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仲秋，北京大雨初歇。刚刚平息的风云，让很多人想起三年前匆匆离京的王猛——那位在军装里穿行体育战线的少将。体委大院议论纷纷：“要是王政委能回来就好了。”一句怅惘，道尽干部们的共同心声。
消息很快传到中南海。主管体育的陈锡联副总理三次致电武汉，婉言相请。王猛却回电说，部队离不开老兵。中央最终决定：军衔、军职保留，暂调回京，帮体委把乱麻理一理。1977年2月，已57岁的王猛再次推开体委灰漆大门，里面的尘埃与喧嚣扑面而来。
这位少将的经历颇为独特。1920年5月，他生于河北盐山，17岁抗日投枪，从冀中平原一路杀到平津前线。解放战争时，他在华北野战军司令部任职，多次带伤指挥。1969年晋为少将，次年调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对体育一窍不通，却因“军管”需要，于1971年初被周总理点名空降国家体委。
那一年，“乒乓外交”正掀开中美破冰的大幕。体委原班领导因路线问题被“一锅端”，机构暂归总参。周总理对王猛说：“你懂不懂体育不要紧，关键得让运动场恢复秩序，干部重新站队。”随行的，还有姚晓程、于步血、陈培民三位“援军”。
初来乍到，他就摸准了症结。体育本是政府公共事务，若长期由军队代管，终非长久。1972年元月，王猛同姚晓程赴香山，向叶帅陈情：体委应交回国务院，军管人员尽快返营，七百多名被下放屯留的行家里手必须解放。叶帅点头，周总理当即首肯。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后下文，国家体委收归政府序列。
军管干部退回部队并非易事。有人耍脾气：“我们是带着中央命令来的！”王猛笑而不怒：“现在送你们回去，也是中央命令。”他把最抗拒的列进首批离京名单，干脆利落。待军装渐退，原体委老干部陆续回京，库房尘封多年的器材也重见天日。
王猛对科研最上心。原本被裁撤的体育科学研究所，被他一句“跑跳也得讲科学”重新点燃炉火。设备更新、录像机引进、陈旧器材全部换新，让老专家感慨“石头缝里蹦出个诸葛亮”。到1973年底，全国赛事、群众体育、对外交流全面复苏，体委重现生气。
然而，暗流未曾停歇。1974年初，“首长”在背后推手，体委副主任庄则栋忽然对王猛发难。从夺会务主导权到公开批评“唯成绩论”，风浪一浪高过一浪。王猛熬不住连番会战，劳累过度住院。同年12月，邓公见势不妙，亲自致电：“老王回部队疗养，别再纠缠。”次日，王猛赴武汉军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镜头再回到1976年。京城局势豁然开朗，“该收的账”自然摆在桌面。庄则栋的问题成了难题。有人建议定性为敌我矛盾，重拳处置；有人主张轻饶，理由是“乒乓外交”立功在前。王猛静听众议，末了才说了一句：“他那时三十岁出头，你们三十岁都没犯过错？”轻描淡写，却字字见分量。
翌日清晨，他走进档案室，一页页翻阅庄则栋的材料。运动场上九次世界冠军的荣耀，名古屋偶遇美国球员的那条织锦，1971年4月7日发往白宫的邀请电报——全在案。对与错像交叉的球路，不是一记扣杀就能分胜负。王猛提笔写报告，焦点只有一句：庄则栋“亦属受蒙蔽者”，应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解除审查，安排工作。
批示很快盖章下发。庄则栋被允许离京，到山西体育局担任乒乓球教练，权当沉淀，也当赎志。离别那天，他见到王猛，哽咽着说：“请首长放心，我会把球拍握紧。”王猛只是拍了拍他的肩：“年轻人，路还长。”
体委的风浪平息后，王猛再次实施自己未竟的计划：重建全国多级竞赛体系、恢复群众运动会、推动运动学校与高校联合。他强调：“竞技金牌固然好，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动起来。”这些举措，为八十年代中国体育全面复兴埋下伏笔。
1980年，王猛率团出访苏联，考察体科手段；1983年，他主持筹办第六届全运会，首次引进电子计分，大胆改革裁判制度，赛场秩序相比往届大为改观。人们常以为军人只懂冲锋，其实严谨的参谋作风与果敢的决断，正是体育管理急需的“硬核”。
1987年春，广州军区来电，邀请王猛出任政委。他没有迟疑，给体委留下厚厚一摞工作要点，转身重履戎装。临行前，他在食堂同老伙计们合影留念，依旧军姿笔挺。那一年，他67岁。
再往后，庄则栋的生活几经波折，却始终没有离开乒乓球桌。无论在太原、在深圳，抑或漂泊海外，他提起王猛，总是先说一句：“没有他，我早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两人后来并无过多来往，但当年的那份“给出路”的决定，始终像一枚护身符。
2007年6月29日，王猛病逝广州，终年八十八岁。噩耗传到北京，体委老干部自发捧花凭吊。有人回忆起王猛立在操场边，扶着扩音器吼出的那句口号——“跑起来，别怕出汗！”那声音似乎仍在夏风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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