叫贾某打出血了！我扔下担杖跑回院子，从窗户向里喊，大大的头叫人打出血了！母亲大喝一声，儿子们，操家伙，要你们杀肉吃哩！十七岁的大哥从窗户赤脚跳出来，我和二哥摸了把斧头菜刀紧随其后。原来是村里唯一戴眼镜的会计贾某，扣住我二哥放羊挣下的补助粮不给发，父亲到大队办公室跟他理论，他开口便骂脏话，父亲用羊毛口袋打他，贾某操起一个酱罐子，朝父亲头上砸来，父亲一歪头，酱罐砸到墙上，碎片飞来划破父亲脸腮，鲜血直流淌！贾某见状害怕，打算赶快溜走，正好与大哥在大队门口狭路相逢。哪里轮得着我等上手，大哥一人包圆儿左右开弓好一顿暴揍，打得贾某满地找牙找眼镜！还有一次，父亲在田里跟本村常某某聊天，聊着聊着就抬起杠，常某某大舌头，性子急，满口娘老子骂脏话，这是父亲所不能忍受的，说你再骂就甩你！常某某骂得更凶，父亲真地甩他一个比兜！常某某扑上来要打父亲，但父亲的本家侄子们“拉偏架”，常某某沾不了身，便回家去取铁锨，声称要劈烂父亲的“狗得脑”！父亲把一个侄子留在身边，以防不测。母亲知道后，跑去喊大哥。俗话说：“是亲的热如火。”大哥顾不上取家伙，赤手空拳就往地里跑。气哼哼抗出铁锨的常某某，与大哥不约而同从两条平行的街道口同时露头，四目相对，怒射对方，常某某打量着十七八岁勇悍的大哥，脚步迟疑了一下，抗着铁锨扭头回去了。避免一场血斗。
我在村里长到十周岁就不再淘气，好像一夜之间懂事了。十三四岁以后，我只跟比自己年长八九岁十来岁的精明精壮的后生们玩儿，邻村上下没有几个人敢招惹我。有一次，父亲到大柴棚村看戏，几个顽皮少年在戏台上跑来跑去，影响看戏效果，父亲站起来大声喊，娃娃们不要乱跑！惹得少年们不高兴，喝叫着要“打你个老家伙”，父亲说，你敢，让我三儿剥了你的皮！我那时已到县城读高中，父亲报出我的名字，少年们再不敢吱声。西方霸权国家常讲，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那自然是无耻谰言霸凌行径。我少年时在村里，从来不想称王称霸，但你得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同时也得护住朋友。我至今回到村里，老朋友还是那一拨儿人，已然白发苍颜童头齿豁也，大家伙儿围坐一桌，我拿出好酒好烟好茶话当年，聊得如火如荼，不知东方之既白。那些年村子里流传在江湖上的“传奇故事”也是有的，故母亲常骂我“贼天大的胆子”，父亲有时也感叹“三三多亏念书啦”。是的，我很幸运，后来出去上学，毕业分配到城里生活工作几十年，每听人们谈到农村人，被罚死也要生个儿子，便会鄙夷地说，愚昧加愚蠢！他们哪里知道，在偏远农村，拳头有时比法大。俗话说：“有儿不算穷，没儿穷断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儿子不仅是生命力与生产力，同时也是威慑力与战斗力。刚结婚时，夫人问我，咱们也做“丁克”如何？我说，我喜欢孩子，或儿或女要一个就好。如果当时国家允许多生，我至少要抬掇两三个娃，我会全心全意把他们培养成材。
拾
在父亲的心目中，我是个有本事有能力的儿子，也是一个神秘的存在。我读高中以后，花钱自己挣；工作以后，媳妇自己找，家里只有母亲催问一句，多大了还不找媳妇！我一笑应付便了。关于我的事情，家人一概不知，我也只字不提，即便说出困难与困境，家里也帮不上什么，因此我永远报喜不报忧。我刚工作时每次从阳泉赶回家，买一大堆好吃的，端一张桌子摆在院子里，放上茶水瓜子水果饼干，跟母亲并姐姐兄弟外甥子侄们围坐一起，海阔天空欢声笑语说着话。但父亲从不靠近我，拿着一把簇新的长长的棘林大扫把，在院子里洒水，扫地，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即使叫，父亲也不坐在我身边。但父亲也不远离我，总是傍远傍近围着转悠，或坐在一旁静静抽烟，或吃一点瓜子水果，不过我们聊天的情景，一字一句，一颦一笑，尽收耳底眼底。据母亲后来说，只有在夜深人静我熟睡时，父亲才会把双手伸进被窝摸一摸我的身体。那时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大哥二哥后来包括小弟均已成家自立门户，我和父母依然住在三间低矮的泥坯小房子里。穷，一直是我们家那些年褪不掉的底色和本色。
回想跟父亲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我十七岁那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个春秋。我曾在《平凡的父亲》（写于1992年。收入杂文随笔集《撒娇的流派》，1996年1月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一文中做过这样的记述：“眼看着旧日的同学一个个升入高中，考进大学，我对父亲说，我还要上学。父亲说：‘你大哥结婚掏空了咱家；你二哥也老大不小了；你四弟还年幼。咱家穷，供不起你念书，你还是跟我一起受吧。’我说：‘我不受。我自己去上学不用谁来供养。您四个儿子只当生了三个。’父亲拿出做父亲的威严说‘由不得你’。我却径自报考了县城高中。入学时，母亲把她的嫁妆——一副银手镯脱下来交我，我去银行兑了二十五元人民币，算是交了第一笔学费。从此，我便开始了自我谋生的学生生活。直到大学二年级，才勉强接受了父亲给我的十元钱。当时，我并未意识到拒绝接受十元钱会对父亲造成多大的伤害。所以，我说，我不需要。父亲直看着我，变了声调说‘拿住’，并将钱放在我手上。不料，在返校途中又被财迷的小偷窃走了。”有一个细节需要更正，那就是母亲的银手镯不是母亲的嫁妆——母亲晚年才告诉我，那是姐姐出嫁时，姐夫用七个银元打了一副银镯，是女婿送给母亲的礼物。我对父亲的这次“反叛”，以及母亲对我上学的绝对支持，使我走出农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父亲是否会原谅我，宽恕我，或者是否后悔当初坚定地反对我继续去读书，寡言的父亲从未做过任何表述，我也没有跟父亲提起过这个话题。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生中按理说全家人必须吃的一顿重要的饭。但是母亲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拒绝了；父亲当时在场，也没有吱声。这件事对于我，就像从来不曾发生过，几十年来一直不愿提起。但是家乡知情的老友们，至今仍在不同场合，发表一些激烈的“异见”。每一次，我都用一句谚语“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世上最难得者兄弟”作答，亦等于作结。其实我知道，父亲是非常歉意而难过的，我不提此事，是不想伤父母的心。我在《平凡的父亲》一文中，还记下了一个“微镜头”：“去年（1991年）秋天，我回县城先到了一位堂叔家，正巧父亲也来了。看见我从屋里走出来，他突然在院子里蹲下了。当我走近他时，父亲的眼泪大块大块地下来了……”这一幕，我永生不能忘怀，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晰：父亲双手捂着脸，泣不成声……我赶紧说，大大，咋的啦？父亲缓了好一会儿才说：“看见你，我心恸得不行……”父亲肯定不会用“心恸”（恸读作tòng）这个词，用也应当是用“心痛”吧，但我后来慢慢回味并体会父亲那时的心情，“心痛”固然是有的，但更包含着悲伤与悲痛，除了“心恸”，不足以表达父亲其时面对儿子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
拾壹
人生之所以美好，岁月之所以静好，是你已然能够平静地面对生活所赋予的所有平凡与不平。在童年以及少年时代，谁不曾渴望拥有一位展现出超人般的英雄气概的伟大父亲呢？然而现实却是，我们的父母大多是平凡的人。就像我们自己也是“凡人一枚”一样，我们要愉快地接受父母与亲人们的平凡乃至于平庸。父亲也曾怀有英雄主义的情结，也曾有过多次豪迈的展现与发挥；但是与处于成长年纪的儿子心目中的距离，却是拉得愈来愈大了。父亲曾经用铁锨劈破一个威胁我们全家安全的疯子的头，我觉得父亲好伟大！长大后才明白，谁会盼望这样的伟大呢？长大后只回忆那些美好的记忆。记得父亲在我童年时，每一次出远门进县城，我们一直在深夜里充满期待地等候，等候着父亲的满载归来，但终于还是斗不过“瞌睡虫”而沉沉睡去……突然，一双冰凉的大手伸进被窝抚摸我，啊，大大回来啦！父亲将黑枣、柿饼、糖蛋儿、糖干锣儿等好吃的，一股脑儿从布袋里往外掏，看着我们兄弟几个头齐刷刷目光灼灼地光膀子爬在炕沿上，父亲欣慰极了！成年后我才知道，父亲每次去四十五里外的县城，来回都是步战，路过大河（桑干河），除了冬天可以在冰上行走，初春与深秋都是寻找水浅处，卷起裤腿涉水过河，为此父亲的腿激下后遗症，天阴下雨踝关节膝关节便隐隐作痛。俗话说：“雷霆雨露，俱是天恩。”母亲用“打是亲，骂是爱”的方式爱我们，父亲用粗粝的大手抚摸的方式爱我们。有这样平凡的父母平凡的爱，我很知足，也很感恩。
在父亲五十九周岁，母亲六十周岁那一年（1991年）过大年期间，我召集全家人开了一个重要的家庭会议。我说，大大和妈受了大半辈子，千辛万苦养大我们，不能再让大大和妈受苦了——这是我的意思；你们也说说自己的意见。大家都没有说话，每个人嗓子里胸腔间好像堵满热焐焐的火炭似的。我最后做了安排：大哥在村子里，每年给父母一口袋黍子和一口袋谷子，另外再给点荞麦、豆子什么的；二哥在安祥寺（父亲曾经打短工的村庄）每年给父母拉一大车大炭，再买点白面大米等；小弟给多少多少钱；我给多少多少钱，等等等等。安排毕，我问哥哥弟弟行不行，能不能落实，大家都说咋也行，每个兄弟都满心热爱，默默地流下了眼泪……父母一直未吭声，母亲也在抹眼泪。父亲最后对我们说，大大作务了一辈子庄稼，离不开土地，再让大大种两亩“自留地”吧。大家欣然同意。这是一次团结的家庭会议，是一次胜利的家庭会议。至于“会议精神”的落实情况，全凭自觉性了。后来我接受姐姐的提议，在县城为父母买了一套楼房，父母开心得不得了，我从北京回家也方便。父母当年来京时，母亲说，住楼房有两大好处，一是圪蹴茅茨（厕所）腿不犯困，二是一拧水龙头水就出来了，做饭，洗涮（洗衣洗澡）都方便。父亲自打住进楼房，更是哪里都不愿去。一者父亲不爱喝水，常年大便干燥，用他老人家的话说“离不开个厕所”；二者拥有一台平面直角大彩电，整天守着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看不够。我回家时，父亲笑着说，大大多少年都没有看完的一场戏（忘记哪个戏名），这回可是看好啦！俗话说：“世上有，戏里有。”父亲装下了满肚子戏文。有一年我带女儿回家过年，父亲对宝贝孙女说，罗成十二上战场，甘罗十二为宰相，左连成十二告国泰，你今年也十二岁了，爷爷问你干啥呀？孙女一下子被惊到了！事后悄悄对我说，爸爸，爷爷的学问大了去了！
在我记忆里，父亲几乎没有向我要求过什么，好像只有一次特别叮嘱我“记得那两个娃的工作”。郑重要求，仅只一次。平常都是母亲给我布置各种“作业”。但自我童年时期开始，一直到父亲晚年，只要坐下来聊天，父亲就一定要讲“嫌妻者折福”的谚语和“现世报”的几个现实故事。这些故事我们全家人都能背过：我的二大爷黄洛夫（二爷爷黄登亮的独子）的三个同学曾经打赌，必须回家把妻子休了！然后这三个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担任高官的同学，不择手段地把妻子折磨走了，然后这三个人都遭到了报应，先后以离奇的方式死掉。只有我二大爷是把妻子“哄”走的，故报应最轻，仍坐了一年半的国民党监狱；少年父亲去看探望时，二大爷偷偷地流着泪说，在监狱里饿得不行，嚼烂棉衣里的棉花充饥。为什么“嫌妻者折福”会成为父亲一个永久心结，成为寡言的父亲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我想，一者，父亲从身边的人事看见了“因果报应”，不想让自己的儿子们步其后尘；二者，爷爷的风流导致妻亡家败，在童年父亲的心底，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噩梦和阴影。此生，父亲对我最成功的教育，就是将“嫌妻者折福”刻入我心。对家人的包容，是父亲传给我的人生哲学。
拾貮
听母亲讲，父亲八十岁以后，多次表达了“恋世”的思想。父亲多次对母亲说，现在吃的住的这么好，啥也不用愁，身体也没毛病，我不想死。母亲笑着说，我倒死呀，你一个人活着哇，活得剥皮鞔鼓哇！鞔读作mán，鞔鼓，即把皮革绷紧，蒙在鼓框上，做成鼓面。成语有鲐背之年，指老人背上生斑如鲐鱼之纹，象征高寿。古代对各个年龄段都有特定的叫法，如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八十杖朝，九十鲐背，百岁期颐。耄耋亦指八九十岁。耄读作mào，东汉许慎《说文》讲：“年九十曰耄。”耄，乱也，昏惑也，年纪大了，脑子就昏乱不清楚了。耋读作dié，《说文》讲：“年八十曰耋。”东汉刘熙《释名》亦讲：“年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肤变黑，色如鐵也。”鐵乃铁字的繁体，年过八十，肤色就会变成黑铁之色。在我看来，用耄耋鲐背来形容老迈高寿，太文雅，不及“剥皮鞔鼓”来得生动幽默。我童年时姥姥去世后，母亲经常对我们说，我奶奶活了六十三，我姥姥活了六十三，我妈也活了六十三，我也是到六十三死，结香结甜的。对于童年时的我来说，母亲说这样的话，是很恐怖的。好在母亲平安地度过六十三、七十三、八十三，直到九十二岁那年的平安夜前夕（母亲信基督教），无灾无疾，中午自己去大哥院子里上了厕所，下午四点多就“走”了。
父亲六十多岁以后，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到村子西北边的树林里呼吸新鲜空气，很注意保养身体。搬到县城后，仍然每天早起，循固定路线兜几个大圈子。父亲八十岁那年腊月，我提前回家跟父母一起过大年。某日凌晨，天还黑黢黢的，父亲走进我房间，用手摸我的头，我迷迷瞪瞪醒来。父亲说，三三，你说想陪大散步，还想去不啦？我一激灵坐起来，说，去！天刚蒙蒙亮，我抓着父亲的手顺街边溜跶，父亲走得很快，走到某个地方，指着地下说，大大某年某月某日在这里捡到一百块钱，走到另一个地方又停住脚说，大大某年某月某日在这里也捡到过一百块钱。我开心地说，好啊，可见“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句俗话说得挺有道理的。父亲说，发大财由命哩，发小财由人哩，只要早起勤快，衣饭大量当日生。我对父亲说，还有一件事得赶快办哩。父亲问啥事？我说，大大和妈这辈子没坐过飞机，选个好地方飞它一回。父亲说，不了，年岁大了，坐飞机和坐汽车有啥不一样的，不就是不圪载嘛。圪载是方言，颠簸的意思。这是父亲晚年，我唯一一次专门陪老人家散步。
2014年5月15日中午，我正跟两位商谈出书的朋友在北京西单某酒店吃饭。母亲突然打来电话大声嚷嚷，三儿，你大大不会动了！我说，妈，别着急，慢点说。母亲说，刚出门捞回豆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右手拿着遥控板一直杵着，就动不了了，我叫他也不答应，不会说话了。我说，您通知谁了，谁在跟前？母亲说，谁也没有通知，先跟你说的。我说，妈，不要怕，我这就起身回家，您先电话通知哥哥弟弟和姐姐，我给县医院院长打个电话，马上住医院。五个小时后，我直接到县医院。父亲正躺在病床上输液，看见我只能眨巴眼睛，不能说话。院长告诉我，急性脑出血，形成了大面积栓堵。大哥二哥小弟和我两班倒陪护父亲，姐姐负责做饭和各种后勤保障。父亲在医院住到第十五天，很有起色。某位副院长说，放心吧，地球上最好的药都用上了。另一位副院长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当晚我和二哥值班，到后半夜，我让二哥小睡一会儿。父亲突然抬起手抚摸我的脸，然后，又拿起我的右手抚摸他的脸。我说，大大，不要紧，很快就会好的。第二天早晨大哥和小弟来换班，我和二哥回家吃饭睡觉。猛然看见豪华大厅如宫殿，地上有一口琉璃砌起七八寸高的井口，漫溢着清粼粼的水，漫在宫殿玉色瓷砖的地板上，一位平日里熟识的女性朋友，穿着古戏剧中的红色戏装，从宫殿高处飘然坐落在井台上……电话铃声骤然想起，梦醒了，电话那头大哥说，老三快点来！我说，大大不行了？大哥说嗯。我驱车到医院，医生正在给父亲拔各种管子。我看见父亲脸上的“阴阳瓣子”，从额头向眼部向鼻尖向嘴巴平行移动着，所经过之处，皮肤随即变成灰白色。我抓住父亲的手，哭着说，大大，可不敢走！救护车把父亲拉回二哥家，平放在木床板上，所有儿女孙辈们齐齐跪在头前，父亲突然大排泄，我撕破一张新床单，给父亲仔细擦洗干净身体，为父亲换上装老的衣裳鞋袜。公元2014年6月1日午时，父亲平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闭上眼睛，外眼角流下两股清泪……
按照家乡近年来的风俗，我代表哥哥弟弟和姐姐并我五家人，对着父亲的遗像起草《祭父文》，对父亲的一生作了极简要的总结和评价，并制作成高五尺许宽一丈多的彩色专板。父亲的灵堂设在二哥的堂屋里，彩色专板摆放在二哥的院子里，供前来吊唁的亲戚友好观览阅读。这篇祭文略经增删修改之后，以《父亲留下四句话》为题，发表在当年8月15日《中国社会报》“文荟”副刊上。就让我以此文为“父亲十周年祭”来作结语吧——
父亲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们的那个男人，永远地走了。
父亲1932年出生于翠屏山脉的两座高峰馒头山、草垛山脚下高庄村的一户农家。他五岁失母，十一岁丧父，从小缺疼少爱，但却对家庭，对家族，对邻里，对村社，乃至对整个社会以及大千世界，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饱含着博大深沉的爱心。父亲是我们心中的大山，是我们一生的榜样。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只上过两个冬天扫盲夜校的父亲，竟然在一页信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四句话。这四句文绉绉的话，既是父亲待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也是对父亲一生的精准概括。
第一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父亲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句俗谚。父亲宽厚，平和，慈爱，善良。在家里，含辛茹苦，勤俭节约，寡言少语，稳重深沉；对外界，彬彬有礼，公道正派，与人为善，里仁为美。在父亲突然中风住院期间，一位邻村卖豆腐的王姓老汉前来探望。他说，我卖了大半辈子豆腐，都是别人说我没给够斤秤，为这些争争吵吵；只有你父亲说我看错秤多给过一斤豆腐，第二天又给补齐了豆子。作为一个长年在村庄里喊牛骂狗过活的农民，我们从未听见父亲说过一句脏话，甚而一辈子都舍不得厾儿女们一指头。慈爱仁厚四个字，伴随了父亲一生。
第二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父亲坦诚，大度，热心肠，能含忍，肯付出，有担当。在父亲年近六十的时候，我们四兄弟开了个家庭会议，说不能让咱们的父亲再下地劳动了。然而父亲却经常帮助村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耕地耩田，朝斯夕斯，乐此不疲。本村老汉高某的儿子是个有名的懒汉，故高老汉年过七旬仍种着几十亩地；父亲几乎每年都帮他春种秋收。某年，一个卖瓜子的外地小贩，因缺斤短两跟村人发生争执，眼看就要大打出手，父亲从家里端出一升瓜子给那些吃亏者补足，才避免了一场即将升级的战争。礼者，体也，得体也；义者，宜也，合宜也。礼义二字，融入父亲的生命之中。
第三句：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父亲是我们最好的人生导师。他一生勤勉负重，默默无闻，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没有太多的口头说教，只有坚韧不拔细水长流似的身体力行。然而，父亲又有他的不平凡处。他时刻注意对儿女们的培养教育，即使在买年画、揭窗花的时候，也要一张一张仔细挑选那些能够启迪儿女心灵，并对之产生深远影响的图案画卷——诸如，少年英雄像赵云，中年智慧似孔明，老年打仗胜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等等。父亲貌似和善柔弱，实则骨子里充满着坚定的英雄主义气质。他随时都在用点点滴滴的行动来警醒提示我们：行者常至，为者常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第四句：事要三思，免劳后患。话少的人肚子里货多。父亲思维缜密，记忆超强，情商智商都很高。父亲一生谨慎，做事十谋九成，说话切中肯綮，诚如孔夫子所言“斯人不言，言必有中”。他能从不起眼的人身上看到优点，也能从优秀人物身上吸取到教训。父亲每每教导我们，要注意自我检点，多作自我反省，“不怕王大嫌众人，就怕众人嫌王大”。父亲一生没有一个仇人。在父亲出殡之日，村里人扶老携幼，妇女们端着盘子献瓜果、送纸钱，长长的队伍里伴随着村亲者的嚎啕痛哭与乡邻们的泣不成声……
走过山，走过水，父亲健康地走过了八十三个春秋，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周不幸脑梗失语，溘然长逝！我们无法聆听父亲的遗言，故把这四句话当作他老人家留给儿孙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尚书·洪范》将“福”字解析为五个具体的考量指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父亲无疑是五福齐臻的，在生命弥留之际，四儿一女齐齐跪在头前——虽然明知成熟的果实终究要辞别枝头，然而作为父亲的儿女——就像父亲临终之日抓住我们的手不肯松开，我们无法隐忍失去慈父的悲恸，永远难以抚平内心的伤痛！
父亲，我们生生世世爱您！
发表于2025年第3期《黄河》杂志
重新修改于2026年4月5日清明节旅途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2001年北京市以“特殊人才”引进。《中国社会报》原编委、高级记者。“太阳鸟”中国文学年选杂文卷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华志愿者协会会员。著有散文杂文集《母亲词典》《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谚云》（与夫人和女儿合著）等十部。多篇作品入选《中华优秀杂文典藏》《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杂文卷》及《新华文摘》和中学语文教材。杂文《零读》获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散文《母亲碎碎念》获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等。
来源：《谚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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