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证件保存得还算完整，塑料封皮上沾着干掉的泥巴，里面的照片还能看清楚他的脸。我当时就蹲在基坑边上，手一直在抖。旁边工友喊我搬钢筋，我应了一声，把证件揣进怀里，铁盒里还有一把生锈的钥匙和一张折了好几折的纸。

十年了。他妈的他失踪那年我十五岁，正上初三。我妈哭了大半年，后来改嫁到外省，我跟奶奶过。村里人说三道四，说他肯定是跟女人跑了，要么就是在外头欠了赌债不敢回来。我嘴上跟他们吵，心里其实也恨。他走之前那天早上还说要给我买双新球鞋，结果一去就没回来。单位说他请了假，后来就联系不上了，档案一直挂着，但也查不出什么。

我躲到没人的地方打开那张纸，字迹已经模糊了，但能看出是他写的。上面说那个铁盒埋在老家后山那棵大槐树底下，说他不是故意要走，是接到一个任务。他没写具体什么事，只说他得去南边一个县城，查一伙人，这伙人跟好几个失踪案有关。他怕连累家里，所以把证件和钥匙都埋了。纸的最后一行写的是，如果我挖到了这个盒子，就去省城找他的老领导，姓周。

我坐在土堆上抽了两根烟，脑子里乱得很。这么多年我恨他，恨他不声不响地消失，恨我妈改嫁，恨我奶奶死的时候他都没回来。可现在这个破纸条告诉我，他不是跑了，是去办案子？办什么案子能办十年不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第二天就请了假，坐大巴去了省城。按照纸条上说的，我找到了那个地址，是公安局的老家属院。我打听了一圈，周姓领导退休好几年了，住在三楼。我上去敲门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开门的是个老太太，我说找老周，她让我进去了。老周头发全白了，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我把警官证和纸条给他看，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手开始哆嗦。他说他认得我父亲，说当年我父亲确实跟他提过，南边那个案子很棘手，涉及拐卖和非法矿工，背后有人命。但那时候局里没批这个任务，我父亲是私自去的。后来他就失联了，局里也找过，没找到。

老周看着我，眼睛有点红，说我长得像我父亲。他翻出一个旧笔记本，里面夹着几张照片，是南边那个县城的地址和人名。他建议我去那边找找看，说他老了走不动了，但这件事他心里一直过不去，觉得当年应该支持我父亲。

我揣着那个地址坐了两天火车，到了那个县城。那地方穷，到处都是山。我按照老周给的线索，找到了当年那个矿区的派出所。所里一个老警察还记得这件事，说大概十年前确实有个外地警察来查过案子，后来就没消息了。他带我去翻了旧档案，找到一份当年的记录，说有人在矿区后面的山沟里发现一具尸体，身上没有证件，当时按无名尸处理了，埋在后山的公共墓地。

我让老警察带我去看了那块墓地。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编号。我在那个土堆前站了很久，没哭，就是觉得胸口堵得慌。老警察说当年那个尸体身上有一串钥匙，登记在册的，可能还在档案室。我们去翻了，果然有一串生锈的钥匙。我从铁盒里拿出来的那把，正好能插进其中一个锁孔，严丝合缝。

老警察帮我联系了法医，开了个证明，做了比对。三个月后结果出来了，那具无名尸就是我父亲。法医报告上说身上有多处旧伤，致命的是后脑的重击。老警察说当年那伙人后来被端了，主犯判了死缓，但谁也没交代杀过一个警察的事。

我把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埋在了奶奶坟旁边。下葬那天就我一个人，我把他的警官证也埋进去了，那把钥匙留了下来，放在家里抽屉里。

现在我在工地上还是干钢筋工，但我心里不恨了。不是因为他死了我就不恨了，是因为我知道他不是跑了，他是去干他该干的事，只是没干完，也没回来。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会想起他说的那双球鞋。他答应过的事没办到，但我原谅他了。那把钥匙我一直留着，不知道开哪把锁，但我不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