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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中旬,国共双方在东北的攻守态势,出现了战略转换,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中共军队规模迅速扩大,新入伍的士兵除了农民外,还有很多国军那边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

刚加入我军的青年农民和“解放战士”们,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革命理想。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要活下去;其次关心的是,让自己家里人吃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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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释放出他们的战斗力,后方搞起了土改和宣传工作,军队里也推出了军功评定和物质激励。

而且还特别突出了“烈士抚恤金”,一次给烈属发放5000斤高粱米。

之所以不用大洋、边区币而用粮食,也是有深刻考量的。

一来当时真没那么多现大洋,二来是为了让战士放心:就算怀疑边区币分文不值,那些白花花的粮食也是真的!

但七纵十九师五十五团的杨朝汉政委,仔细观察一线官兵的作战行为后,发现这些激励措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

杨政委觉得很奇怪:这些“解放战士”在国军中,也能为了现大洋做敢死队,为何在我军更公平的体系里,反而不肯出力了?

他深入基层与一线官兵交流后,意识到这些激励体系并没有成为闭环,需要进一步改进。

战士们普遍反映:战后能立功的,不一定是那些在战斗中,表现非常英勇的人。

尤其是“解放战士”,因为戴着政治帽子,哪怕牺牲了也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大家都知道立功可以受奖,但是在混乱而残酷的战场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整。

即便冒死杀敌,评功时主要还是看排长、连长所掌握的情况,以及某些人际关系。

何况每一次攻坚的胜利,都是由多个“工种”先后协调配合的结果。

先是机枪手用火力,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这样掩护爆破手前进到敌方的铁丝网,或者碉堡那里去引爆。

再然后是突击队,从爆破口向里推进……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打进对方指挥部,活捉对方最高指挥官的,通常是大功一件。

但之所以能取得这种大功,首先是因为外围被打开缺口,防御圈被层层突破。

所有的因果链条,都可以追溯到第一个机枪手他愿意冒着被狙杀的风险,站出来压制住敌方防御火力。

当时国军那边过来的“解放战士”,往往接触机枪比我军多,担任机枪手的情况更多。

但机枪手的风险那么高,他们战死了却因为“解放战士”的特殊身份,拿不到应有的战功。

猫按:这并非歧视“解放战士”,当时我军机枪手牺牲后,如果没人提也不计功,只不过我军战士牺牲后,往往有认识的战友活到战后,会主动替他请功。

针对这种情况,杨朝汉政委意识到,能不能发挥“解放战士”的战斗力,关键还在于制度。

于是他在五十五团,首先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

首先在每个连里,都搞基层民主,战士们向不同碗里扔豆子,选出自己最信任的突击队长。

这种方式选出来的队长,往往不是老革命,反而大多是在国共两军中,几进几出的“解放战士”。

猫按:我军宽待俘虏,愿意解甲归田的,领了路费就可以回家,结果往往还没到家,就又被国民党抓壮丁,然后再次被俘虏

这种被我军二次俘虏的,当时有个外号叫“二进宫”。

“二进宫”的解放战士,过去在连队里一直被看不起,被认为阶级觉悟差。

他们认为得不到领导信任,政治上也不求进步,总是抱着得过且过混日子的态度。

现在搞了民主选举,“二进宫”的解放战士却往往当选。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几出几进的经验,对国共双方军队都了解。

战士们认为“二进宫”们战术好,枪打得准,熟知双方的作战体制与装备,跟着他们牺牲率最低。

因此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战士们反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拜托给这类善于生存的兵油子。

战士们是拿命来投票的,这让“二进宫”自尊心大增,积极性高涨,堪称“士为知己者死”。

等选出来以后,连里还举行盛大的授旗仪式,一个大红旗上面写着“帅”字,由连长亲自授给被选上的突击队长。

然后这个“大帅”再选出他的“四大将”,就是四个组长,各组再选自己的组员。

这些被选出来的,往往是“解放战士”,但这些属于拿命投票的信任,他们感觉到被尊重,因此十分积极。

选出来突击队后,还要签署所谓的“立功合同”。

这份特殊的合同,不是战士与领导签,而是不同分工的战士之间分别签。

机枪手跟爆破手之间签合同,爆破手跟突击手之间签合同,以此类推。

最危险的工种,其实是机枪手,因为要压制住对方的火力点,自己就必须冒头,否则就是低头盲扫,打中打不中纯看运气;

而一旦机枪手冒头扫射,以精准压制对方主要火力,那么对方的狙击手就有机可乘。

那种把AK47高举过头顶,向对方阵地乱突突的作战场景,在现代非洲战争中屡见不鲜。

可能就是非洲那些地方,缺少类似于“立功合同”这样的机制,来改变和塑造战士的行为。

机枪手有了合同保障,他就敢于更频繁地站出来,压制住对方主要火力。

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牺牲,会有爆破手站出来给他报功;

爆破手有了合同保障,他就敢于冲出去舍身炸碉堡,因为他知道后道工序的突击手会给他报功;

以此类推,层层签订合同,大家的利益和风险充分挂钩,奖励机制的落实,就有了充分的保障。

责任、风险和收益之间真正匹配起来,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动员效果。

杨朝汉的制度创新,迅速把原来的“老兵油子”变成了斗志十足、乐于冒险、敢于胜利、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

过去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往往是机枪射手,因此最缺的也是机枪射手。

而现在的“合同立功”,使所有人都想当这个机枪射手。

因为合同是一环扣一环:梯子组跟爆破组签,爆破组跟突击组签,突击组跟红旗手签,红旗手跟连长签……

所有战士的诉求,都是链条中的一环。互相之间有监督作用,谁都不可能在里面打马虎眼。

“合同立功”这个方法,被运用在了第四次“攻打四平的战斗中。

有个队长是“二进宫”的解放战士,之前是被人鄙视的老兵油子,希望通过这次战斗能入党。

战斗发起之前,他第一个冲上阵地去看地形。

那座碉堡只能容下四个人,他嫌碉堡观察孔太小看不清,就自己跑到外边去看。

连长说:站住!你不要命了!

他说:我是“大帅”,担负了一个突击队的责任,如果我看不清楚,所有的战士都完成不了任务,我必须看清楚。

过去斤斤计较的老兵油子,现在却愿意为了战友豁出性命,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

四平战役胜利结束后,“合同立功”的方法被上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

林总当即决定,将这个方法推广到所有纵队,使得四野部队战斗力大增,成为野战军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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