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正营转业，安排在县武装部军事科任副科长。第二年春季，征兵开始了。

脱下穿了十五年的军装，换上那身的确良干部服，我还真有点不习惯。1991年秋天，我转业回老家，安排在县武装部军事科，任副科长。科长老陈还有两年退休，部里征兵、训练、民兵整组这些具体事，慢慢都交到了我手上。

办公室在三楼东头，不大，一张老式木桌，一把藤椅，文件柜的漆皮斑斑驳驳。每天早上，我仍习惯六点起床，把被子叠成豆腐块——虽然家里那口子总笑话我，说“都回地方了，还搞部队那一套”。可有些习惯，就像长在身上了，改不掉。

转过年来，就是1992年。春节刚过完，冰雪还没化尽，征兵工作就启动了。大红标语贴满了县城街道，广播里天天放着《当兵的人》。我们科里几个人忙得脚不沾地，设宣传点、下乡镇摸底、登记适龄青年。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核对各乡报上来的初选名单，门被敲响了。

“报告！”声音洪亮，带着股部队里才有的干脆劲儿。

我一抬头，愣了。门口站着个穿旧军装的中年汉子，国字脸，皮肤黝黑，咧嘴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老班长？”我“嚯”地站起来。

是赵大勇，我当新兵时的班长！当年在侦察连，他没少操练我，但也真护着我们这帮新兵蛋子。后来他比我早几年转业，听说回了老家，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

“真是你啊，李向阳！”大勇几步跨进来，大手握住我的手，用力晃着，“昨天在武装部门口看见个背影，就觉得像！一打听，果然是咱们的‘秀才排长’回来了！”

“老班长，快坐快坐！”我赶紧给他倒水，心里热乎乎的。在异乡见到老战友，那份亲切，别提了。

叙了会儿旧，才知道大勇转业后在县运输公司开车，家就安在城关镇。聊着聊着，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像是随口问：“向阳，今年征兵，开始了哈？”

“是啊，正忙活呢。”我笑着应道。

大勇放下杯子，手指在膝盖上搓了搓，脸上的笑容收了点，压低了声音：“那个……向阳，有件事，想……请你关照关照。”

我心里“咯噔”一下。在部队这些年，在武装部这半年，我最怕也最烦的，就是“关照”这两个字。但眼前是带我入伍的老班长，我只好说：“班长，你说，什么事？”

“是我家那小子，”大勇身子往前倾了倾，“叫赵小军，今年十八，高中刚毕业。小子打小就想当兵，体格也好，就是……眼睛有点近视，不严重，两三百度。你看，能不能在体检的时候……”

话没说完，但我听明白了。他想让我在体检环节“松松手”，让他儿子过关。

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窗外梧桐树上，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

我看着他脸上那熟悉的笑容，如今添了许多风霜，眼里带着恳求。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我知道农村孩子想出人头地多不容易，当兵是条好路。我也知道，对大勇来说，开这个口有多难。

“班长，”我嗓子有点发干，“征兵体检，有标准……”

“我知道，我知道有标准！”大勇急忙接过话头，语气更急了，“可小军那孩子是真想当兵！天天在家练队列，做梦都喊口令。那点近视，不耽误打枪！向阳，你看在……”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上那份《征兵体检标准细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视力要求，是硬杠杠。更何况，今年上级特别强调，要杜绝“关系兵”、“后门兵”，保证兵员质量。

“班长，”我抬起头，尽量让声音平稳些，“小军想当兵，是好事。体检，得按标准来。如果我这里开了口子，那对别的孩子不公平，对部队也不负责。你当年是怎么教我们的？‘纪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这话，我一直记着。”

大勇脸上的笑容彻底没了，黝黑的脸膛有些发红。他看着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办公室里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半晌，他慢慢站起来，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水，一口喝干，把杯子轻轻放回桌上。

“行，我明白了。”他声音有点哑，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有点重，“李副科长，你……是个好干部。”

他没再看我，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背影消失在楼梯口，脚步声沉重，一下，一下，像踩在我心上。

我坐在藤椅里，半天没动。桌上那杯给他倒的、他没碰的热水，兀自冒着淡淡的白汽。

接下去的日子，我照常忙着征兵。初审、体检、政审，每一个环节都盯得死紧。我知道，大勇没再来找过我。有时候在街上远远看见他开着运输公司的卡车过去，我们彼此都像没看见。

体检那天，我特意去了现场。外科、内科、眼科……一个个科室门口，排满了神情紧张又带着期盼的年轻人。我在眼科检查室外站了一会儿，透过门缝，看见一个瘦高个、眉眼有点像大勇的小伙子，正紧张地指着视力表。医生拿着指示棒，一丝不苟。那孩子眯着眼，努力辨认，最终，懊恼地摇了摇头。

我心里叹了口气，默默走开。我知道，那就是赵小军。

政审结束后，定兵名单公示。没有赵小军的名字。那天傍晚下班，我在武装部大院门口，意外地看见了大勇。他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脚边一堆烟头。

看见我，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我俩就站在那，默默地抽着。

“孩子……没事吧？”我问。

“能没事吗？”大勇吐出口烟，苦笑，“在家闷了两天了。不过，我跟他说了，是他自己条件不够，怨不得别人。”他停顿了一下，转过头看我，“向阳，那天……是我糊涂了。你别往心里去。”

“班长……”我喉咙有点堵。

“别说了，”他摆摆手，把烟头扔地上，用脚碾灭，“你是对的。部队是保卫国家的，不是讲人情的地方。要是当兵的体检都能糊弄，那上了战场，咋弄？这个道理，我懂。”他顿了顿，又说，“小军那小子，我跟他说了，好好复习，明年再报名。要是眼睛能做手术，就去做；做不了，就考学、学技术，路多着呢！”

他说这话时，眼神望着远处的落日，很坚定。那一刻，我又看到了当年在训练场上，那个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的赵班长。

我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后来，新兵入伍，敲锣打鼓地送走。又过了两年，我听说赵小军眼睛做了矫正手术，后来真的验上兵走了，去了南方的部队，干得不错。

我和大勇，偶尔还会在街上碰到，停下来聊几句，说说各自的孩子，说说以前连队的事。谁也没再提那年春天征兵的事。

可这件事，我一直记着。在老战友的情分和原则纪律之间，这道选择题，我至今也不知道做得对不对。有时候想，如果当时稍微“灵活”一点，是不是就能圆了一个年轻人的梦，也不会伤了老班长的心？可如果都“灵活”，那规矩又算什么？如果是你们，会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