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有350万存款，却每天吃食堂最便宜的套餐，直到我帮他搬了一次家。

一

老张是我们部门的老员工，今年四十七，工龄比我多十二年。这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穿的衣服永远灰扑扑的，脚上一双老北京布鞋穿到开胶也舍不得扔。中午吃饭，我们都去楼下便利店买盒饭，他雷打不动去食堂打最便宜的套餐——一荤两素，米饭管够，七块钱。

直到去年年底，部门搞团建喝多了酒，财务部的小王嘴快，说漏了老张的存款。那天老张去洗手间，小王压低声音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老张的理财账户我帮他对接过，光活期存款就有三百五十多万，还不算理财和基金。”

桌上安静了两秒。

“不可能吧，”我说，“他上个月还跟我借了张视频会员卡。”

“真的，”小王喝了口酒，“我看到截图的。”

老张从洗手间回来，大家迅速换了话题。但那个数字像钉子一样扎进了我的脑子。三百五十万。放在银行吃利息，一年也有十来万。而老张为了省两块钱的公交费，每天骑一辆链条生锈的自行车上下班，单程四十分钟。

我开始留意他。越留意越觉得不对劲。

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用了至少八年的保温杯，杯身掉漆露出里面银色的铁皮。他从来不参加我们凑份子的下午茶，不是拒绝，就是很自然地忽略群消息。有一次部门聚餐剩了半桌子菜，他默默叫来服务员打包，一个一个塑料盒装好，骑着他的破自行车带走了。

我当时想，这人是不是有病。

二

事情在今年三月有了变化。

公司要搬新址，从城南搬到城北，老张的通勤时间从四十分钟变成了一个半小时。我们都以为他这下该舍得买辆车了，毕竟三百多万存着，买个十万块的代步车不过分吧。

结果他申请了公司宿舍。

说是宿舍，其实就是附近一个老旧小区的合租房，公司租了几套给外地员工住。老张是本地人，有房子，却要搬去跟三个二十出头的小年轻挤一套房子。

“张哥，你家不是在南边吗？开车上班不就行了？”我在楼道里拦住他问。

他摆摆手：“开什么车，我又没驾照。”

“那就考一个嘛，又不难。”

他笑了笑没接话，搬着一个纸箱走了。那纸箱我认得，是食堂装鸡蛋的箱子，他在食堂后厨要来的，当搬家纸箱用。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光没车，连房子都是老破小。他住在城南一个九几年的小区里，两室一厅，没有电梯，没有物业，楼道灯泡坏了三个月也没人换。我去帮他搬过一次东西，站在他家门口，看着那扇掉漆的铁门和门口那双分不清颜色的拖鞋，觉得这个人简直是个谜。

一个存款三百五十万的人，活得像个月薪三千的实习生。

他把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往纸箱里装，每装一样都要犹豫半天，好像每一件旧物都长在了他身上，拔下来会疼。一个缺了口的瓷碗，他拿报纸包了三层放进箱子。一本翻烂的《电工手册》，他愣是没舍得扔，说“以后还用得着”。

我说：“张哥，这些东西到那边再买新的不行吗？又不贵。”

他正蹲在地上打包一堆旧杂志，听我这么说，动作顿了一下，但很快又继续把杂志码整齐。

“能用的就别浪费，”他说，声音闷闷的。

三

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那把锁。

搬家那天，我帮他抬最后一件家具——一张老旧的五斗柜。柜子很沉，实木的，漆面已经磨花了。我们两个人喘着气把它从卧室挪到门口，我弯腰的时候，看见柜子最下面那层抽屉上挂着一把铜锁。

那种锁很老了，黄铜的，比市面上任何一种锁都大一圈，锁舌上有暗绿色的锈迹。但在那把旧锁旁边，抽屉的拉手是锃亮的，跟整张柜子的破败感格格不入。好像有人经常拉开那个抽屉，却从不打开那把锁。

“这个抽屉不用搬，”老张突然说了一句，语气跟平时不太一样，有点紧。

“哦，”我没多想，“里面东西先拿出来？”

“不用，”他说得很快，“柜子搬过去就行，这个抽屉别打开。”

我看了他一眼。他避开我的目光，转身去抬柜子另一头。

搬完那天晚上，我回自己家，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老张家那个五斗柜。不是柜子本身，是他说话时的表情——那不是怕人碰他东西的紧张，是害怕。像一个孩子捂住了眼睛，以为看不见别人，别人也就看不见他了。

我忽然想到，老张四十七了，单身。不是离异，是从来没结过婚。这在公司不算秘密，老同事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大家只觉得他是个抠门的怪人，省吃俭用存了三百多万，大概是要留着养老。

可四十七岁就考虑养老，未免太早了。

四

转机出现在上个月。

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小周，租的房子刚好跟老张的宿舍在同一栋楼。有一天小周上班迟到了，一脸古怪地跟我们说，他昨晚半夜两点起来上厕所，看见张哥一个人坐在楼道里，面前放着一个铁盆，正在烧什么东西。

“烧什么？”我问。

“没看清，”小周说，“火光照着他脸，他好像哭了。我没敢多看，赶紧回屋了。”

我脑子里那根弦突然绷紧了。

当天下午我找了个由头去找老张。他坐在宿舍客厅的旧沙发上，面前是一台十四寸的小电视，正放着新闻。看见我进来，他关小了音量，问我怎么来了。

我坐在他旁边，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开了口。

“张哥，那个五斗柜最下面那个抽屉，到底锁着什么？”

他愣住了。

客厅里很安静，电视里的新闻声变得很远。老张看了我几秒钟，然后慢慢站起来，走进他的房间。我以为他要赶我走，但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把黄铜锁。

锁是开着的。

他把锁放在茶几上，又回屋端出来一个铁盆——就是小周说的那个。他把铁盆也放在地上，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一把很小的铜钥匙，在指尖攥了很久。

“我妈的东西，”他说，声音很轻，“她走了二十三年了。”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

那把锁不是锁别人，是锁他自己。那个抽屉里的东西，大概是他母亲留下的最后一点念想。他存那么多钱，不是给自己花的，是不敢花。他怕一旦开始花钱，就停不下来，就会忘了那个教他别浪费的人。

他把钱存着，把日子过得紧巴巴，把那把锁挂在抽屉上，都是为了不让自己变。

他怕变了以后，就没人记得他妈了。

铁盆放在地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烧。也许昨晚他烧完了一切，也许他终于决定不再烧了。我不知道。

我没再问。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天下午。老张坐在旧沙发上，手里捏着那把铜钥匙，电视里播着没人看的新闻。茶几上的铜锁在日光灯下泛着暗黄色的光，锁开了，他却不知道该不该打开那个抽屉。

三百五十万存着，他花一分都心疼。

可那三百五十万里，没有一分是他妈花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