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身体蜷缩在长满带刺灌木的废弃水塔后，连呼吸都不敢用力，任由粗糙的沙砾嵌进我膝盖的血肉里。
几十米外的土路上，几道刺眼的手电筒光柱正疯狂扫射，还伴随着粗暴的斯瓦希里语咒骂声。
那个半小时前还在用蹩脚中文叫我“宝贝”、承诺要给我建一座玫瑰庄园的男人，此刻正举着一把长枪，像搜捕逃窜的羚羊一样搜捕我。
直到那一刻，我才终于承认：我爸当初在那张饭桌上砸碎酒杯，红着眼眶指着我鼻子骂的那句“你去非洲死在那都没人给你收尸”，竟然不是一句气话，而是一句差点应验的谶语。只可惜，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足以让人扒掉一层皮。
时间倒退回两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在广州做外贸业务员的年轻女孩，满脑子都是跨越山海的浪漫爱情。卡鲁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勉强能交流的中文，自称是东非某国的部落贵族后裔，在那边拥有广阔的矿产和庄园。
后来他对我展开了近乎疯狂的追求：每天一束从不重样的鲜花，高档餐厅的烛光晚餐，以及那些关于非洲大草原、绝美日落、自由生活的动人描述。
对于一个从小在父母严厉管教下长大、从未真正叛逆过的乖乖女来说，卡鲁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神秘男主角，满足了我对自由的所有幻想。当他向我求婚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然而，我的决定在家里引发了十二级地震。我爸气得掀翻了饭桌，我妈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死死抱着我的腿求我清醒一点。“你了解他吗？你了解那个国家吗？几万公里的距离，你要是受了委屈，我们连买机票飞过去救你的时间都没有啊！”母亲的眼泪鼻涕蹭在我的裤腿上，可那时的我，像中了蛊一样，觉得父母就是封建大家长，是阻挡我奔向真爱的绊脚石。
“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我宁愿死在非洲的大草原上，也不要在你们安排好的相亲里烂掉！”我丢下那句狠话后，趁着夜色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跟着卡鲁登上了飞往异国他乡的航班。我以为我是在为了爱情私奔，却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踏入地狱的深渊。
初到非洲的头两个月，卡鲁确实兑现了他的部分诺言。他带我住进了一座占地极广的带院子的别墅，院墙很高，上面甚至拉着铁丝网。家里有几个当地的女佣和园丁，对我毕恭毕敬。卡鲁告诉我，外面的治安不好，让我尽量待在院子里，他会为我安排好一切。那时我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把那种变相的软禁当成了他对我无微不至的保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
首先是我的护照。到达的第二天，卡鲁就以“帮我办理长期居留手续”为由拿走了我的护照和大部分现金。每次我问起进度，他都以当地政府办事效率低下为由搪塞过去。其次是他的脾气，那个在广州温文尔雅的绅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度大男子主义、暴躁易怒的独裁者。只要我多问几句他的生意，或者提出想去镇上转转，他就会大发雷霆，甚至砸碎屋里的东西。
别墅里的网络信号极差，我几乎无法和国内的家人朋友取得联系。每次勉强连上视频，为了面子，我还要强颜欢笑地对父母说我在这里过得像个王妃，哪怕挂断电话后我已经泪流满面。
真正的恐惧，降临在一个极其平常的下午。
那天卡鲁去几百公里外的矿区视察，他说要两天后才回来。闲来无事的我在别墅里闲逛，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后院一间平时一直上着三把大锁的库房前。那天，负责打扫的佣人不小心把钥匙遗落在了门外的石台上。我的好奇心战胜了理智，推开了那扇布满灰尘的铁门。
库房里堆满了杂物，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腐烂气味。在角落的一个破旧木箱里，我发现了一些很多女性物品：几件款式陈旧的中国旗袍，几条充满东南亚风情的裙子，还有一些已经干瘪变色的化妆品。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一种强烈的第六感驱使我继续翻找。在木箱的最底下，我找到了一个生锈的铁皮盒子。撬开盒子的那一瞬间，我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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