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明朝的权臣，严嵩和张居正绝对是绕不开的两位。
两人都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子，权力大到一句话就能决定无数人的命运。两人也都不干净，手底下捞了不少油水。可有趣的是，严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骂了四五百年，张居正却成了后世推崇的改革家。同样是贪，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先看严嵩抄家时的场面。《明史》记得明明白白：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一百多万两，其他珍宝多到数不清。而且这还不是全部，有人算了笔账，把金银珠宝书画田地全加起来，折合白银将近两百三十六万两，差不多是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了。光是南昌和分宜的老宅新房就有三千三百多间。
再看张居正。他死后被抄家，官兵翻了个底朝天，黄金万两，白银十来万两，只有严嵩的二十分之一。虽说这个数对普通人家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可跟严嵩一比，还真不算什么。
数字摆在这儿，可历史从来不是用数字说话的。
严嵩当政二十一年，干了些啥呢？卖官鬻爵那是家常便饭，儿子严世蕃比他还能贪，父子俩把朝廷当提款机。真正要命的是，嘉靖皇帝沉迷炼丹修仙不上朝，严嵩非但没劝，反而帮着递青词、讨欢心，朝政一塌糊涂。边关告急他不急，百姓挨饿他不管，只顾着自己搂钱。连军饷都敢克扣，边防废弛，蒙古骑兵打到家门口了还想着怎么多捞一笔。《明史》把他列为六大奸臣，说他“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一点都不冤枉。
张居正就不一样了。他是真干事的人。万历初年小皇帝登基，朝政糜烂，国库空虚，张居正一上台就搞考成法整顿吏治，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重用戚继光守边关。十年下来，“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国库有钱了，边防稳了，老百姓也喘了口气。清人傅维麟修《明书》时想把张居正和严嵩并列为“权相”，结果被史家骂了个狗血淋头，说这是“败笔”。
其实说起来，严嵩年轻时也是个有理想的读书人。考中进士，入朝为官，眼里揉不得沙子，连土特产都不收，一度因为看不惯官场黑暗主动辞职回家。可到了权力顶峰，人就变了。诱惑太多，底线越来越低，最终彻底黑化，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当官。
张居正也贪，也讲究排场，出门坐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可人家贪归贪，心里始终装着江山社稷。有人送礼他照单全收，但做事的时候绝不含糊——他拒绝收礼的信件在《张文忠公全集》里收了不少，“厚惠概不敢当，谨用纳璧”之类的话说过很多遍。他的贪是人性的小瑕疵，可他的功，足以盖过这些瑕疵。
欲望这东西谁都有，可怕的是被欲望吞噬。严嵩为了贪而贪，把权力当工具祸害国家。张居正贪钱不假，可他的目的是干事，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同样都贪，一个遗臭万年，一个名垂青史，区别就这么简单。
人活一世，守住初心比什么都难。张居正做到了，所以历史记住了他的好。严嵩没做到，就只能背着奸臣的骂名，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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