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存】春雷响，春潮动，红豆生，春草萌（同丰里17号系列）|广州文艺|春潮|春草|春雷|红豆

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一个时代啊！春雷动，春草萌，惊蛰至，万物生。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寻找摸索，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变的时刻。破除了凡是派的迷思，各种思潮反反复复，互相驳诘。有人愿意抱残守缺，有人尝试摸摸石头，有人希望破旧立新，有人意图跳跃超前。虽然有过曲折，走过弯路，有人倒下了，有人摇摆着，有人仍挺立，继续毅然前行，但是，毕竟“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2024年的10月，广州的中山大学有一次别开生面的活动，举行了《红豆杂志结集》首发式暨赠书仪式，在中山大学的中文堂举行。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78级、79级“新三届”学子再次相聚一堂，见证书籍的首发。

这本只出了7期的《红豆》杂志，创刊于1979年，每期印3千至5千本，却是当时全国200多种校园学生刊物中唯一的以铅字印刷的期刊。全国大学生刊物中的“最为精美”，是中大的同学们至今仍然引以为豪的。

《红豆》的故事，让中大那帮经历和年龄跟我们一样的老头老太太去说吧。中大有《红豆》，广师有《春草》！

《春草》也有故事，虽然不及中大的《红豆》、北京大学的《早晨》、武汉大学的《珞珈山》等等兄弟姐妹们办的学生刊物精美动人，《春草》存在的时间也很短，只出过一期，是打字油印，用订书机装订的，但是，也在这个中国大学生在新时期出版刊物的历史洪流中，写下有特色的一页。

据说，当年中国100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刊物一共有200多份，不包括社会上的自由出版物。

交代一下背景。《红豆》创刊号1979年3月问世，由中大77级和78级学生的钟楼文学社组稿编辑出版，得到了校方经济上的支持，一共出了七期，至1980年12月。

广师的《春草》，我就是总编辑，有当年的日记，记载了这一盛事！

当时广州师院同样已经有考入的77和78两届学生，根据1979年的2月19日我的日记记载：白雪樵老师和立早兄——他们当时是广师中文系文学理论教研组的教师——召集了两班学生一共12人，每班6人，说要成立一个文学研究小组，并出版一份油印刊物。

白雪樵是位有故事的老太太，活了100岁才辞世，关于她的故事日后会有篇幅详说。当时我们学生背地里叫她白老太；立早兄姓章，两人都是我进广州师院前就认识了的。白老太在广州市文艺创作室待过，曾经到广州业余大学的文学班上过课，而我在这个班待了几个月，因此有一面之缘。白老太为人正派，思想很正统，这跟她的爱国爱党热忱有关，她主要讲授马列文论。跟立早兄的认识则是借了我在海幢街工作时候的同事徐康、我的大贵人的光。立早兄从广州二中调进师院中文系之前，我已经在徐康在广东省歌舞团的家中见过他的面。

当时我的小说《一张发不出去的请柬》获得了《广州文艺》征文的三等奖，算是最有文学成就的一位，因此选组长的时候就选了我，约定以后每星期聚会一次。

这样说来，我们的刊物实际上是官方暗示要办的，而且不断发号施令。我们和全国大学出现的学生刊物几乎是同步的，甚至更早，这可能显示了当时的一种政治风向。

我们这个小组又分成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两个部分，2月24日是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就把刊物定名为《春草》，广师的《春草》就诞生了。

名字是谁想出来的？肯定不是我。《春草》有四个编委，我和同班的吴惟庆，还有78级的郑卫平和一位男生，具体是谁忘记了，只能说好像是姚学宗。我们具体研究了组稿、出版、打字、印刷等事项，就开始着手发公告向全校各系的学生征稿组稿了。

那时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有话直说。在公告栏中，也不知是谁写下了“《春草》不过是《蠢草》”的字眼。好啊，刊物出来了再评价蠢不蠢，好吗？

第一期来稿很踊跃，有诗歌、杂文、小说，甚至有中学生的稿件，是一个电影剧本。谁不想在大学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也许一炮而红，成就了又一个刘心武或卢新华呢？但是实话说，来稿的平均质量不高。

我因为和考进中山大学77级的江明是好友，因此看过中大《红豆》的稿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百年名校的中山大学和复办才两年的广州师范学院，学生的平均质素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我们就主打一个题材标新立异，主题尖锐泼辣。

期间，有老师也说，比如说来篇《臧某某良心何在》如何？

由于小说稿的质量不高，于是我就想，我要写一个吸引眼球的题材，题目叫《模特儿》，大致写发生在某个美术学院的故事。一个作为人体模特的女子正展现其美丽的酮体，却被一位局外人偷窥，当发现后，窗外的窗台只是留下一滩污秽，人跑了。随着情节的展开，作为模特儿的女子和偷窥者成了大革命中对立的两派，昔日的模特穿上了军装，偷窥者也成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目，而且这一派势力见长，后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偷窥者还当上了什么主任，成了带着光环的人物。他要报复女子，用革命的词句对她展开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大批判，声称她当裸体模特已经当惯了，本性难移，是资产阶级赤裸裸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真实体现。但是，事后这位道貌岸然的无产阶级却真的把她睡了。小说好像是暗示女主的自杀作为结局。

我花几天时间写成了小说，送给白老太看，没想到思想一向正统的她对小说持肯定态度，说“故事是完整的，脉络是清楚的，主题是集中的，但是很粗糙，有必要加工，可以写长一点，写细一点。发出去。”而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见1984年3月26日的日记）。

我深知，《模特儿》受一部法国作家法郎士的作品《泰绮思》的启发，写妓女和修道士角色的转换，是不是约莫有些影子？《泰伊思》是鲁迅评过的作品，我在“雨夜读禁书”的时代已经读过，写一个在沙漠中修行的高僧，想到了名妓泰绮思，要度她出家；但是，当高僧成功了之后，却出现了反转，高僧忘不了名妓出家前的万种风情，忘不了她的裸体。

发的稿件齐了。有一篇诗歌，题目是《梦》，作者是我们学院的，署名“息遐”，来稿称不能改动一个字，否则就不发。诗歌委实写得不错，一字不改发了。但是至今不知道是哪位诗圣。

但是正在筹备打字出版的时候，风向好像有点变了。上面传来的消息，好像“潮头文学”不吃香了，奖金不能发了，长头发、喇叭裤和流行曲挨批了，甚至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的步子也放缓了。

一时之间，在官方文件的映衬下，各种出版物上不同观点意见互相诘驳，倒也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局面。要知道，这些大学生，脱下红卫兵袖章没有多久，文斗是出了名的，又碰上这么一派思想解放的大气候，写文章正是他们的爱好和擅长。只是当时舆论领袖的名气还不那么大，或者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到了5月份，已经出版了《红豆》的中山大学，也传来消息，虽然没有说禁止，但是学校该不该支持学生刊物，特别支持没有刊号却自行拿到社会上出售的刊物，已经引起了争论。据有人说，有好的文学作品可以拿到《作品》和《广州文艺》发表云云。

但是，广师的《春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1979年5月9日，比中大的《红豆》晚了两个月，广师的《春草》正式发行了。但是，因为只是一份打字的杂志，印数也有限，没有像《红豆》那样拿到街头向路人兜售，只是收回每本2元的工本费，甚至让中文系的老师每人购买一册。

附带说一下，纸张和装订工具和用品是校方资助的，但是，打字却是我们这个12人的文学研究小组群策群力，分别找熟人完成的。

下一步路在何方？5月14日，中大《红豆》有人来过广州师院，但是当时我不在，是78级的同学后来告诉我的。据说，中大《红豆》已经出了几期，但不打算收摊，学生们兴致勃勃地要办下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一直搞到79级的同学进校，还坚持出版，才有了《红豆》七期的传奇。

我们呢？似乎也受到了鼓舞，于是《春草》开始组织第二期的稿件。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没有了第二期，这棵小草太脆弱，已经夭折了。不过，平心而论，办不下去有各种的因素，并非因为我们文章出格，或是官方风向的转变，因为当时师范学院的副院长冯道远还来到中文系，与几个编委谈过，鼓励我们办下去。还提出意见，建议搞个电版的封面，漂漂亮亮的；文章放胆写，不要怕议论，摔跟斗云云。但是，办过刊物才知道，那是多么的吃力，凭几个正在念书的大学生把一个出版社的工作承担起来，是不现实的。而且，我们没有中大这样的名校的资源和人脉，光是靠广州师院的稿源，也显然不足。

但是，数年后，我大学毕业留校，当时的学生也成立了一个文学社，聘请若干老师当顾问。已经在中文系任教的我，是颇受学生欢迎的顾问之一。在成立的当天，学院的副院长潘佛章老先生，我们暗地里叫他老佛爷的，也参加了成立大会，发表了讲话，他还题诗送墨宝，好像要刷刷存在感。而我，则在会上介绍了学生时代办《春草》的体会，引起学生的兴趣，要索取当年的刊物，我也就把自己仅存的一本给了他们。因此，时至今天，我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刊物，希望有师院的老同学家中侥幸翻出一本来。

那当年写的小说《模特儿》呢？这篇小说后来经过一番加工，曾经送给两本杂志，一是《广州文艺》，一是《作品》。但是，那个时候气氛已经不对头，一知名青年作家在《作品》上发表的小说《在小河那边》已经挨批了，小说大胆泼辣，其中写到时代的荒诞，青年的彷徨，涉及貌似的不伦之恋，不过，结局处青年才俊孔捷生终于圆了有情人的梦。而《模特儿》居然把敢于裸露的女模特作为正面人物处理，并触及一些大胆的性描写，在那个时代，是不合时宜的。其中一份刊物没有回音，一份刊物提了意见由作者作了改动，后来也可以理解地石沉大海。

原稿已经没有了，甚至具体情节我也已经忘记了，但是，其中有些今天看起来的金句还是值得孤芳自赏一下的，比如说，做过模特儿的女子对批斗她的造反派说：“美，是一丝不挂的：丑，却需要美丽的套子遮掩。”

没有条件办《春草》，小说也发不出去，那种左右飘忽不定的气候使我的创作热情一下子冷却下来，在大学生涯的以后两年中，我没有写过一篇小说甚至散文、杂文什么的。只是上大学三年级时候和刚进学校的79级的几位同学，应广州《足球报》开山祖师爷严俊君之邀，曾经跑到广西梧州的中国足球集训基地。采访过正在那里集训的中国少年队，见识了那些很有足球天分的少年，回来也交上了长篇的新闻通讯。

结果，在这些79级的同学中产生了一批广州的体育名记，如翟树言和陆伟民等，再加上我同班的王国峰，还有78级历史系的李伟健，已经占了当时广州体育记者的半壁江山。他们为中国的体育事业，也作出了贡献。李伟健人称四哥，后来是广东电视台的名嘴，不仅曾经在《雅马哈鱼档》中出演过澳门客的角色，至今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异常活跃。这是中大人不能媲美而值得广师人自豪的。

其实，当时除了演练文学创作的《春草》，77和78级的同学，还有一个现代汉语科研小组，这更切合师范院校学生的实际，因此，两班的一些同学，就参加了这个科研小组。他们倒是有一本关于语法修辞的油印小册子留下来。1981年4月才定稿印制问世。因为当年出国考虑到在海外当中文老师可能会有些用处，因此我带着这本小册子上了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