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万里要求任仲夷管管广州的奢靡之风，任：这些小事随他吧|万里|中央|任仲夷|北京|广东|广州|霍英东

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是全中国最有争议的地方。有人说这里成了资本主义温床，就连出差去广州，都要被单位特意叮嘱别乱跑。1981年，万里跟主政广东的任仲夷提，要管管广州冒出来的奢靡风气，没想到任仲夷轻飘飘回了这么一句话。这背后藏着改革开放起步时，多少惊心动魄的博弈？

1980年秋天，习仲勋和杨尚昆相继调回北京，广东的担子，谁来接？中央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他是全国最早站出来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省委书记，还顶着天大压力平了张志新的冤案，最早公开支持包产到户，胆子大敢担责，放到当时没人比他更合适。

任仲夷刚到广州，迎面就是一堆棘手问题。政策规定个体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可当时广东不少老板已经雇了十几甚至上百人。抓了就得打死一大批，不管又说不过去，任仲夷琢磨出个办法，换个名字叫私营经济，直接绕开了限制，救活了一堆刚起步的生意人。

修路修桥没钱，他想出以路养路以桥养路的法子，收通行费还贷修桥。1981年广东就靠这个，引外资修了广深广珠线的好几座桥，把原来的渡口都改了桥。这事儿放今天稀松平常，放到四十多年前，那可是实打实的破冰举动。

街上年轻人穿喇叭裤烫头，有人偷偷拉天线看香港电视，换别人早一刀切禁了。任仲夷反倒帮着说话，说马克思不还是大胡子，唐朝人早就穿宽裤子，至于看香港电视，他说不光不禁，还要请中央领导一起来看。广州的风气就这么一点点松开来，慢慢有了活气。

1981年才是真正的硬仗。中央开工作会讨论国民经济调整，有人提出十二字方针，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全场没人敢当场反驳。任仲夷坐在台下，心里早就不认同这个说法，他知道广东就是要靠发展闯路子，舍发展还搞什么特区。

他没在大会上硬顶，回到广东传达中央精神的时候，直接跟全省干部交了底。全国调整慢两步，广东只慢一步，我们不能跟着全国的节奏走，得守住我们自己的位置。本来全场干部都绷着弦，听完这句话，肩膀一下就松了。

年底一份内参直接捅到了中央，说广东沿海走私猖獗，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连不少干部都掺和进去捞好处。这份材料一路传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手里，措辞狠到有人私下质问，任仲夷还是不是共产党员。1982年2月，广东几乎所有省级领导都被召去北京问话，整个机舱静得只剩发动机响，没人说话，没人说笑，所有人都知道这一趟凶多吉少。

那时候全国舆论都把广东当成问题省份，上海干部来广州出差，单位都要求不能一个人上街。广东采购员出去跑业务，走到哪都被盯着审查，连影视剧里的骗子，都要操一口广东普通话来骗钱。任仲夷身上的压力，换个人早就扛不住了。

但他没垮，回到广东开全省干部大会，上来就说了三件事。先夸全省干部群众为改变广东面貌干的实事，然后主动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说问题出在省委，主要责任在我。最后给所有人吃了定心丸，打击走私坚定不移，对外开放搞活经济也坚定不移。

本来一场透着杀气的追责会，被他开成了热气腾腾的动员会。他还跟大家说，只要没往自己兜里装钱，是按照省委部署干改革开放的，出了问题我担着。这话保住了一大批敢闯的干部，没人再缩手缩脚，该干啥接着干啥。他当时定下的规矩就是排污不排外，该打的打，开放的门绝对不能关。

那个时候霍英东牵头在广州沙面建白天鹅宾馆，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一路走来全是坎。刚规划的时候有人说，广州是南大门，顶楼得装高射炮防空，霍英东听完直接傻了，顶上架炮谁还敢来住。最后还是叶剑英出面打招呼，才把这个方案撤了。

所有装修材料几乎都要进口，每样东西进口都要跑十几个部门盖章，霍英东后来回忆说，那段日子差点把他折磨垮。好不容易等到1982年秋交会试营业，开业手续还卡在有关部门没批下来。霍英东急中生智，直接把开业请柬撒出去，北京广东的领导、各界人士全都请到，相关部门没法扯皮，很快就把手续办好了。

试营业当晚霍英东请任仲夷过来吃饭，本来只准备了两桌，没想到任仲夷带了省市一百多个相关负责人过来，直接添到了二十多桌。任仲夷一点不避讳这种敏感场合，吃完饭提笔题词，写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场的人都懂，外界的闲言碎语再多，我们已经跨过坎了，改革开放接着往前走。

那个年代，省委书记带一堆官员出席港资酒店的宴会，本身就是给所有人吃定心丸。很快批评的声音就少了，广州的媒体也开始正面报道，给全国的外商做了最好的示范。1983年白天鹅正式开业，当年霍英东还坚持对所有普通人免费开放，不用开介绍信，不用强制消费，谁都能进来开开眼。那时候住招待所都要介绍信，这个决定简直是破天荒。刚开业十天，参观的人多到失控，打坏了好几个马桶，一天被顺走几百卷手纸，霍英东一点不后悔，说本来就是建给国人长见识的，关门就失去了意义。

就赚了一千二百多万纯利润，打了所有看空它的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