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非洲之前，我的脑海里装满了赵忠祥老师那浑厚的声音：“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我以为那里全是奔腾的角马、金色的草原、壮丽的乞力马扎罗山，或者是电视新闻里那些因为饥饿而大声啼哭、苍蝇环绕的儿童。然而当我真的因为一次纪录片拍摄项目，深入到肯尼亚北部一个连名字都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偏远村落时，我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
真正的极端贫困，根本不是声嘶力竭的哭喊，也不是混乱不堪的争抢，那是一种是无声的震撼。
那是一个极其寻常的旱季午后。我们的越野车在没有硬化的红土路上颠簸了整整五个小时，每一次颠簸都会扬起漫天的红色沙尘，这些沙尘无孔不入，钻进头发、鼻腔，甚至连牙齿咬合间都能感受到令人牙酸的沙砾感。向导阿曼尼把车停在了一片由干枯树枝和泥巴糊成的圆形茅草屋前，那这就是我们要探访的村落。
没有我想象中那种全村人围上来讨要糖果的喧闹。几棵仅存的、叶子被晒得卷曲的金合欢树下，坐着几个老人和妇女。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眼神里没有好奇，没有敌意，甚至没有情绪波动，那是一种对命运已经完全妥协的麻木。
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下了车，皮靴踩在干裂的土地上，发出干瘪的“咔嚓”声，那声音在死寂的村庄里显得极其突兀。随后我看到几个肚子圆鼓鼓、四肢却瘦如枯柴的孩子躲在茅草屋的阴影里，睁着硕大且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我。一只苍蝇停在一个小女孩的眼角，贪婪地吮吸着那里的水分，但她甚至连眨一下眼睛或者挥手驱赶的动作都没有。
她只是静静地站着，仿佛那只苍蝇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那一瞬间，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狠狠捏了一把。在我们的世界里，孩子被蚊虫叮咬一下都会引来大人的惊呼和心疼，而在这里，忍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
向导阿曼尼告诉我，那个村子已经大半年没有下过一滴雨了。为了拍摄村民的真实生活，我决定跟着刚才那个眼角停着苍蝇的小女孩去打水。她叫妮娅，大概七八岁，但身高看起来就像我们国内四五岁的孩子。她头上顶着一个泛黄的、原本装化工原料的塑料桶，手里牵着一个更小的弟弟，光着脚走在被太阳烤得滚烫的沙石路上。
我穿着厚底的户外靴都觉得脚底发烫，但妮娅的脚底已经结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甚至有几道深深的裂口，里面填满了黑红色的泥垢。她走得很稳，也很安静，弟弟偶尔因为踩到尖锐的石子而踉跄一下，她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用力拉扯一下弟弟的手臂。
我们走了将近两公里，翻过了一个小沙丘，终于来到了所谓的水源地。
看到那个水源的瞬间，我举着摄像机的手彻底僵住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那根本不是水井，也不是河流，而是一个快要干涸的泥水坑。水坑里的水是浑浊的黄褐色，上面漂浮着动物的粪便、绿色的藻类和不知名的昆虫尸体，几头瘦骨嶙峋的牛正在泥坑的另一边饮水。
妮娅走过去，没有丝毫犹豫，用一个破旧的塑料瓢，小心翼翼地撇开水面的漂浮物，将那浑浊发臭的液体一瓢一瓢地舀进自己带来的桶里。她的动作极其熟练，仿佛那是一项庄严的仪式。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背包侧面那瓶纯净水。那是一瓶在内罗毕超市买的矿泉水，清澈、透明、甘甜。我走上前，想要把那瓶水递给妮娅。
阿曼尼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别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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