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轼从黄州赴任汝州的路上，特意绕道金陵，拜访了已退隐多年的王安石。
那天，王安石骑着他的小毛驴，早早便在江边码头迎候；苏轼也未戴官帽，一身布衣素履。
二人上次见面，还是熙宁四年（1071年），彼时的苏轼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在朝堂之上发生激烈对抗，随后自请外任杭州，转眼之间，已过十三个春秋。
此时，二人的身份早已不同昔日：王安石是手无实权的致仕老臣，苏轼是遭贬谪的低阶闲散官员，都已不再是皇帝身边的重臣。
二人相见，苏轼依旧不改幽默雅谑之风，笑着拱手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也笑了：“礼岂为我辈设哉！”
“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就此定格。
此后月余，二人在王安石的半山园朝夕相伴，其间，苏轼作《同王胜之游蒋山》，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王安石读后拍案叫绝：“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
诗词唱和之余，也偶有谈及朝政。苏轼直言朝廷近年的“大兵大狱”之弊，劝王安石出面进言，王安石也动容地说“一定会的” ，不过，政治话题终究点到即止。
相处期间，王安石曾劝苏轼在金陵置地定居，两家比邻而居，还送了他治疗头疾的药方；苏轼则慨然叹道，自己追随先终究是太晚了。
相见时难别亦难，花开终有花落时。临别之际，王安石满心不舍，盛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离去不久，王安石便一病不起，最终将半山园赠予了寺院。
同为后世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二人曾因变法激烈对立：苏轼数次上书力陈新法之弊，王安石也曾对苏轼施以打压，但二人的对立从未溢出政治的边界。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拜相，次年王安石离世，奉命起草《王安石赠太傅敕》的苏轼，盛赞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王安石与苏轼，终以一场握手言欢为二人的半生纠葛画上了句号，令今人读来依然动容。我曾想：假如二人带着对彼此的怨恨永诀，那该是何等的遗憾啊！
然而，这般圆满的和解，没能发生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
早年间，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并称“嘉祐四友”，尤其王安石和司马光，彼此惺惺相惜，私交极笃。
比如，王安石初到汴京任职时，让儿子王雱寻购宅邸，特意叮嘱他“必与司马十二丈为邻”（司马光家族排行十二），足见王安石对司马光的人品仰慕已久。
二人同为北宋士大夫中难得的“干净人”：皆清廉正直，不贪财、不好色、不结党，官场中的奢靡浮华之气二人一概不染。
王安石一生只娶一妻，拒不纳妾，衣衫脏破到同僚都看不下去也毫不在意，吃饭时只吃离自己最近的那一盘。司马光亦然，妻子终生未育他也不肯纳妾，甚至曾经把仆人送来的侍妾赶出了家门。
彼时的二人，彼此敬重，互相推崇。司马光多次在皇帝及朝臣面前盛赞“王安石的学问文章、品行操守，皆是当世第一，当得起朝廷大用”，即便后来隐居洛阳编纂《资治通鉴》之时，也会提及王安石经学、史学功底深厚。
王安石呢，在主持变法期间曾直言“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从比邻而居的密友，到势同水火的朝堂政敌，二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
彼时，变法阻力重重，以“拗相公”闻名的王安石，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惊世之言，决意前行；而反对变法最坚定的，恰恰是他引为知己的司马光。
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向来是守成渐进、以德化治、不妄兴事功。他接连写下三封《与王介甫书》，洋洋三千余言，苦口婆心劝王安石悬崖勒马；可铁了心变法强国的王安石不为所动，仅以一篇358字的《答司马谏议书》回敬，称：“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眼看说不动皇帝也拗不过王安石，司马光自请外放，于熙宁四年（1071年）离开汴京，以端明殿学士之职判西京御史台，远走洛阳，一住便是十五年，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高太后下旨召他回朝。
在洛阳这十五年间，司马光不问朝政，也不议新法，但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组建了修书班子，耗时十九年修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330多万字，可谓皇皇巨著。
书成之时，司马光称自己已“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这部大书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力。
说到这里我岔开一点话题，就是这样一位光耀千古的史学大家，曾在九百年后之后的文革时期，被有意无意地贴上了“反动派”的标签——那时的我们，习惯将一切反对“变革”的人视为反动派。其实，若非出于私心私利，政见之争无所谓进步与反动，也无所谓革命派与保守派，更是与一个人的道德人格没有半分钱的关系。
无论如何，这两个曾经志同道合、彼此激赏的高尚灵魂，终因变法一事走到尖锐的对立面，从惺惺相惜的知己，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政敌。这份隔阂，直直王安石率先离世，也未能消解。
元丰八年（1085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后的第九年，司马光回京拜相，仅用一年时间就将新法悉数废除，史称“元祐更化”。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听闻此消息，悲愤难抑，不久与世长辞。
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人格上彼此敬重、政见上对立的亦敌亦友，终究没能等来如王安石与苏轼那样的“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安石能与苏轼放下芥蒂、握手言和，却没能与司马光达成和解？
首先，二人政见根本对立：王安石要大破大立、革除积弊，司马光则坚持恪守祖宗成法、稳步求安；二人分属新党与旧党的领袖，身后各自站着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没有妥协的余地。
其次，二人同属执拗的性格：一个是世人皆知的“拗相公”，一个是被苏轼戏称“司马牛”的倔人，二人骨子里都有种宁折不弯的执拗，谁都没动过“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念头。
而且，他们没有一个如苏轼金陵拜谒王安石那样的和解契机。司马光甫一回朝拜相，便全力废除新法，二人一个是身处汴京、手握权柄的朝堂重臣，一个是远居金陵、退隐山林的致仕闲官，既无缘相见，也无书信往来，甚至连一个从中牵线搭桥的人都没有。于是，这两个令后人高山仰止的伟大灵魂，终究失去了和解的机会，以致于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只能唏嘘不已。
王安石变法，志在富国强兵，正因为心无私利，才容不下半分异议；其私德更是毫无瑕疵，一生清廉自守，不纳妾，生活极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
司马光呢，同样堪称道德完人，忠厚诚信，恭俭正直，一生稳健守正，重传统与秩序，有君子度量，虽反对新法也认可王安石的文章节义；王安石离世后，他更是上书哲宗，直言“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并命苏轼起草《王安石赠太傅敕》，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
王安石与苏轼之所以能达成和解，一则苏轼并非从根本上反对变法，他所反对的是新法的操之过急与执行中的弊端走样，二人并非理念上根本对立；二则二人均以文化人自居，晚年都看淡官场浮沉，更在意文字与知己之情。
还有，苏轼当年遭遇“乌台诗案”，已处于退隐状态的王安石上书神宗全力营救，二人有未曾断裂的情分在。
而元丰七年苏轼的金陵之行，则直接实现了二人的和解。
反观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之间的裂痕要深得多：治国理念根本对立，无中间缓冲地带；加之二人人生的后半段缺乏交集，致使裂痕越来越大，以致于难以跨越。
不管如何，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的关系，我们必须看清楚如下事实：
一，二人之争是彻头彻尾的君子之争，政见虽势同水火，私德上始终彼此敬重；
二，二人皆是北宋忠臣的顶流，无一人是奸佞小人；
三，中国士大夫最珍贵的风骨，正是政治立场可以极端对立，人格底线绝不能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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