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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5日，在人道主义的压力之下，在美国前副总统洛克菲勒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敦促之下，卡特总统允许绝症末日的巴列维，从墨西哥进入美国进行治疗。

尽管临时革命政府此前已经警告卡特政府允许巴列维入境的危险后果，尽管意识到在伊朗的美国人可能会被扣为人质，但卡特政府还是批准了巴列维的入境申请。这是又一个例证，表明华盛顿的决策者对于伊朗反国王运动的狂热本性、对于革命者担心美国可能再次筹划扶持国王的忧惧缺乏敏感或者全然无知。卡特政府的这一决定是爆炸性的，它使得伊朗的政治气氛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1、德黑兰使馆人质事件的爆发

华盛顿的这一举动，揭开了历史伤疤，唤醒了伊朗人对于1953年政变，乃至于更久远屈辱的沉痛记忆，给伊朗左派和右派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来组织一场反美运动，在伊朗形成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反美气候，引发了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

1979年11月4日，恰好是霍梅尼被迫离开伊朗流亡土耳其15周年，德黑兰美国大使馆遭到攻击，并被“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占领。

在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成员哈比博拉赫·佩曼和伊斯兰共和党中央委员会成员霍贾特伊斯兰穆萨维·霍恩尼哈的领导下，他们将美国大使馆人员扣为人质，并查抄了数百份使馆人员未及销毁的文件。人质危机从1979年11月4日持续到1981年1月20日，历时444天。霍梅尼将这次事件称之为“伊朗的第二次革命”，甚至比颠覆国王政权的第一次革命更重要，因为它给了“大撒旦美国”一次重击。

临时革命政府受到了这一轮反美浪潮的冲击。11月1日，巴札尔甘及其外交部长雅兹迪在阿尔及尔参加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25周年庆典期间，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会晤，讨论当前的双边关系。此举与反美正酣的国内气氛格格不入，因而遭到强烈批评，甚至有人指责他奴颜媚骨，有通敌之嫌。

面对这种指责，巴札尔甘进行了猛烈回击，认为虽然自己无需任何人批准与谁会面，但霍梅尼事先知道他与布热津斯基的会晤，他讽刺地说道：“我不是胡韦达；伊玛目（霍梅尼）也不是穆罕默德·礼萨国王。”

对于占领使馆事件，巴札尔甘与多数温和派一样，谴责这一行为违背了国际法和文明外交的基本准则，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人质。但“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拒绝服从巴札尔甘的命令释放人质，这暴露了他的虚弱无力。

11月6日，巴札尔甘政府被迫辞职，霍梅尼命令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接管政府，贝赫什提成为新政府核心人物，巴尼萨德尔出任经济和财政部长，戈特布扎德出任外交部长。

虽然对于人质事件的策划和意图有着种种猜测与争论，但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其后果而非动机。一位穆斯林政治家在1980年1月（人质最终获释前1年)曾经这样告诉国务卿万斯：“除非霍梅尼已经将伊斯兰革命制度全部付诸实施，你们不会得到人质。”

这一意见是有道理的。

反美的歇斯底里为原教旨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来动员公众支持新宪法、攻击反对派。霍恩尼哈是国家电台和电视网络的伊玛目代表，“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借此控制大众媒体展开宣传，巧妙地将对新宪法的反对等同于勾结美国、背叛伊斯兰革命。他们还利用查获的美国使馆文件，从中选择性地披露一些材料，诽谤温和派，指控他们是伊斯兰革命的敌人和美国间谍。

包括沙里亚特马达里在内的数百位知名人士成为攻击的目标，巴札尔甘的副手恩特扎姆就是其第一个牺牲品，他于1979年12月17日被捕，1981年6月被判终身监禁。

左派和人民圣战者兴高采烈地加入了这一反美潮流，称赞这是一次“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行为”，声称沙里亚特马达里和穆斯林人民共和党从萨瓦克那儿得到物质酬劳以支持国王。人民党希望借此清除自由主义者，人民圣战者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当作自己的首要使命，这些都被原教旨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加以熟练利用。

左派没有意识到，将“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抬升为反对帝国主义的英雄，实际上是在剥夺自已赖以动员民众的最后一个支点，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反美姿态。

2、人质事件的影响

劫持美国人质标志着伊斯兰共和国反对大撒旦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开始，霍梅尼从这一斗争中获得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确保了新宪法的通过。

巴札尔甘、巴尼萨德尔和其他一些人曾经抱怨新宪法给予伊玛目绝对的权力而没有丝毫的责任，但现在，当这样做只能意味着站在撒旦一边反对真主、与帝国主义阴谋分子一起反对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及其革命领袖时，谁还能反对这部宪法呢？巴札尔甘和绝大多数政治集团尤其是人民党被迫宣布，为了不损害“正在进行的反帝斗争和伊玛目的政治路线”，支持新宪法。

在人质危机煽起的狂热反美气氛中，宪法公民投票于1979年12月2-3日如期进行。在超过1500万张投票中，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宣称只有30866张反对新宪法。

然而，反对新宪法的实际人数并非如此渺小，人民圣战者、穆斯林人民共和党等组织都抵制了这次公民投票，尤其是沙里亚特马达里及其影响下的穆斯林人民共和党顽强地顶住了人质危机带来的躁动，在公民投票后继续反对新宪法中法基赫统治的条款。

沙里亚特马达里在公民投票前夕公开反对专家会议提交的宪法，称其为一件没有条理、自相矛盾的法律文件，因此他不会参加投票。在新宪法通过公民投票后，沙里亚特马达里加强了他对新宪法的反对。

12月5日，在一次沙里亚特马达里的支持者与霍梅尼支持者之间的冲突中，沙里亚特马达里在库姆的寓所受到攻击，他的一名保镖被击中身亡。第二天，大不里士发生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大不里士陷入骚乱，电台、电视台和政府建筑物被沙里亚特马达里的支持者占领。穆斯林人民共和党要求惩处杀害沙里亚特马达里保镖的凶手、废除审查制度、取消使“独裁者合法化”的宪法。

为防止大不里士起义蔓延到其他地区，原教旨主义者答应沙里亚特马达里，“没有他的事先同意”，不会作出有关阿塞拜疆省内部事务的任何决定。局势由此稍为平静。

然而，妥协是暂时的，原教旨主义者很快镇定下来，展开迅速而有力的反击：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全国性集会支持新宪法；12月10日，革命卫队在左派游击队的支援下进攻并重新占领了电台和穆斯林人民共和党在大不里士的总部；革命法庭处决了一些参与者；“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谴责沙里亚特马达里和穆斯林人民共和党与萨瓦克和美国相勾结；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要求剥夺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大阿亚图拉头衔。随后的几周是对起义者的血腥镇压。

不久，沙里亚特马达里被软禁，穆斯林人民共和党被解散。

在人质危机所煽动的狂热反美气氛压力之下，民族阵线、自由运动等温和派被迫采取防守姿态，他们反对法基赫统治，但缺乏政治勇气支持沙里亚特马达里反对霍梅尼，未能团结在沙里亚特马达里和穆斯林人民共和党的身后形成反对法基赫统治的联合阵线。

左派与人民圣战者竭力煽动反美情绪，攻击温和派，削弱了温和派、尤其是沙里亚特马达里与穆斯林人民共和党的力量，从而为原教旨主义者建立神权政治助了一臂之力。

人质危机使得原教旨主义者以其所控制的革命委员会直接接管政府的形式发动了一场政变，摧毁了双重权力体系的一极，将国家置于激进乌里玛主宰的革命委员会的监管之下。这场政变得到了民众反美情绪的支持，确保了伊朗神权宪法顺利通过公民投票，为原教旨主义者进一步控制国家铺平了道路，因此，霍梅尼将其称为第二次伊斯兰革命是不足为怪的。

3、总统与总理之争

从1979年11月到1981年中，在直接接管政权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激进派乌里玛成功地将世俗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民族主义者赶出政治舞台。到1982年底，他们摧毁了富有高度组织性和献身精神的伊斯兰激进派别人民圣战者，还成功地结束了沙里亚特马达里及其他持不同意见的阿亚图拉们的政治生命。

最后，在1983年4月，教士政权摧毁了最后一个残留的政治组织人民党。总之，自从1979年11月直接掌权以来，原教旨主义者无情地对付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并且成功地垄断了国家权力，改造了伊朗社会。

1980年1月，伊斯兰共和国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霍梅尼此前曾向记者坦言：

“宗教领袖亲自领导政府，对此没有想过。鉴于我的年龄、我的处境和我的地位，我本人对此毫无兴趣。我绝不会当国家总统，我也绝不会担任其他政府职务。我将一如既往，满足于当人民领袖”。

同时，可能是由于沙里亚特马达里等正统派乌里玛强烈反对法基赫统治和乌里玛直接参与管理政府，霍梅尼下令禁止乌里玛参加第一届总统选举。霍梅尼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才华：现在他禁止乌里玛参加总统竞选，只是暂时的退却，以便重组力量，再次进攻。

霍梅尼的禁令对伊斯兰共和党是一次打击，它使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秘书长、伊斯兰共和党总书记阿亚图拉贝赫什提就任总统的希望落空，造成该党参选的混乱。继而，作为伊斯兰共和党第一提名人的贾拉尔丁·法西，由于被发现父辈是阿富汗血统而被迫退出竞选。最终，并无名气的哈桑·哈比比被伊斯兰共和党提名参选。

数百名候选人参加了这次竞选。（人民圣战者领导人拉贾维由于曾抵制宪法公民投票而被霍梅尼禁止参选。)

1月25日，独立竞选的世俗经济学家、时任经济和财政部长的巴尼萨德尔赢得了1400万张选票中的1070万张，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民族阵线候选人阿哈迈德·马达里获得200万张，伊斯兰共和党候选人哈比比仅获得70万张。

巴尼萨德尔1934年出生于哈梅丹的一个富裕教士家庭，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读于德黑兰大学，参加了亲摩萨台的政治活动。

60年代他前往法国攻读博士学位，但未能完成博士学业。在国外，他继续从事反国王的煽动活动，多次与民族阵线、自由运动、伊朗学生联盟和穆斯林学生协会合作。1978年在巴黎成为霍梅尼的顾问以前，巴尼萨德尔在伊朗只是一个无名小卒，1979年随霍梅尼回国后，凭借自己的霍梅尼顾问和亲信的身份，在伊朗的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霍梅尼一度非常欣赏巴尼萨德尔，称他为自己的“精神之子”，并任命他为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成员。

巴尼萨德尔的观点受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很大影响，强调个体自由和多元化，同时赞赏依附理论的主张，关注第三世界与西方关系的消极后果，他将这两种思潮与伊斯兰哲学混合起来，集中于伊斯兰经济。

巴尼萨德尔坚信伊斯兰经济学的独立性，坚信完全有可能基于社会公正建立伊斯兰经济制度，主张国家管理经济，实行财富平均分配，主张快速经济改造，实行工业国有化；他主张个体自由、民族独立，赞同少数民族地方自治。

他相信决策权的高度集中是所有剥削之源，因此反对宪法中赋予法基赫的绝对权力，反对教士日益增长的权力垄断；他要求所有辅助机构都应服从中央政府，支持复兴常规武装力量；他认为伊朗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西方，因而受到西方的剥削，因此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伊斯兰共和国：他认为扣押美国外交人员使伊朗在国际舆论面前输了理，主张合理解决人质危机，发展与西欧、日本的往来，以打破美国的禁运和制裁。

2月4日，霍梅尼批准了总统选举结果，主持了总统就职宣誓仪式，并任命巴尼萨德尔为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但霍梅尼清楚，巴尼萨德尔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不会对他俯首听命，因此，他在2月23日又任命绝对忠诚于自己的贝赫什提为最高法院院长，阿达比尼为总检察长，以监视和牵制巴尼萨德尔。

作为对激进教士集团和伊斯兰共和党强烈排他性（或者用巴尼萨德尔所说的权力垄断)的反应，伊斯兰社会主义者和世俗民族主义者、自由民主分子都开始广泛支持巴尼萨德尔，革命开始进入得到中产阶级广泛支持的总统和下层民众拥护的教士集团之间激烈权力斗争的阶段。

巴尼萨德尔的思想虽然是各种理论的大杂烩，但确定无疑的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与原教旨主义者追求的神权体制格格不入，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民主的、伊斯兰的伊朗。

应该说，巴尼萨德尔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引导伊朗走向这一光明前途。

他与霍梅尼关系亲密，与包括霍梅尼的儿子阿哈迈德在内的霍梅尼家族成员联系密切；他既是共和国全民选出的最高行政官员，还拥有一系列耀眼的头衔：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以及最高国防委员会长官，霍梅尼还给予他任命革命卫队指挥官和电台、电视台网络主管的权力；他的一些主张分别得到温和派、左派、正统派乌里玛，尤其是人民圣战者的支持，甚至在巴札商人和少数民族中也享有相当的威望。

然而，尽管支持者广泛，但巴尼萨德尔从未将这种支持组合成强大的联盟，由于未能明确界定自己的选民，他丧失了所有这些团体的稳定支持。更为致命的是，与巴札尔甘一样，巴尼萨德尔的任期是一种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两种倾向的加速度竞争，遭到了伊斯兰共和党及其已经建立的类国家组织日益增长权力的激烈对抗。

例如，巴尼萨德尔任命的革命卫队和电台电视台首脑不久就提交了辞呈，因为这两个机构的真正权力掌握在伊玛目代表的手中，他们都是伊斯兰共和党成员。终其任期，常规国家与伊斯兰共和党控制的类国家之间的竞争，极大削弱了巴尼萨德尔的权力和效力。

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开始于对新议会的控制。1980年5月9日和5月28日，举行了两轮伊斯兰共和国第一届议会选举。巴尼萨德尔受总统选举大胜的鼓励，满以为自己所欣赏的候选人能够控制议会。

然而他的这种自信显然是对总统选举结果的误读，那次他的压倒性胜利更多得益于霍梅尼封授的身份和伊斯兰共和党缺乏竞选经验，而非他自己的威望，议会选举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在263席代表中，伊斯兰共和党成员超过130席，将近一半议员是乌里玛，30名是穆智台希德，只有少数巴尼萨德尔的支持者当选。可见，在议会中，原教旨主义者占据绝对优势，伊斯兰共和党尽管在总统选举中受挫，但控制了立法机构。

议员的大多数推举伊斯兰共和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拉夫桑贾尼为议会发言人。很快，宪法规定的国家咨询议会也更名为伊斯兰咨询议会。

议会选举结束后，巴尼萨德尔与伊斯兰共和党控制的议会之间的矛盾在新政府总理人选问题上暴露无遗。

宪法规定，总理由总统挑选，由议会批准。巴尼萨德尔知道自己的选择很难获得议会通过，因此他试图绕过议会，先请霍梅尼认可自己的提名，这样议会就不可能拒绝霍梅尼的意见而只有认可，但霍梅尼没有接受这一提议。

为保证议会顺利通过，巴尼萨德尔提名与自己私交不错、但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霍梅尼次子阿哈迈德·霍梅尼出任总理，结果未等议会审议，就遭到霍梅尼的否决。巴尼萨德尔接着提名国家警察部门临时长官墨斯塔法·米尔·萨利姆，又被议会拒绝。为了解决这一争端，专门成立了一个由议会和巴尼萨德尔挑选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可能的候选人名单，巴尼萨德尔从中选择了拉贾伊。

巴尼萨德尔后来强调自己是被迫作出这一选择的：“这个委员会告诉我总理应该得到辅助机构、真主党和伊玛目的认可。”

无论如何，议会支持的原教旨主义者拉贾伊成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

拉贾伊1934年出生于卡兹维茵的一个普通家庭，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曾经当过街头小贩，后来在阿亚图拉贝赫什提的帮助下，成为一名中学教师。由于其与伊斯兰敢死队及自由运动的联系，曾被监禁。在巴列维王朝的最后时期，他从狱中获释并参加了革命运动，担任过临时革命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官员，又当选伊斯兰共和国第一届议会的议员。

拉贾伊代表的是伊朗下层民众、传统阶级的心态，而巴尼萨德尔则象征着受西方教育、亲摩萨台的一代知识分子，加上一些伊斯兰倾向；巴尼萨德尔奚落拉贾伊缺少专长和高等教育，而伊斯兰共和党则称赞其简朴的生活方式、单纯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伊斯兰的忠诚。

显然，总统和伊斯兰共和党支持的总理是对手而非伙伴，两者社会经济、教育背景和革命主张的完全不同使其不可能合作。总统与总理之间的第一个公开争执是关于内阁部长的资格问题。

拉贾伊强调部长的意识形态忠诚，而巴尼萨德尔则坚持专长与意识形态忠诚同样重要，反对那些不学无术的伊玛目路线忠诚者担任外交、经济、石油、商业等部部长。拉贾伊得到霍梅尼的支持，宣称“内阁部长必须百分之百是革命的、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的和坚定的”。后来在拉贾伊提交的21人部长名单中，巴尼萨德尔否决了7名缺少专长者，有些职位在巴尼萨德尔整个任期内一直空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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