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雨夜的山路
雨下得很大，豆大的雨点砸在临时校舍的屋顶上，噼里啪啦像炒豆子。我坐在木板床边，借着煤油灯的光，缝着李老师班上那个叫小山的孩子的裤子。膝盖那儿破了个大洞，露出里面黑瘦的膝盖骨。
“明天就是截止日期了。”陈建平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头也没抬，针线在布上穿梭：“我知道。”
“你什么意思？”他走进来，湿透的解放鞋在地板上留下一串泥印子，“县里就这一个回城名额，多少人盯着，你倒好，不声不响的。”
我把线咬断，抖了抖裤子，破洞已经补好了，针脚细密。这才抬头看他。陈建平站在昏黄的灯光里，三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脸上是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沟壑。我们在这西南山区的村小支教，已经七年了。
“我没什么意思。”我把裤子叠好，“名额是县里给的，给谁由组织决定。”
“组织决定？”陈建平笑了，那笑声在雨声里格外刺耳，“宋知意，你别跟我打官腔。刘主任上星期来视察，专门找你聊了二十分钟，什么意思你不明白？”
我没说话，继续整理桌上的针线盒。煤油灯的火苗跳动了一下，在墙壁上投出巨大的影子。
陈建平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他身上的雨水味混着土腥气扑过来：“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这地方，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妈上个月住院，我回不去。你爸那腿，阴雨天疼得下不了床，你也回不去。咱们两家四个老人，平均年龄六十八，你算算，还能等几年？”
“所以呢？”我问。
“所以你得把名额让出来。”他说得理所当然，“许嫚更需要这个名额。她弟弟在城里等着做手术，她妈眼睛都快哭瞎了。你家里好歹还有你姐照应着，她家就她一个。”
我放下针线盒，慢慢站起来。桌子很矮，我站起来时头顶几乎碰到房梁。这间屋子是我们住了七年的宿舍，十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油炉，墙上贴着孩子们送的画，画上是歪歪扭扭的“宋老师好”。
“陈建平，”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今天雨真大，“许嫚弟弟生病，我很同情。但这名额，是我七年青春换来的，凭什么让？”
“凭我是你丈夫！”他突然提高音量，“凭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互相扶持，有难同当！”
雨更大了，砸在瓦片上像要把屋顶掀翻。远处传来狗叫，一声接一声，在雨夜里显得凄惶。
我走到窗前。玻璃早就碎了，用塑料布钉着，雨水顺着缝隙渗进来，在窗台上积了一小摊。外面黑漆漆的，只有对面教室屋檐下挂着一盏灯，在风雨里摇晃。
七年了。我来的时候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满腔热血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陈建平比我早来一年，是学长，也是领路人。我们在这所只有三个老师、六十七个学生的村小结婚，没有婚纱，没有酒席，孩子们用野花编了花环戴在我头上。
头两年是甜的。一起备课，一起家访，一起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山里的星空真亮啊，夏天我们就坐在操场上，他指着银河说，你看，那是牛郎织女。
第三年，我父亲脑梗，抢救过来后半身不遂。第四年，他母亲查出肺癌早期。第五年，我姐姐打电话来说，妈在菜市场晕倒了，高血压。第六年，他父亲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
我们都没能回去。山路太难走，从村里到镇上要走三个小时，镇上去县城一天只有一班车，县城到市里要六个小时，市里才有火车。请假？请一次假，孩子们就少一个老师。这地方，师范毕业生来了就走，最长的待不过两年。
只有我们，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
“建平，”我转过身，看着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七年的男人，“许嫚来支教两年，很不容易，我知道。但她弟弟的病，可以申请救助，可以募捐。这个名额，是我们等了七年的机会。我爸妈老了，你爸妈也老了，我们得回去。”
“回去？”陈建平的眼睛红了，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急的，“回去干什么？城里房价多高你知道吗？咱俩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够买一平米！在这儿至少还有口饭吃，有地方住！”
“所以就要在这儿待一辈子？”我问，“等到咱们爸妈走了，都见不到最后一面？”
“你别咒老人！”他吼起来。
我没再说话，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个搪瓷缸子，一支用了多年的钢笔。我把它们一样样放进那个跟我进山的双肩包里。
“你干什么？”陈建平问。
我把最后一件毛衣塞进去，拉上拉链：“我明天一早去镇上，赶第一班车到县里。刘主任说，让我去教育局填表。”
“宋知意！”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很大，攥得我生疼，“你别犯浑！我都答应许嫚了！我说了你会把名额让给她！”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这张脸很陌生。那个会在星空下给我念诗的陈建平，那个会在冬天把我冰冷的脚捂在怀里的陈建平，那个在我发烧时冒雨走夜路去镇上买药的陈建平，什么时候变成了眼前这个为了另一个女人，攥着我手腕逼我放弃的男人？
“你答应她？”我一字一句地问，“你凭什么替我答应？”
“就凭你是我老婆！”他眼睛瞪得通红，“这个家我说了算！你得听我的！”
雨声更急了，风吹得塑料布哗哗作响。煤油灯的火苗剧烈跳动，屋子里光影乱颤。
我深吸一口气，慢慢地，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他的手指很硬，掌心有老茧，是常年写板书磨出来的。我曾经很爱这双手，它写过最美的情诗，擦过我的眼泪，在寒冷的冬夜紧紧握住我的手。
“陈建平，”我的声音在雨夜里格外清晰，“这个名额我不会让。如果你非要我让——”
我顿了顿，看着他的眼睛：“那咱们就离婚吧。”
时间好像静止了。只有雨还在下，哗啦哗啦，像要把整个世界淹没。
陈建平愣住了，像没听懂我的话。过了好几秒，他才开口，声音干涩：“你说什么？”
“我说，”我把背包背到肩上，很重，压得肩膀疼，“如果你非要我把名额给许嫚，那咱们就离婚。你选吧。”
“你威胁我？”他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宋知意，你拿离婚威胁我？你以为我怕？”
“我没威胁你。”我说，“我是在告诉你我的决定。要么，名额我要，咱们一起回城，从头开始。要么，你把名额给许嫚，咱们离婚，各走各的路。”
“你疯了！”他吼道，“为了一个名额，你要离婚？七年的夫妻感情，比不上一张回城的车票？”
我没回答，只是看着他。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我看见他眼角有皱纹了，很深，像刀刻的。这七年，我们都老了。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但在雨声里还是能听见。接着是敲门声，怯生生的。
“陈老师，宋老师，你们睡了吗？”
是许嫚的声音。
陈建平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愤怒，有慌乱，还有别的什么。他转身去开门。
许嫚站在门口，撑着把破伞，半边身子都湿透了。她比我们小五岁，师范大学毕业主动申请来的，来了两年，瘦了很多，但眼睛还是亮亮的，像山里的泉水。
“陈老师，宋老师，”她有些局促地搓着手，“我听见你们在吵......是不是因为我的事？那个名额，我不要了，真的。宋老师来得早，该宋老师回去。我弟弟的病，我再想办法......”
“你进来。”陈建平把她拉进来，关上门，“雨这么大，别站着。”
许嫚站在屋子中间，雨水从她裤脚滴下来，在地上聚成一小滩。她看看我，又看看陈建平，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名额的事，”陈建平开口，声音很沉，“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小许，你放心，你弟弟的病不能耽误。你宋老师是深明大义的人，她会把名额让给你。”
我站在那里，背上的包像有千斤重。许嫚看着我，眼睛里一下子涌上泪水。
“宋老师，这不行......”她哽咽着说，“我不能要......”
“给你你就拿着。”陈建平打断她，然后转向我，眼睛里有我熟悉的东西——那是决定，不容置疑的决定，“知意，就这么定了。名额给小许。至于离婚——”
他停顿了一下，雨声填满了那几秒的沉默。
“你要离，那就离吧。”
许嫚倒抽一口冷气，捂住嘴。
我点点头，很轻，怕重一点就会有什么东西碎掉。然后我转身，从床底下拖出那个跟我进山的行李箱，开始往里装东西。
“宋老师！”许嫚冲过来按住我的手，“你别冲动！我不要名额了，真的！你们别因为我离婚，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跟你没关系。”我说，把她的手轻轻拿开，“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把最后几本书塞进行李箱，合上盖子。锁扣“咔哒”一声，在寂静的屋子里格外响亮。然后我拉起箱子，背好背包，走到门口。
“宋知意！”陈建平在我身后喊，“这么大的雨，你要去哪？”
我没回头：“去镇上，等车。”
“现在？夜里十点？山路塌方了怎么办？遇到野猪怎么办？”
“那是我的事。”我拉开门，风雨一下子扑进来，打在我脸上，很冷。
“你非要这么犟？”他的声音在颤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别的，“就为了一个名额，家不要了，七年感情不要了？”
我握着门把手，塑料布在风里哗啦作响。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像一道水帘。
“陈建平，”我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不是我要离婚，是你选的。”
我走进雨里，没打伞。雨水瞬间湿透全身，冰冷的，一直冷到骨头里。山路很黑，只有手电筒的光在雨幕里劈开一道缝隙。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行李箱在泥泞里拖出深深的痕迹。
走了大概十分钟，身后传来脚步声。我以为是陈建平，心跳快了一拍。但手电筒照过去，是许嫚。她撑着伞追上来，气喘吁吁。
“宋老师，我送你到镇上。”她说，把伞往我这边偏。
我没说话，继续往前走。两个人一前一后，在雨夜里沉默地走着。山路很滑，我摔了一跤，手掌擦在石头上，火辣辣地疼。许嫚赶紧来扶我，她的手很凉。
“宋老师，对不起......”她小声说。
“跟你没关系。”我爬起来，继续走。
又走了半小时，到了第一个垭口。从这里能看到山下的镇子，几点灯光在雨幕里朦胧地亮着。我停下来，喘着气。
“就送到这儿吧。”我说，“你回去。”
许嫚没动，站在雨里看着我。雨水顺着她的刘海往下滴，她眼睛很红。
“宋老师，”她说，“陈老师他......他不是坏人。他就是太着急了，他爸妈身体都不好，他又回不去，心里憋得慌。他经常夜里睡不着，一根接一根抽烟......”
“我知道。”我说。
“那你们......”
“许嫚，”我打断她，“好好教书。孩子们喜欢你。”
她咬着嘴唇，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我转过身，继续往山下走。行李箱的轮子卡在石头缝里，我用力一拽，轮子掉了。我看着那个孤零零的轮子，突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把行李箱扛在肩上。很重，压得我直不起腰。但我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朝着山下那几点灯光。
雨还在下，好像要下到地老天荒。
第二章 回城的路
我在镇上汽车站的长椅上坐了一夜。
候车室很破，窗户玻璃碎了几块，用硬纸板堵着。雨水顺着缝隙渗进来，在地上积了一滩。长椅是木头的，漆掉得差不多了，坐上去嘎吱响。夜里冷，我裹紧外套，还是止不住发抖。
天蒙蒙亮时，第一班车来了。是辆旧中巴，车身上全是泥点子。司机打着哈欠下车，看见我坐在那儿，愣了一下。
“去县城？”他问。
我点点头，把行李箱拖过去。司机帮我把箱子塞进车底的行李舱，我上了车，选了最后排靠窗的位置。车上就我一个人，座椅套脏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我靠着窗户，看外面渐渐亮起来的天。
车开动时，我看见许嫚从街角跑过来，手里拿着个塑料袋。但车已经开了，她追了几步，停在路边，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晨雾里。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很凉。车子在山路上颠簸，像随时会散架。路过村小时，我看见了那排熟悉的平房，操场上那面国旗在雨后的晨风里飘着。有几个早到的孩子已经到了，在操场边玩石子。
陈建平应该也起了。他每天六点起床，烧开水，打扫办公室，然后敲钟，催孩子们进教室早读。七年了，一千多个早晨，都是这样开始的。
我闭上眼，没再看。
到县城是中午。雨停了，太阳出来，明晃晃地照着一地泥泞。我拖着坏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教育局在县政府大院里，一栋三层旧楼。
刘主任在二楼最里面的办公室。我敲门进去时，他正在泡茶，看见我，茶杯差点掉地上。
“小宋？你怎么来了？”他站起来，“不是说让你等通知吗？”
“刘主任，”我把湿漉漉的背包放在地上，“我是来填表的。”
“填表？”刘主任推了推眼镜，看看我，又看看我身后的行李箱，明白了什么，“你跟小陈商量好了？”
“商量好了。”我说。
刘主任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沓表格：“坐吧。我先跟你说清楚，这个名额是回城安置，但具体工作还要自己找。教育局可以开介绍信，但能不能进好学校，要看你的本事。现在城里老师也饱和，竞争激烈得很。”
“我知道。”我接过表格，是调动申请表，已经盖了好几个章，只剩最后一栏的本人签字。
“还有，”刘主任递给我一支笔，“回去之后，住房要自己解决。教育局没有宿舍分配，你们这批回城的老师，都得自己租房。现在城里房租可不便宜，一间小平房都得五六百。”
我点点头，在表格上签下名字。宋知意，三个字写了七年，还是第一次写得这么沉重。
“小陈呢？”刘主任问，“他怎么办？”
笔尖顿了一下，在纸上洇开一小团墨迹。我把表格推回去：“他留下来。许嫚老师家里有困难，陈建平把名额让给她了。”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走，嘀嗒，嘀嗒。刘主任看了我很久，又叹了口气。
“你们啊......”他摇摇头，没往下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介绍信，还有这个月工资，我提前给你结了。车票买了吗？”
“还没。”
“下午三点有一班去市里的车，从市里坐火车，明天早上就能到省城。”刘主任写了张条子，“去车站找王站长，就说我让你来的，给你留张票。”
我接过信封和条子，想说谢谢，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
“小宋，”刘主任站起来，送我出门，“回去好好过。山里七年，苦了你们了。”
我鞠了一躬，转身离开。走廊很长，我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走到楼梯口时，刘主任又在后面喊了一声：“小宋！”
我回头。
“要是......”他犹豫了一下，“要是在城里遇到难处，给我写信。”
我又鞠了一躬，这次没抬头，怕他看见我的眼泪。
下午三点，我坐上了去市里的车。车上人很多，大包小包，鸡鸭鹅在笼子里叫。我靠着窗，看外面的山一层层退后。七年了，这条山路我走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和陈建平一起。去县城开会，去市里培训，过年回家探亲。
有一次，也是这样的中巴车，半路抛锚了。我们和乘客们一起推车，推了二里地，满身泥。车修好后，陈建平从包里掏出两个煮鸡蛋，递给我一个，说，等咱们回城了，天天早上给你煮鸡蛋，煮两个，吃一个扔一个。
我笑了，说那多浪费。
他说，我老婆吃了七年苦，浪费一个鸡蛋怎么了。
我把头抵在车窗上，玻璃很凉。太阳斜斜地照着，在山路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车子转过一个弯，村小所在的那座山终于看不见了。
到市里是晚上八点。火车站人山人海，排队买票的队伍从窗口一直排到广场上。我拿着刘主任的条子去找王站长，他在办公室，正端着搪瓷缸子吃饭。
“老刘介绍的？”他看看条子，又看看我，“山里来的老师？”
我点点头。
“不容易啊。”他扒了口饭，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票，“硬座，最后一节车厢。明天早上六点到省城。去吧，候车室在那边。”
我道了谢，拖着箱子去候车室。在门口的小摊上买了两个包子，蹲在墙角吃。包子是白菜馅的，没什么油水，但热乎乎的。吃完包子，我拿着票进站。
火车是绿皮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塞得满满的。我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妻，旁边是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
火车开动时，天已经黑了。外面是零星灯火，一晃而过。车厢里很吵，有人打牌，有人聊天，婴儿在哭。我把头靠在窗上，闭上眼，却睡不着。
七年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刚来的时候，村小只有两间土坯房，下雨漏水，刮风透风。我和陈建平带着孩子们和泥，脱土坯，自己盖教室。手磨出了血泡，晚上他给我挑破，抹红药水。
第一年冬天特别冷，教室没窗户，用塑料布钉着。孩子们冻得手通红，握不住笔。陈建平走了三十里山路去镇上，用我们两个月工资买了玻璃，自己扛回来。装玻璃的时候划破了手，血流了一地。
孩子们都叫他“陈爸爸”，叫我“宋妈妈”。有个小女孩，父母出去打工，几年没回来，跟着爷爷奶奶过。她叫我妈妈，我说你不能叫我妈妈，你妈妈会回来的。她说，我妈妈不要我了，宋老师当我妈妈吧。
后来那孩子小学毕业，去镇上读初中。临走前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宋老师，等我长大了，也要当老师，回村里教书。
纸条我还留着，夹在日记本里。
“姑娘，姑娘？”
我睁开眼，是对面的老太太在叫我。她递过来一个苹果：“吃点水果，看你脸色不好。”
我道了谢，接过来，没吃，握在手里。苹果很凉。
“去哪儿啊？”老太太问。
“回家。”我说。
“家在哪？”
我想了想，才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父母在的那个家？姐姐嫁人了，家里只有生病的父亲和操劳的母亲。我和陈建平的家？在山里，那间十平米的小屋，但现在回不去了。
“省城。”最后我说。
“省城好啊。”老太太说，“我儿子在省城工作，让我们过去住几天。你是在省城工作？”
“以前是，”我说，“现在回去找工作。”
“找工作？”老太太打量了我一下，“看你年纪不大，做什么的？”
“老师。”
“老师好啊，稳定。”老太太说，“有对象了吗？”
我摇摇头。
“该找了，姑娘。女人啊，青春就那么几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老太太絮絮叨叨地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她老伴碰了她一下，她这才住了嘴，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没说话，继续看窗外。外面一片漆黑，偶尔有几点灯光，像落在地上的星星。火车轰隆轰隆，在夜色里穿行。
半夜，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有人打呼噜，有人小声说话。我把外套裹紧，还是冷。硬座坐久了，腰酸背痛。我去车厢连接处抽烟，其实我不会抽，但就是想点一根。
打火机是陈建平的，他落在我包里。我点燃烟，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但没扔，就夹在手里，看那一点红光在黑暗里明灭。
“第一次抽烟？”旁边有个男人问。是个中年人，穿着旧西装，也在抽烟。
我点点头。
“心里有事？”他问。
我没回答。
“我也心里有事。”他自顾自地说，“厂子倒闭了，回家。老婆说要离婚，孩子跟她。四十几岁，一无所有。”
烟烧到手指，我抖了一下，烟灰掉在地上。
“但能怎么办？”他吸了口烟，吐出长长的烟雾，“日子还得过，对吧？”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走了。我学他的样子，也把烟踩灭，回到座位上。抱孩子的女人醒了，在给孩子喂奶。她看见我，小声说：“吵到你了？”
“没有。”我说。
“孩子饿了，没办法。”她有些抱歉。
“多大了？”
“八个月。”女人说，“带孩子回娘家。老公在外面有人了，不要我们了。”
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怀里的孩子吃奶，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不知道。”女人说，“先回娘家住着，再找工作。我有手有脚，总能养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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