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基辟谣说自己逃跑时没带八万两黄金，但却有两个问题解释不清|宋希濂|徐远举|沈醉|王陵基|陈诚

沈醉的回忆录很精彩，很多资料也都翔实可信，但因为文笔“太好”，他行文的时候也颇有一些《三国演义》风采，甚至可能也是三分虚七分实，比如他与徐远举、周养浩的关系，就不像他写的那样融洽——有战犯管理人员写的回忆文章，证实周养浩在重庆期间“拟判死刑”的上报文件中，就有沈醉写的揭发材料，这才导致周养浩要拿板凳砸向沈醉的脑袋。

据沈醉回忆，他在重庆期间就已经跟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保密局总务处长）、郭旭（保密局经理处长）修复了关系，但战犯开始写交代材料，那是学习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沈醉一开始是对写材料有抵触情绪的，所以周养浩拿板凳砸沈醉，并不是他们刚进重庆白公馆就发生的事情。

沈醉回忆录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次各地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的，都是被俘的国民党中党政军特人员职位最高的一部分。这些人被俘虏时，身上都带有不少黄金美钞。按规定，除了像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的几千上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等，属于公款，应予没收外，凡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

沈醉一开始是在重庆学习改造的，直到1956年高级战犯大集中时才去的北京功德林（沈醉在时间上有些模糊，有一次还说是1957年国庆之后才去北京，与战犯管理人员的回忆印证可知“1957年”是沈醉记错了），此前他云南昆明陆军模范监狱、重庆白公馆、松林坡看守所、四川省公安厅第二监狱（原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等地学习改造，最后才集中到北京。

沈醉比宋希濂、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郭旭进京都晚，他那一批只有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等三人，原本是包括孙渡在内的四人，但孙渡患病没有成行。

沈醉因为进京较晚，所以尽管写得绘声绘色，但他绝不是董益三打黄维耳光的目击者：那场架是1952年在功德林打的，沈醉最早也早不过1956年才跟董益三“重逢”。

沈醉言之凿凿，说王陵基有八万两黄金被没收，但王陵基对此坚决否认，还专门撰文辟谣，说自己逃跑的时候根本就没带那八万两黄金：“我原来的计划是叫保安团从邛崃、名山两县横插芦山、天全再去西昌。不料保安团刚到名山、雅安交界处，就被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击溃。我这时身边已无部队，不敢多停留，便弃车步行。一路上听到很多谣言，说我带了几万两黄金。我担心出问题，便赶忙由崇庆再度转回成都，这时已经是1949年12月21日了。”

王陵基这篇文章叫《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恶活动》（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文），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刊发时间是1965年，但撰写时间肯定早于1965年——很多刊发的文史资料，实际就是战犯在管理所期间写的交代材料，比如徐远举的《自供状》，后来也公开刊发于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3第三期和第四期。

王陵基被抓时身上绝对没有八万两黄金，甚至连一两黄金都没有，《纵横》杂志刊发的《王陵基被捉记》明确记载：“搜其身，除轮船票和10多万元人民币（旧币），别无他物。”

十万元换成新币就是十块钱，王陵基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那所谓的“数万两”黄金，根本就没到他手上，他只是在接收单据上签了个字，人家就拿去报账了：“1949年9日半夜，财政部部长关吉玉和次长陈良先后打电话给我，说有几万两黄金要交给我，我一去，他们就催我打领条，说有四万多两黄金正在造币厂改铸，他们已通知全部交我领取。我便在一张他们写好的收据上签了名，他们拿着立刻就走。”

王陵基说自己打了收条，但并没有真正见到那四万两黄金，直到12月12日，他才去造币厂领取，但零的速度非常之慢：“要一小块一小块过秤，每天只能领出两三千两。领了三天才领下八千多两。”

大家都急着逃跑，“移交”黄金的人磨磨蹭蹭，账面上是划拨给了王陵基四万两黄金（一说为八万两），但王陵基只收到了八千两，这就是王陵基回忆文章中第一个说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是四万两，就有三万二千两假账，如果是八万两，就有七万二千两假账，这笔巨额黄金，被谁贪墨了？

不管是八千两还是八万两，那都是给王陵基的“军费”，但王陵基却毫不客气地将其视为私人财产：“我便叫人把领来的黄金分别装在空子弹箱内，每箱可装五六百两。我离开成都时叫人送了两箱存放在我的亲戚萧公远家中，又叫田粮处处长王崇德拿出几箱去托人藏匿，其余便带在身边。”

即使仅有八千两黄金，那也要装十五六箱，王陵基先吞了两箱一千多两，让王崇德藏匿的“几箱”即使仅按三四箱计算，也有五六箱三千两黄金被藏了起来，这笔黄金最后有没有上交、随身携带了多少、随身带着的那些藏在了哪里，王陵基同样没有说清楚。

四万或八万两黄金，王陵基得了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那五分之四或十分之九归了谁，读者诸君或许能从王陵基的回忆中找到答案：“这一笔黄金是他们（阎锡山和关吉玉、陈良）和陈诚吵了好几次架才要来的。在11月以前，台湾每月拨出黄金五万两作为在大陆上反动部队的经费和其他开支，11月底重庆解放后，陈诚便不肯再发这笔钱了。由于阎锡山和顾祝同等力争，才又如数拨来。”

阎锡山很卖力气地从陈诚老虎嘴里夺肉，当然不是为了让王陵基在四川多支撑几天，而王陵基没见到黄金先打收条，说明他很“懂事”——阎锡山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无利可图的事情是绝不会那么卖力的。

王陵基说不清楚那笔黄金的“大头儿”被谁拿去了，自己让人私藏的三千两黄金下落如何，他同样没有说清楚，至于他一开始让人带着跟自己跑的几千两，他倒是算得很清楚：“我把领到的黄金拿出一部分作保安团的经费，要他们为我卖命。我看到李文（第五兵团司令，投诚后又寻机逃跑，去台后当了中将高参）派他的参谋长当代表去见解放军，这说明李已被迫决定投降了。我立即决定遣散随从人员，每人发给他们五两黄金，叫他们各自去逃命；又将多余的金子和省政府的大印等偷偷投入一个水井内。”

王陵基被自己带着的那几千两黄金全都散发或扔掉，这就叫“死无对证”，如果见了老蒋，他肯定会按阎锡山“给”他的数字上报，并表示所收黄鸡全都发放和扔掉了——每人拿到五两黄金的人早已四散奔逃，老蒋和陈诚不可能一一核对，至于王陵基扔进井里多少，甚至有没有扔，那就只有“井龙王”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沈醉写的“王陵基被没收八万两黄金”都属道听途说，而且王陵基本人也已“辟谣”，再加上其他人员旁证，我们可知王陵基进了战犯管理所也算“穷人”，远不及沈醉、成希超等人“阔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