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林，到文水县云周西村调研。
这里是刘胡兰烈士的故乡。
听完当地关于刘胡兰惨案的调查汇报，郑林当场厉声斥责在场工作人员。
他说：“石五则的叛徒嫌疑那么明显，远在湖南的陈德邻同志都执着地反映、调查，你们就在文水，就在烈士身边，竟然不吭不哈，让叛徒逍遥法外，让烈士含冤九泉！”
这番话，揭开了一桩尘封12年的冤案。
出卖刘胡兰等7名烈士的真凶石五则，一直以清白群众的身份，在烈士的家乡安然度日。
这起惨案，发生在1947年1月。
当时阎军在晋中平原疯狂扫荡，云周西村是我党革命堡垒村，是阎军的重点清剿目标。
1947年1月8日、12日，阎军两次突袭云周西村。
两次行动，先后抓走刘胡兰、石三槐、石五则、张生儿等9名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
最终，刘胡兰、石三槐等7人坚贞不屈，被敌人残忍杀害。
一同被捕的石五则、张生儿，却毫发无损地回到了村里。
9人被捕，只有2人活着回来。
这是最明显的疑点。
但解放后的初期调查，一直绕开了这个核心。
1948年7月，文水解放。
当地立刻启动刘胡兰惨案的调查工作。
直接动手行凶的阎军官兵、复仇队成员，大多在解放前后落网或被击毙。
但那个提前通风报信、出卖同志的内鬼，始终没有被揪出来。
1950年，电影《刘胡兰》上映。
影片把和刘胡兰一同牺牲的石三槐，影射成了出卖同志的叛徒。
这个错误的定性，给石三槐的家人造成了长期的伤害。
也让真正的叛徒石五则，有了颠倒黑白的机会。
石三槐的外甥陈德邻，当时在湖南永顺县任县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
1952年冬天，陈德邻看到了这部电影。
看到影片污蔑石三槐是叛徒的内容，他当场发怒。
石三槐1938年就担任八路军情报员，为革命出生入死，绝不可能当叛徒。
陈德邻立刻给电影作者写信质问。
作者很快回信，说相关说法，都来自石五则在村里的长期造谣。
从这时起，陈德邻走上了为舅舅伸冤、追查真凶的路，一走就是七八年。
他一边整理石三槐的革命履历，一边四处搜集线索。
越调查，石五则的嫌疑就越大。
石五则1939年入党，是云周西村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村农会秘书。
他因为包庇村里地主，纵容地主给八路军做的草鞋偷工减料，被刘胡兰、石三槐发现并上报。
石五则因此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从此对刘胡兰、石三槐怀恨在心。
1946年10月，阎军进攻文水，当地形势危急。
石五则主动投靠敌人，通过本村地主搭上了阎军复仇队队长吕德芳，成了叛徒。
1947年1月8日，阎军第一次突袭云周西村。
石五则故意和石三槐等人一起被捕，目的是骗取同志信任，暗中配合敌人。
在敌人的审讯中，他把村里的党员名单、所有人的革命活动，全部交代给了敌人。
其中包括刘胡兰、石三槐等人的身份，还有刘胡兰发动群众做军鞋、看护伤员、传递情报的全部工作内容。
靠着石五则的详细告密，阎军在1月12日第二次突袭村子，精准抓走了刘胡兰等5人，制造了惨案。
事后，石五则因为“立功”，被敌人假意关押后释放。
张生儿因为跟着石五则附和告密，也侥幸活命。
其实早在1947年10月，当地公安机关就曾逮捕石五则审查。
但他百般抵赖，加上当时战事频繁，关键证据不足，最终只能将他释放，改为监视居住。
之后的十几年里，石五则一直在村里正常生活，不停编造谎言混淆是非。
当地相关部门虽然对他有怀疑，却始终没有深入追查。
这些年里，陈德邻从来没有放弃。
他从湖南往返山西，一次次写信反映情况，一趟趟奔波核实线索。
他把石五则的叛变动机、告密细节、造谣的证据，全部整理成册，反复提交给各级部门。
但因为各种原因，案件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直到1959年，郑林副省长得知全部情况后，当场下令成立专案组，限期彻查。
专案组立刻行动，一边提审在押的阎军军官张全宝、许得胜等人，拿到了石五则告密的口供。
一边深入村子走访知情人，找到了石五则当年投靠敌人时写下的亲笔口供。
这份口供，成了钉死石五则的铁证。
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他向敌人供述的所有内容，和案件细节完全吻合。
1959年9月9日，石五则、张生儿被正式逮捕。
面对铁证，石五则再也无法抵赖，承认了自己因私怨叛变，出卖同志的全部罪行。
1959年11月26日，文水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石五则被判处死刑，张生儿因罪行较轻且有立功表现，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石五则不服判决，多次上诉妄图翻案。
专案组又耗时数年，补充核查所有证据，彻底坐实了他的罪行。
1963年2月4日，逍遥法外16年的石五则，被依法执行枪决。
烈士的冤屈得以洗清，英灵终于得到告慰。
历史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背叛者，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这起案件的昭雪，不仅还了石三槐清白，更守住了革命先烈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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