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大将只有一步之遥的周士第上将，一次意外离队，党龄减少11年|党龄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礼成。名单一行行宣读，当“周士第”三个字后面只跟着“上将”两字时，许多人对视了一眼：这位曾在南昌起义中身居高位、后来又执掌防空兵的老将，理应进入“大将”行列，怎么只到上将？疑问就此埋下。

要弄清答案，时针得拨回到1924年。那年春天，24岁的周士第刚从黄埔一期走出校门，手里握着共产党员的新身份。当时他所在的“陆海军铁甲车队”还在广州附近训练，这支小部队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担纲团长，周士第任第一营长。北伐军号角初响，第一营被誉为“先锋中的先锋”；汀泗桥、贺胜桥、攻武昌，一次次冲锋里，周士第七处负伤照杀不误，军中谁都服他这股狠劲。

到了1927年初夏，叶挺独立团更名为七十三团，划入聂荣臻的第二十五师。7月下旬，南昌城内风云突变，周士第临危受命接任二十五师师长，名义上成了贺龙、聂荣臻的直接上级。起义失败南撤后，三河坝成了生死关。二十五师担任殿后，三天三夜激战，硬是用残存两千人拖住了钱大钧三个师。此后部队决定南下潮汕，朱德与陈毅率余部北上井冈。临别时，朱德让周士第带队伍情况去找中央。谁料这一去，便成了周士第与主力多年的分岔点。

手握情报的周士第在跨过粤境时，用沾满鼻涕尘土的手绢包住秘密文件，顺利骗过搜查，却没料到最难突破的不是关卡而是命运。抵达香港后，他跌进贫病交加的泥潭，疟疾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掏空口袋也凑不出一张船票，他只好向老乡张云逸借了五十元港币住院。病痛未歇，又逢广州起义失败，街头同志四散，港英警察逮人如无成本游戏。一天，海南同乡陈超鹏揽着他胳膊低声说：“走吧，去南洋躲一阵。”周士第踌躇半刻，终究点头，心想活下去才能接着干。

这一走，没有向组织报备。以今天的眼光看，或许只是求生本能，可在当年的地下党序列里，这被视作“自动脱党”。周士第后来多次提到那段漂泊：“若非当时昏了头，怎会平白丢了十一年党龄？”言语间满是自责。

1931年他辗转回国，投身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再造计划”。不久西安失败，他落入南京监牢，名字列在行刑名单上。宋庆龄闻讯震怒，两度赴南京向蒋介石面陈救人。内斗正酣的蒋介石为笼络国民党左派，只得松口。就这样，周士第从鬼门关捡回性命。

脱狱后，周士第进入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在上海“一·二八”炮火中摸爬滚打。1933年部队被调闽北“围剿”红军，他暗中与党取得联系。1934年底，福建事变溃败，他毅然转入中央苏区。为了掩护身份，他把昨天的旧军装焚烧殆尽，只带着一支旧手枪和一本塞满战术草图的小册子。

1935年10月，陕北保安城外，晚风裹着黄土。董必武、罗瑞卿并肩走进窑洞，把一枚鲜红的党证递到他手里。周士第敬了个军礼，眼眶却红了。这是他的“重新入党”仪式。从此，账面党龄重记于1935年，往昔十一年仿佛被历史的橡皮无情擦去。谁都知道，那十一年他并未停止战斗，却始终背着“个人脱离组织”的心理包袱。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贺龙点名调任八路军一二○师参谋长。雁门关外的奇袭、神头岭的夜战、吕梁山区的地道战，处处留下“周参谋长”的精细布置。贺龙常拍拍他的肩膀：“老周是咱们的军师爷，没他不行！”

三年解放战争，周士第随北上延安的徐向前转战华北。忻口、晋中、太原，一仗接一仗，他习惯把地图摊在炕上，用手指勾勒下一步穿插路线。1949年5月，徐向前病倒前往青岛疗养，第一兵团司令兼政委的担子落在周士第肩头。太原旧城火光未熄，他已率部西进。扶眉、兰州两役，下属说他像上紧了发条，几夜没合眼，仍能准确批示：“左包抄，云贵团上岭，炮兵压制二号高地！”刀劈斧凿般的命令，让第一野战军指挥部的人印象深刻。

和平到来后，十八兵团奉命南下，穿秦岭，入川西。1950年10月，朝鲜战事骤起，总参挑选防空兵主官，周士第临危受命。那时的防空兵只有几门高射炮和几部雷达，战术不成体系。半年里，他带着参谋们跑遍各师，亲自做标图、改口令、定射击距离。志愿军司令部电报称赞：“挡住敌机，立大功者，防空兵也。”

然而，当1955年军衔评定时，即便战功累累，周士第依旧与“大将”称号失之交臂。军委评衔小组有个硬杠：大将不仅看资历战功，还要看党龄与组织历史。周士第重新入党的1935年党证分量不足，他那个“走南洋”的缺口成了无声的减分项。最终，他被授予上将。

面对疑惑，他淡淡一笑：“有了兵权，有了事业，称号算什么？”妻子张秀岩听后却红了眼圈：“那可是十一年哪！”他拍拍桌面：“从井冈山到西北、到西南，咱干的活儿不少，组织知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