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但还得紧跟着同学寻找实习机会；明明手上已经有几个项目，还被催促着完成新任务；为了不输在起跑线，身边的家长决定为孩子报上编程、AI 课程……在这个“高效率”“快产出”时代，“慢”，仿佛成了一种不合时宜。
当时间不再只是客观的物理刻度，而成为考核绩效、切割生活与施展权力的工具，许多人便被一种无形的“时间政治”所规训。即便在刚过去的假期或周末，能短暂放下手机、稍作放松，但在日常事务的围困中，我们真的还能重新调动感官了解真实世界、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吗？
为了回答类似的疑问，美国林菲尔德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教授詹妮弗·劳赫以教育家和研究员身份，展开了一场为期六个月的“断网实验”。她停止使用数字设备和网络，转而借助“慢媒介”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在单读新书 071《慢媒介》中，詹妮弗也以写作者的的视角，回溯这场“逆潮流”的实践历程，并尝试为读者构建立一种“慢生活”的理解框架。
在书中，詹妮弗不仅将“慢”的理念引入媒介领域，将其与饮食、文化、环境及日常生活等多个维度相互连接，也重新审视黑胶唱片、录像带、报纸等被贴上“落后”“怀旧”标签的媒介形式。她并未否认自身对数字媒介的关注与热爱，而是在重新理解与使用“慢媒介”的过程中，主动选择别样的生活方式，将一种不完全受技术规训的可能性呈现在读者面前。
那是一种更需要勇气，却又让我们更可能专注、可持续生活在当下的选择。今天，单读分享《慢媒介》序言的部分内容，和詹妮弗一起走进她的冒险旅程，主动寻回“慢”权利。
进入正文前，值得一提的还有——《慢媒介》是单读近年来的首本外版书，也是“注视”系列的第一本。此系列通过不同领域的思想与实践，重新看见个体与生活的关系；关注被忽视的日常与选择，在既定路径之外，打开关于生活的另一种理解与可能。基于这样的想法，单读由衷希望这本书能为读者提供调整生活节奏的线索，让以人的生活质量为导向的未来变得更可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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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是可承受之轻
（节选）
作者：詹妮弗·劳赫
译者：李婉莹
不久前，我站在纽约的人行道上，面对朋友住的公寓楼，朝她位于三楼的公寓窗户扔石头。我的臂力和瞄准力足以让我击中二楼的玻璃，可我朋友住得更高。我不知道该如何引起她的注意。是等公寓楼里的人出来，还是触发我的汽车警报系统？麻烦的是，她没装门铃。人们不再装门铃是新通信环境引发的连锁反应之一，许多人默认访客会通过手机来宣告他们的到来—而一些业主不装门铃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必需的。最后，我找到一部公用电话，给朋友打了过去。虽然大多数人的口袋和钱包里都装有数字设备，我却没有。
你问我原因？在沉醉于体验数字媒介的奇妙中度过了二十年后，我断网了六个月，并且一年没用手机。异想天开、令人毛骨悚然的艺术家爱德华·戈里（Edward Gorey）举办过精美的插画信件展，该展览使我猛然惊觉，随着数字传播的发展，我们正在失去人工制品。我怀念写信时发挥的创意和收信的乐趣。这种淡淡的怀旧伤感使我尝试重塑自己的媒介生活。我希望断网一段时间能帮助我恢复寄信和明信片等使用模拟媒介的习惯，这些习惯曾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不过，并不只是收发电子邮件这一件事让我对数字媒介感到失望。
很久以前，我曾将大量时间用于需要动手和身体力行的活动：从烹饪书上寻找新食谱，沿着阿巴拉契亚步道（Appalachian Trail）徒步旅行和露营，自学书法，和朋友们一起闲逛，在暗房里冲印照片。我逛唱片店、图书馆、书店和其他如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令人难忘地写下的、提供“经印刷和装订制成的媒介制品”的商店。随着怀旧情绪翻涌——部分原因是怀念那些我不再拥有的闲暇时光——我意识到，当我紧盯屏幕的时间越来越久，线下休闲活动也渐渐被我遗忘。我一直觉得自己还算多才多艺，但数字媒介让我感到自己变得单调乏味。如同许多人一样，我发现数字媒介的好处越发含糊不清，其带来的负担也越发沉重。我想知道离线生活一阵会怎样。（也许你也对那种生活感到好奇。）
我突然想到，人们可以借鉴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的经验，将其应用于媒介使用。我不想在做所有事的时候都放慢脚步，只想创造一个空间，得以用更舒缓的节奏去使用媒介，并以此作为对快媒介使用的平衡和补充。在当时，我以为只有我将慢食运动与数字媒介相联系，有种孤军奋战的感觉。但我猜测，在某个不为我所知的地方，可能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在进行什么不寻常的运动。我在博客“慢媒介：论人工制品和媒介更少干预生活的可能性”（Slow Media: A Compendium of Artifacts and Discourses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for a Less-Mediated Life）中探讨了这些想法，讲述了我对技术“进步”的质疑、我计划给朋友和家人们寄几十张明信片，以及我在脸书上与慢媒介小组的相遇（这不是在自嘲；稍后我会解释）。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那样，我很高兴得知有其他人和我一同发掘了“慢媒介”的概念。
我策划了一场雄心勃勃的冒险：离线生活——不仅仅像很多人那样离线一天或一周，而是离线六个月。有很多原因吸引我去做这个实验。我渴望将时间和精力重新投入不使用媒介的消遣活动中。我想从客观视角重新评估媒介在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一想法的灵感来自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一句俏皮话：“我们不知道是谁发现了水，但很可能不是鱼。”换句话说，你无法清楚地感知你沉浸其中的物质或情景。人们经常将媒介比作“我们呼吸的空气”，尽管不同于鱼离不开水，人可以离开数字设备和网络生存。这一实验是个参与观察、收集数据、从外界视角评估数字文化的机会。
我计划重现二十年前的媒介技术使用情形：回到 1989 年，那时互联网和手机尚未开始流行。这意味着在实验中我可以使用任何印刷制品，包括报纸、杂志、书籍（而不是 Kindle、iPad、电子书）；我会听黑胶唱片、录音带和 CD 光盘（而不是 MP3 播放器及其同类产品）；我会看有线电视和录像带（而不是录像机或 DVD 影碟）；我会用打字机或在离线情况下用计算机处理文字工作（但不连接互联网、下载文件或“保存在云端”）；我会用固定电话（而不是手机）；我会听无线电广播（而不是卫星或线上广播）。
当别人通过技术与我联系时，我不会改变他们的偏好。我很感激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愿意甚至热切配合我的慢媒介实验。我不会指示他们为我做（或不做）任何他们通常不会做的事。如果有人用手机与我联系，我便用手机与他们交谈；如果旅行社在网上为我预订航班，那就这样吧；如果为我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人需要互联网来完成工作，也就顺其自然。无论他们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做了什么，都不会在根本上改变我的体验。
我与记者萨莉·海斯（Sally Herships）的一次对谈使得流行广播节目《市场》（Marketplace）播出了关于慢媒介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博客圈流传开来，并引起了公众关注。在我向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全球听众宣布我的断网计划后，我便自断了退路，只能勇往直前。根据新闻报道（当然，这不是一个可靠的现实指标），截至 2009 年底，慢媒介已从一种萌芽中的反主流文化发展为既成事实。新闻机构在报道这一“运动”时没做补充解释，他们认为这是种普遍现象。美国各地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英国、法国、德国等地的主要新闻媒体都对慢媒介进行了报道。
剧集《人生切割术》
临界点更近了
幸福生活、活在当下和一切从简等呼声吸引着人们——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以这些口号为书名的畅销书。许多人都在寻求幸福感、存在感和轻松感，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找不到这些感受。众所周知，高强度使用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感到心烦意乱、焦虑、疏离、健忘、工作过度、压力过大。但很少有人认为数字技术是现代人产生不满情绪的唯一根源，或者甚至是主要根源。不过，在 21 世纪初期，许多人意识到设备和网络给人带来诸多好处，也使人付出代价。一小部分人正在寻找并发掘与媒介和他人互动的新方式，而这一群体的人数正变得越来越多。
我一边与有关快媒介的疑虑作斗争，一边设想了关于暂离虚拟世界的休息方式。当时我并不知道，还有许多人也找到了同样的解决之道，即有意识地调整媒介使用方法。这些人和我一样，受到慢食运动的启发，通过平衡数字媒介和相对数字媒介而言较慢的活动来享受简单的乐趣。“慢媒介宣言”（The Slow Media Manifesto）便体现了这种精神。该宣言由三位德国学者撰写，在全球博客圈掀起了波澜。宣言鼓励人们在使用便宜、快速的媒介技术以外，享受书籍、唱片和其他经久耐用的替代选择。
就在那段时间，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和斯蒂芬·金等多产作家谈论了他们如何抵制媒介对创作的干扰。金承认他有“屏幕成瘾症”，每天要花七个半小时使用媒介：三个半小时在电脑上写作，一小时处理电子邮件，一小时浏览网站，两小时观看流媒体视频。（这比今天美国人平均上网时间略少。）金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史蒂维叔叔不给建议”——但他希望能有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狗和摩托车待在一起。“我想，任何人临终前都不会想在发送即时消息或玩在线扑克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他写道。
格拉德威尔则谈到了如何重新平衡自己的时间安排，减少使用数字媒介。例如，他放弃了写博客，转向图书和文章写作——他认为这些工作更有意义。“一个人一天中能完成的事情有限。”格拉德威尔对《环球邮报》说。他解释道，将智能手机放在视线范围外有助于他的内心变得平静和专注——即便是在咖啡店等公共场所工作时也如此。“我找到了各种小技巧来创造独处时刻。”他说。设立界限有益于提高工作效率，享受生活。
2009 年，当我计划退出数字媒介生活时，奥普拉·温弗瑞也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在“你的生活里可以没有什么？（What Can You Live Without?）”的倡议实验中，她鼓励观众去尝试自愿简朴生活一周。温弗瑞提出，如果人们减少物品，隔绝噪声，尤其是断开与数字设备的连接，他们就会发现更多生活的意义。这项实验的首要规则是暂停使用电脑、手机、电视和视频游戏等媒介技术。观众被邀请下载一份十四页的指南，指南包含一份小贴士、一本日记和一张图表。小贴士用于应对数字戒断，日记本用于记录实验期间戒断成功的时刻和戒断时遇到的诱惑，图表用于设定日后媒介的使用限度，以便改掉旧习。
同年，一个名为“重启”（Reboot）的非营利组织发起了第一个“全国断网日”（National Day of Unplugging），旨在将每周一天远离电子产品的仪式世俗化。该活动倡导人们至少尝试断网一次，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将其养成习惯。“重启”的创始人是精通媒介知识的技术行业人士，他们信奉犹太教但不严守戒律，并“感到反抗快节奏的生活是他们共同的需求”。他们的“安息日宣言”敦促所有人，无论信仰如何，都慢下来，休息一天。宣言的核心原则是，通过关闭手机、退出登录电子邮箱、脸书和推特等方式来远离技术。其他几项原则，如点蜡烛、喝酒、吃面包、寻求安静等也具备了非宗教倾向。宣言保留了《旧约》精神，放宽了安息日的限制，使这种实践更可行，也更具感召力。
与此同时，许多记者、名人和外向者也在尝试“媒介节食”和“数字排毒”，包括新闻主播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美食专栏作家马克·比特曼（Mark Bittman）和演员乔什·拉德诺（Josh Radnor）等很多人。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Lady Gaga 和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等人为了宣传“世界艾滋病日”（World AIDS Day）短暂放弃使用推特（想必这是一次巨大的个人牺牲）。《纽约时报》和《赫芬顿邮报》呼吁人们减少使用设备——这一请求或许不同寻常，媒体竟然敢倡导人们不要阅读他们生产的内容。阿默斯特、斯蒂芬斯等学院的教育工作者举办了如“正念日”和“无设备晚祷”等校园活动。暂停使用数字媒介或社交媒体一天、一个周末或更久变成了一种真正可行的生活方式。
比特曼就是实践这一生活方式的典范。他自称“技术成瘾”，曾习惯将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每天睡前最后一件事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阅电子邮件。在搭乘长途航班时，当他无法抵抗查看电子邮件的诱惑，他便开始刷信用卡消费。比特曼著有《如何烹饪一切》（How to Cook Everything）等书籍，在任何地方他都知道如何工作。他对自己的媒介成瘾——以及每周七十小时的工作时间——感到不舒服，并决心要在更多时候与媒介断开连接。虽然他从小就过逾越节，他却从未尝试过依据宗教原则规律地安排休息日，以此远离技术。比特曼称赞数字安息日使人得以对抗过度工作，找到可持续的日常生活节奏。畅销书《哈姆雷特的黑莓》（Hamlet’s Blackberry）表达了和比特曼类似的态度。作者威廉·鲍尔斯在书中讲述了他汲取柏拉图、塞涅卡、莎士比亚和其他伟人的思想，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如何防止电子设备侵蚀家庭生活。科技潮流引领者们邀请鲍尔斯在一年一度的“西南偏南”论坛上发表演讲，该论坛还安排了“安息日宣言”发起人举行断网派对。“西南偏南”的组织者受“全国断网日”的启发，举办了一场名为“不发推文，活在当下”的活动。在活动现场，科技领袖和企业家分享了他们每周进行数字排毒的经历，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在生活中创造了“神圣的‘无连接’时间”。
对此，我的第一反应是：哈？“西南偏南”的成员们以其沉迷于科技、超级连接、多设备使用和三心二意为荣。他们是推特和 FourSquare 等软件的早期用户。为何现在他们要关闭电子设备，远离互联网，加入离线生活的反主流文化？参与其中的还有那些制作、推广和热衷使用数字媒介和网络的人们，这使得离线生活的趋势变得越发有趣起来。接着，就要说到我自己了。
电影《椿之庭》
我爱数字媒介
不知为何，人们认为我讨厌数字媒介。在此，我想要先澄清一件事。这本书讲的并不是某某年以前，某某技术尚未出现，那时的生活要比现在好得多。我能列出很多我喜欢数字媒介的理由，想必读者对此也不会感到诧异。说真的，如果我讨厌互联网，那我的断网计划岂不是会很无聊？而且如果我真的讨厌互联网，我的计划也就没有挑战性，没有牺牲。这就好比在大斋节期间，我自愿选择放弃泡菜或沙丁鱼一样。
我认为人们能拥有数字技术，尤其是能用数字技术相互交流，是无比幸运的事。20 世纪 80 年代，我生活在海外，没法联系身在美国的朋友和家人们，那种滋味真是太孤独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我也漂在国外，当时互联网速度太慢，并不实用，而用固定电话往美国打的费用高得吓人。如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感到互联网能做到的事令人惊叹，诸如免费给千里之外的人发消息，即时查找过去几乎无法获取的信息，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博客文章、照片和视频。信息技术使人自由！至于那些不用新技术的人呢？太落后了。这些卢德派。他们什么也不懂。
将使用数字媒介列为生活中的次要事项并不是个容易的决定。我之所以决心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有时我也仍然这样想——有太多的日子，我醒来后喝咖啡、吃早餐，然后上网查看电子邮箱，之后我阅读和发送电子邮件、点击链接、点开脸书，随便浏览网页，不知不觉中就这么度过了六到八小时。一天结束时，我经常觉得——现在有时我也仍然这样想——我在有限的生命中没有做足够多有意义的事。
身为教师、学者和人类个体的经历引导我展开了慢媒介项目，而喜欢和众人唱反调也是促使我进行这一项目的重要原因。我越多和人们谈论离线生活，人们越认为这不可能实现，这也就越激发我想去证明我能做到。当我说出这个计划时，很多人听完都笑了。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普遍认为，数字媒介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没有数字媒介的生活将会黯然失色，难以想象。人们对我的计划普遍有两种反应：（1）这是个没必要的计划，而且实现不了；或（2）这是个很棒的计划，而且实现不了。他们不予支持的态度只会增强我行动的决心。
其他朋友开玩笑说，我应该将长期落灰的随身听和兔耳天线找出来。一位老友相信我能做这件事，称我擅长克制欲望。如果真是这样，用福柯的话来说，那就是禁欲主义会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你专注于你得到的，而不是因此放弃的事物，戒断数字媒介并不会让你感到是在自我克制。我看似在自我剥夺，但更像是种“达观的自我克制”，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言，这意味着拒绝做一些想做但如果做了会得不偿失的事。这种积极的自我克制能使人逃离“享乐跑步机”。“享乐跑步机”会导致新奇的乐趣变成单纯的安慰，并最终使人失望，不再感到任何快乐。换句话说，定期戒断数字媒介才能让我从数字媒介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不过，“慢”原则最大的吸引力不在于它带来的愉悦，而在于时间政治。尽管人们认为闲散的教授每周只用工作几天，但像我这样的学者通常每周在教学、研究和服务上会投入六十小时。我们的夜晚、周末和休闲时间都被工作所占据，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你猜对了——数字媒介。保持健康、照顾自我和料理家事等日常事宜经常被抛在一旁（所以人们认为教授心不在焉、风格欠佳的这种刻板印象可能是合理的）。研究表明，学术界人士的身心压力超过了人群平均水平。学者当然并不是唯一努力在重新平衡工作与生活的群体，但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时间不够用。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78% 的教职员工表示“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无法做完所有工作”，而在首席执行官群体中有相同感觉的人仅占 48%。大学削减了提供给教授的资源，同时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以及对他们的生产力预期、竞争、评估和审查。与此同时，学者们却越发没有时间去做那些当初吸引他们投身学术界的事情：阅读、写作、反思、审议、与同事合作。
我无法改变大学文化，也无法改变这种文化默许强调效率、量化、责任和速度等指标的企业价值观。但我可以通过限制自己的媒介使用，抵制要更多、更好、更快地工作这件事不断带来的压力。慢媒介提供了一种个人干预的方法。尽管如此，出于社会和职业义务，我只能考虑在休息时间或学术休假期间（这是个多么贴切的词）过离线生活。如同许多其他职业一样，我的职业需要我履行强制性职责和协商性职责。而学术休假减轻了我的强制性职责，并允许我放下许多协商性职责。（巧的是，一位和我同时休假的同事也在加强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并做出了类似的尝试；她将这称为“安静计划”。）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策划和推进慢媒介项目，并于 2009 年 4 月正式开始启动。我租了一个邮政信箱，翻出旧录像带和唱片机，装上固定电话，将我的电子邮箱地址从数百个通信列表中抹去，并找出了宝丽来胶卷和打字机色带。我对这个计划期待已久。终于，7 月 4 日这一天，我断网了，以此致敬独立日。而梭罗也是在这一天开始了他在瓦尔登湖的传奇隐居。
我们真的需要这么高效吗？
什么才是更可持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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