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下午3时，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国际歌》齐奏之后，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
接着是朱德、野坂参三、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先后发表讲话。
野坂参三原为常驻共产国际的日共代表。
他以周恩来随员的身份潜往延安，先后参与创建“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统一领导“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建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
接着，由李富春宣读日本同志及其他党派的贺电。
彭真向大会宣布代表资格审查结果，报告代表的性别、年龄、党龄、出身、职业、文化程度等情况。
彭真告诉大会，朝共、日共代表受邀旁听会议。
旁听人员共有15位：
苏联人：孙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塔斯社记者兼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
日本人：野坂参三（冈野进）、佐藤猛夫（山田一郎）、河田好长（高山进）、泽田润（冈田文吉）。
朝鲜人：崔昌益、金白渊。
台湾省：蔡乾。
越南人：洪水。
荷属东印度：阿里阿罕。
荷属东印度华侨：钟庆发（谢生）。
泰国华侨：陈子广。
缅甸华侨：李光（匡沛兴）。
菲律宾华侨：林仲（林启铎）。
陕西省：马青年（回族）。
这个名单，是按照国际代表、兄弟党、殖民地代表、少数民族代表来划分的，在逻辑上不能自洽。
在中央苏区时期，蔡乾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委。
这一安排，虽有“身份政治”之嫌，但蔡乾的资历和能力是当之无愧的。
七大首次以无记名方式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与会的代表、候补代表无不高度重视这一荣誉。
经与会代表提议，七大会期一再延长。
蔡乾坐在旁听席上，坐观大会的火热场面，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但在自白书和回忆文章中，均不见蔡乾因其在七大被“编入另册”而口出怨言。
七大开幕之日，苏军已经发动柏林会战。
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七大尚未闭幕。
三十功名尘与土。
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即将来到，蔡乾在如火如荼之际变身“局外人”，心中不会太好受。
政策何以变化至此？
张志忠的供词也许能够提供某种启示。
根据张志忠供述：其于“廿九年（1940年）冬取得中共预备党员资格，嗣因中共中央决定“日台鲜籍人员不能入党”，党籍被取消，至卅二年（1943年）三月始再正式取得党籍。
就张志忠个人遭际来说，“日台鲜籍人员不能入党”的政策似乎已于1943年取消。
可能的原因是，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10日宣布解散。
中共不再承担国际支部的义务，如介入台鲜事务，已不再需要国际批准，也不会再有国际掣肘。
蔡乾被编入七大旁听队伍，还有个可能的原因是，这是中共对日共的崇高礼遇。
从七大开幕式当天的讲话顺序可以看出，延安对野坂参三非常尊重。
旁听七大的日本同志中，泽田润（冈田文吉）是日共党员，他在狱中接受领导人指示，在出狱后前往中国寻找野坂参三。
泽田润在游历五台山时迷路，被抗日游击队俘虏后自报家门，他被送往延安，与野坂参三相会，参加反战工作。
佐藤猛夫（山田一郎）、河田好长（高山进）则是八路军敌工部的工作成果。
佐藤猛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原为中尉军医，在山东汶上县被八路军俘虏。
佐藤猛夫加入“觉醒联盟”，先后担任一二九师卫生部野战医院内科主任、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和卫生学校讲师，被誉为“日本白求恩”。
河田好长（高山进）服役于《亮剑》中经常提及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
被八路军俘虏后，河田好长被送往延安，在总政治部敌工干部训练班任日文教师，后参与发起和领导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创办延安支部机关刊物《士兵之友》。
延安对日本同志，除了极高的礼遇，还有高度的信任。
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俘虏加入反战队伍，八路军敌工工作的倚重对象，开始从懂日语的敌工干部逐渐转向日本同志。
大名鼎鼎的“秋山良照部队”，是日本军部口中“最需要警戒的”的“国外共产主义分子”，他们也是最早“独立自主”承担敌工工作的日本人反战组织。
1941年11月11日，觉醒同盟冀南支部成立。
因为“秋山良照部队”工作非常高效，冀南军区决定，“日本战俘在撰写传单、决定内容主题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从日本反战同盟中挑选敌工干部成为今后对敌工作的关键因素”。
1942年发布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指出，日人反战同盟已在对日军宣传工作中成为八路军对日本军政治工作的一翼，以其方针和指示为基础进行。
此后，针对日军的宣传品，都是以日本人反战组织的名义散发的。
八路军对日本同志高度信任，对新战俘的审讯、谈话、教育等，通常都由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干部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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