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北京城南东安县的辛店村里，住着一户臭名昭著的张家。
这张家在当地赫赫有名，却无半分美名，全靠蛮横霸道站稳脚跟。
当家人名叫张秉让，家中有大哥张大，还有三个儿子张五、张纬、张绪，外加两个侄子张绘、张经——整整七个成年壮丁，在宗族势力盛行的古代乡村，这般人丁兴旺，几乎让他们在村里横着走，无人敢惹。
古代乡村百姓多以务农为生，力气便是生存的本钱。张家七个壮劳力，春耕秋收、开荒拓地样样比别家利落，农忙时别家需雇短工、请麦客，张家仅凭自家人力便能轻松完工。
更别提乡村常见的争地、争水、争坟山纠纷，别家多是独子单丁，遇上张家七个小子，动手时只能吃闷亏。所谓“人多好种田”，在张家这里，却成了欺良压善的资本。
张秉让最热衷于圈地扩产，手段狠辣且毫无底线。辛店村外有一条官道，是村民进出的必经之路，张家住路北，路南便是村民的耕地与住宅。
为了扩充自家地盘，张秉让直接推平耕地、拆掉民宅，甚至将官道也圈进自家范围，硬生生占了一大片土地。
这还不算完，村口有一处村民合资修建的公益茶棚，供村民和过路人歇脚解渴，本是积德行善的设施，却被张秉让觊觎。
没几日，他便拆了茶棚，将土地据为己有；茶棚旁紧邻村民陈二的房子，他嫌碍事，竟顺手也将陈家房屋拆毁。
这般蛮横行径，张秉让愈演愈烈，从村头到村尾，他足足圈占了一里多地，村里的水井、牲畜饮水的石槽，甚至供奉神明的龙王庙，都被他强占为私产。
更离谱的是，辛店村外有条沟，村民王汝兰的田地、靳成祥家的坟地都在沟边。
张秉让看中这条沟后，在周边遍种柳树，随后便公然宣称：“树是我种的，这条沟自然也是我的。”连人家的祖坟都要觊觎，其贪婪无耻可见一斑。
张秉让作恶多端，他的子侄们也绝非善类。
大儿子张纬略懂些拳脚功夫，便整日耀武扬威，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村民田永秀某天在地里拔草，张纬路过，竟无故将其按在地上毒打，险些将人打死。
二儿子张五看中了村民陈二的妻子陈马氏，二话不说便强迫陈二将妻子卖给自己，陈二不肯，就被他打得遍体鳞伤，直到被迫应允。
除此之外，张秉让还带着子侄们在村里设立“断青会”。
每到庄稼快成熟时，他便领着子侄，再雇些流氓恶棍，手持棍棒在田间巡逻，禁止村里的妇女、小孩到地里捡掉落的麦穗。
要知道，这些麦穗虽是收割后的残剩，却是村里寡妇、穷人和孤儿补贴家用、熬过寒冬的指望。张秉让不仅禁止捡拾，还规定：若要捡，必须交钱入会，否则便拳脚相加。
张家作恶多年，辛店村村民敢怒不敢言。张家子嗣不断、人丁愈发兴旺，家家户户都怕引祸上身，只能默默忍受。
直到嘉庆二十三年，年轻人崔克敏实在忍无可忍，独自跑到顺天府，将张家的恶行一纸告上公堂。
时任顺天府尹的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是清代著名的清官廉吏。他在道光年间，年近七旬仍为清政府的腐败妥协、割让香港之事誓死抗争，以死明志，堪称壮烈。
崔克敏有幸遇上这样一位青天大老爷，案子才算有了转机。
王鼎接到控告后，十分重视，立刻着手调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多年来控告张家的案子竟有二十多起——此前不少村民也曾告过状，但都只告到东安县衙，从未有过结果。
王鼎当即行文东安县知县支宁祥，斥责其漠视民怨、不作为，命令他立刻抓捕张家众人。
支宁祥不敢怠慢，连忙派人前往辛店村抓人，可奇怪的是，张家七名成年男丁，他只抓到了张秉让一人，其余子侄竟全部逃之夭夭。
张家横行多年安然无恙，此次王鼎突然下令抓人，他们却能提前逃脱，很难说支宁祥没有从中作祟——或许是张家常年向其行贿，让他成了张家的保护伞，这才导致此前的控告石沉大海，此次又提前通风报信。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支宁祥并非故意包庇，而是确实无力管束。
清代规定，知县不得下乡扰民，村里事务全靠保甲、地保汇报，而查阅本案原档可知，辛店村的保甲、地保全是张秉让安排的自己人，自然不会举报张家。无论真相如何，这起案子都暴露了古代百姓告状的困境：有理，却无人肯管。
好在这次有王鼎督办，只抓到张秉让，便先审他这个首恶。可出人意料的是，公堂之上，张秉让从容不迫，对所有控告一概否认，声称自己从未作恶，全是被人污蔑造谣。
支宁祥将审理结果汇报给王鼎，王鼎勃然大怒，斥责他只抓一人、敷衍办案，要求他务必将其余人犯全部抓获，多找突破口。可支宁祥却打马虎眼，以县衙人力不足、自身能力有限为由，声称抓不到人。
王鼎不愿与他纠缠，直接写了一封奏折上报嘉庆皇帝，陈述案情的同时，检举支宁祥办事不力、漠视民苦。
嘉庆皇帝看后震怒：天子脚下，竟有如此恶霸横行，知县还不作为！当即下令，摘掉支宁祥的顶戴花翎，革去其官职，命他戴罪办案，限二十日内抓获所有罪犯，否则严惩不贷。
此前敷衍了事的支宁祥，在皇帝的压力下，效率陡升——没到二十天，便将那些他曾扬言“天下广大、难以寻踪”的张家子侄全部抓获，办案速度令人咋舌。
人犯到齐后，王鼎亲自督办审理，由于控告者众多，证据确凿，张秉让等人再无狡辩之力，很快便认罪伏法。
张家多年来的罪行，桩桩件件罄竹难书：强占民田、拆人房屋、逼人卖妻、私设公堂、收取保护费、敲诈勒索、动手伤人、限制人身自由，甚至殴打衙役，每一项都够判重刑。
最终，张秉让被流放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其余子侄要么流放，要么判徒杖之刑，各得其所，也算大快人心。
令人唏嘘的是，那个曾拖延办案、疑似充当保护伞的支宁祥，竟因后期办案迅速得力，得到了嘉庆皇帝的赏识，被官复原职，重新戴上了顶戴花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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