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创新发展大会”上,飞灰原位循环资源化技术的环境风险被详细论述。该技术通过预处理(造粒调质等,部分不含水洗)、返炉高温处理,实现飞灰源头减量与无害化。其环境风险分析实验数据,首次以翔实充分的科研报告形式,向垃圾焚烧行业从业者公开。
与会专家认为,该技术通过造粒调质、重返垃圾焚烧炉高温处理(不经过水洗),实现飞灰源头减量与无害化,有助于消解飞灰危险特性,部分实验项目的最终产物,在多种场景下环境风险可控,具备推广潜力。同时建议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重点关注烟气及新产飞灰中的汞等挥发性成分),定期检测飞灰浸出浓度;优化预处理工艺(改进添加剂以降低汞挥发、增强重金属固定);完善污染控制标准,积累长期运行数据,明确污染物控制要求。
2026年3月26—27日,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承办、广州环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环投德思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2026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创新发展大会暨飞灰减量化与资源化研讨会”在广州顺利召开。
在本次会议上,业内传闻已久的飞灰原位循环资源化技术相关团队,详细介绍了该技术最终产物和处置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分析和管控研究方法,清气团团队受邀全程参会。
飞灰资源化领域的创新性技术流派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原位循环资源化技术(又称返炉处理),是一种旨在实现飞灰源头减量与无害化的新兴资源化技术。其核心工艺是在垃圾焚烧厂内,将产生的飞灰经过预处理,如添加添加剂、造粒/造块后,直接返回焚烧炉进行高温处理。
清气团获悉,该技术最早出现在2022年左右,号称是垃圾焚烧厂可以主动掌控的飞灰资源化技术,湖北、福建、四川、广东等地不约而同的涌现多个团队,平行开展工程化中试和成套化设备体系搭建,已有部分领先团队,获取了包括生态环境部门和顶尖环境科研机构的技术认证。
该技术以极其新颖和大胆的技术创新,在行业内吸引了诸多头部垃圾焚烧品牌集团的持续关注。
该技术主要基于以下原理:
物理性状改善:通过塑性造粒,增强飞灰颗粒强度,便于输送和炉内布料,并防止在炉内破碎产生二次飞灰。
二噁英分解:利用焚烧炉内600℃-900以上的高温环境,彻底分解飞灰中的二噁英,分解率可达95%以上。
重金属固化:在高温和添加剂作用下,使重金属形成稳定的硅酸盐、铝酸盐等矿物相,包络在硅铝钙的类陶粒晶格中,氯元素转化为低溶性盐类,从而被固化。
同时,与该技术路线的代表之一,上海fast工艺(飞灰水洗脱氯后烘干造粒再入炉技术),早在2024年,在上海市投入工程化实践应用,2025年获得生态环境部复函支持,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2026年,上海市环境局发布该工艺的配套环境监管措施。
环境风险论证——采用最极端浸出毒性检测标准
该技术的主要优点在于能够利用现有焚烧设施,预处理相对简单,成本较低,并能实现飞灰的源头减量。目前在国内已有少数项目进入工程试验或即将进入应用阶段。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超博士,在本次论坛,对该技术路线的最终产物和处理过程,如何开展环境风险研判以及环境风险管控方式的研究,做了详细介绍。
——为有效提取烧结产物,实验过程中的造粒飞灰会装入密封容器中,通过垃圾焚烧炉的投料斗,随生活垃圾进入垃圾焚烧炉,待其在炉内焚烧后,随炉排移动至水封出渣前取出。
对该技术路线的环境风险评估和管控方法,主要聚焦于两点。
1、烧结产物的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先将烧结产物的重金属浸出毒性、二噁英残留等关键指标与原生炉渣进行对比,判断其对炉渣固有环境安全性的影响,初步识别需重点关注的污染物;在此基础上,结合产物拟采用的填埋、建材化、路基材料等不同利用场景开展风险评估,确定各场景下的污染物控制限值。』
2、处置过程的环境影响与循环富集控制:评估返炉处理过程中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挥发扩散对垃圾焚烧烟气排放指标的影响,并分析飞灰在多次循环返炉后的有害物。
其中,浸出毒性的检测方法,使用了国内最严格的标准方法,即GB/T30810—2014《水泥胶砂中可浸出重金属的测定方法》,可更全面地评价固体废物在极端环境条件下的长期释放潜力。
以下为该团队的开展的部分案例数据:
处理后飞灰的二噁英含量(3 ng TEQ/kg)远低于《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限值(3000 ng TEQ/kg)。各重金属浸出浓度也均满足该标准入场要求。
处理后飞灰的重金属浸出浓度均低于《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GB/T 30760)对水泥熟料的限值,不会导致熟料产品浸出毒性超标。
处理后飞灰中铅、镉、铬的有效浸出量,以及氯的总含量,均低于用作路面基层和免烧砌块场景下的控制限值,环境风险可控。
与炉渣相比,处理后飞灰中汞、砷、铜、锌、锰等8种元素的浸出浓度低于或等于原生炉渣;只有铅(Pb)、镉(Cd)、铬(Cr)和氯(Cl)的浸出浓度,略高于炉渣,整体而言,处理后的飞灰,其环境风险较低。
在处置过程,返炉处理对炉膛温度、垃圾处理量、烟气净化药剂用量无显著影响。烟气中的常规污染物(颗粒物、SO2、NOx、CO)和二噁英排放均达标且未明显增加;汞排放有轻微增加但仍远低于标准。
返炉后氯、硫含量增幅很小,对HCl、SO2等酸性气体排放增量很低(<10%),评估认为对焚烧炉腐蚀和现有脱酸装置的影响有限。
系统平衡时返炉飞灰总量比原始飞灰量约增加12%。
烧结过程中,造粒飞灰的重金属和其它元素的挥发性,主要分为三类。
『高挥发性元素』
汞(Hg):挥发率极高,达到 98.4%。需要重点关注和控制。
『中挥发性元素』
这部分元素有一定挥发性,主要包括:铊(Tl):挥发率为 30.1%,锌 (Zn):挥发率为 24.8%,氯 (Cl):挥发率为 24.3%、铅 (Pb):挥发率为 18.4%。
飞灰中的氯化物在炉排温度下虽有部分挥发,但绝大部分在飞灰中被保留,对垃圾焚烧炉整体系统腐蚀性影响有限。
『低挥发性/不挥发性元素』
这部分元素在返炉过程中非常稳定,挥发率很低,甚至出现“负挥发”(即返炉后,会主动富集原生垃圾中的同类元素,烧结后含量增加),因此基本不参与循环富集,最终会保留在炉渣中排出系统。
例如:硒(Se):挥发率 9.8%,钡 (Ba):挥发率 12.6%,镉 (Cd):挥发率 8.8%、硫 (S):挥发率 7.1%。
砷(As)、铜 (Cu)、铬 (Cr) ,返炉后含量基本不变。
实验团队认为,在工艺合理控制的前提下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原位循环无害化处理技术有助于实现飞灰源头减量与危险特性消解。部分应用项目的处理产物在多种场景下环境风险可控,为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具备进一步推广应用的潜力。
陈超博士在论坛现场强调,该技术工艺在进一步实验推广中,应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定期检测烟气和新产飞灰中汞等挥发性成分,一旦出现大幅度升高趋势,应采取周期性释放等措施进行控制;定期检测处理后飞灰浸出浓度,对比不同应用场景的浸出限值,保证后续应用环境安全还要进一步优化预处理工艺,如改进添加剂,进一步降低汞等挥发率,以及增加重金属的固定效果,从源头控制循环富集风险。
还要完善污染控制标准,积累长期运行数据,对运行过程和处理产物提出污染物控制要求。
成本、监管与连续性的三重优势
一些垃圾焚烧企业的技术人员在会议现场对清气团表示,近年来,行业内对该技术持续关注,但又抱持一些疑虑,尤其缺乏关键性的环境风险控制信息。
某垃圾焚烧集团的总工接受清气团采访后表示,听完报告后发现,飞灰入炉循环技术,其建设成本和运维成本,对标目前主流技术,有明显优势;能够实现连续性生产,不会带来飞灰积压导致的仓储成本高、环保督察风险高的问题。而且日后若有更好的飞灰资源化模式,也能够较快转型,无需担心重复建设带来的投资成本过高。
某地方生态环境局的参会代表,听完报告后表示,该技术处置流程最短、监管难度最低,而且费用较低,对支付能力弱的二三线城市,有较强吸引力,也是全球垃圾焚烧行业中的颠覆性技术。
清气团了解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国内顶尖企业也在进行类似技术的研发和中试。
清气团也将持续关注此技术的工程化试运行成果,并诚邀相关技术企业跟清气团积极互动,开展走访调研。
文 | 垃圾焚烧首席分析师 晏磊
编辑 | 晨雨
图片|数据 清气团整理
本文系【清气团|固废展望】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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