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3日清晨，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水汽未散，一辆油车刚结束加油，拖着长长影子驶离，几名地勤抬头张望，皆因那天坐进机舱的乘客大有来头。空三团挑出来的8025号“里-2”在晨雾里泛着银光，看似平凡，却担负着罕见的使命——把毛泽东从北京送往广州。
临行前夜，汪东兴检查机舱时发现软垫太松，立即让人订制硬木板床。木床送到时已经凌晨，几名工人一边哈气一边卸货，帽檐上尽是露水。有人小声嘀咕：“这趟活儿，可不能差半分。”
机场指挥塔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盯着雷达屏幕转的那一圈圈光影，反复叮嘱机组：“别把它当成任务，把它当成平日里的训练，心里越放松越不出岔子。”说归说，他还是在袖口里捏了把汗。驾驶席由胡萍和陈锦忠轮换，领航员张振民早把航线密密麻麻标在图纸上，通讯台则交给了柳昆尚。
七点三十分，载着主席的轿车驶至机梯前。毛泽东举目环顾，先绕机身一圈，用手拍了拍铆钉位置，笑言：“咱们自己的铁鸟，结实。”随后抬脚上梯。机组六人依序敬礼，飞机随即滑行进入跑道。
起飞后，很快升到2700米巡航高度。全国实施临时禁空，空域清朗。尽管“里-2”装备有自动驾驶，胡萍还是选择手动操作，握杆时手背泛白，可机器保持着近乎完美的平稳。副机时念堂驾驶的先导机早已把沿途气象发回，显示一切正常。众人却不知道，真正的考验在返程。
飞机飞越河北境内时需要落武汉南湖补油。下降阶段，驾驶舱门吱呀一响，一个高大身影迈了进来。柳昆尚背对机头，第一眼便看见了主席，他条件反射般起身。毛泽东却轻按其肩，“坐下，别耽误工作。”短短一句对话，浓缩成那趟航程里最紧绷又最温暖的瞬间。
驾驶舱空间有限，张振民侧身让出空位，主席微微弓背坐下，目光紧盯仪表。“机头俯仰这么调？”“是。”柳昆尚边操作报话机，边简要解释操纵原理。毛泽东听得入神，偶尔向外瞥一眼云海，神情像个好奇学生。武汉短暂停留后再度起飞，四个半小时平安抵达广州。落地那刻，他对刘亚楼说：“速度快，还是得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时间一晃到6月4日，返京任务未见难度，却险些酿成大祸。副机先行探路，报告雷雨云群范围不大，主机便照原定航线升空。然而当飞机飞至衡水上空，云幕忽然翻滚，黑壁般压来。里-2最高升限4000米，而面前云墙已接近顶点，贸然穿越等同自杀。
胡萍果决侧推操纵杆，指针一阵抖动，飞机向东南偏转。张振民抢算方位，快速定下绕飞沧州备用场的方案。就在他们忙着改航的同时，机上的短波电台被带电水汽严重干扰，150瓦功率竟发不出清晰信号。地面塔台呼叫一次又一次，没有回音。刘亚楼在北京急得摔了耳机：“快！想办法联络！”
从地面角度看，这段失联足足持续了四十分钟；而在空中，机组成员却like赛道边换胎那般冷静。毛泽东察觉机体不断倾侧，却神情平静，握着扶手说：“再难的河，也有摆渡法子。”胡萍没有回头，只把速度保持在安全极限，绕云而行。终于冲出雷雨带，外面天空豁然透亮，通讯也恢复正常，北京塔台收到信号时已近预定降落时刻晚点半小时。
飞机落地，柳昆尚刚解下肩带，刘亚楼就跑上前，一把握住胡萍手腕，声音沙哑：“险情处置得漂亮。”机组成员的后背多了一层汗渍，站在舷梯边，却没人提疲惫。毛泽东缓步下机，对大家说：“风雨里见胆略，好。”这句简短评价，成了空三团流传至今的褒奖。
这次经历让空军再次审视专机配备。伊尔-14引进后，4208号被改装成新的领导人座机，比里-2航程更远、通讯更稳。1957年10月21日，蔡寅威机组用它将主席从杭州接回北京；同年12月，胡萍又驾驶同型机完成济南—南京—杭州—北京航线。那架服役多年的专机后来被移交民航博物馆，如今仍静静陈列，客舱内木板床、写字台一应俱在，见证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航空最紧张却最意气风发的日子。
回头看，毛泽东一生极少乘机，却在1956年力排外籍机组，指定要坐中国空军驾驶的飞机。那份信任给了空三团巨压，也给了他们成长的契机。8025号的两段旅程前后不过一个月，却浓缩了新中国空军技术、心理、组织三重考验；更重要的是，领导人与飞行员之间在半空中结下的默契，为后来专机制度打下基调——自主、谨慎、临危不乱。这段故事，如今仍在老兵茶余饭后被反复提起，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恰如当年里-2发动机的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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