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七月初，外滩钟声敲过十点，黄浦江面还有零星炮火的硝烟味。此时的上海刚刚结束战事，百业待兴，街头巷尾议论最多的并非米价，而是新成立的市公安局能否稳住局面。李士英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土黄色军装，从丹阳赶到上海不过两月，肩上责任却已重若千钧。
城市接管进入关键阶段，先是市民自发庆祝解放的游行，再是银行、工厂陆续恢复生产。就在热闹与忙碌交织的背景里，一辆美式黑色轿车闯进游行方阵，吓得人群四散。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将司机带走后才发现，对方竟自称“美国副领事”，在旧时这顶帽子足以让晚清巡捕唯唯诺诺。可李士英只回了一句：“没外交关系，照章办事。”
“先扣起来。”电话那头的指令冷静得让办案民警心里一凛。短短几小时，傲慢的外国人乖乖写下认错书，《解放日报》登出拘留决定。消息一出，法租界里头的洋行经理难以置信，连《华侨日报》都说“东方雄狮醒了”。
就在这桩风波尚未平息时，另一桩更为棘手的案子悄然浮现。六月八日，榆林分局与公安部特派员合力搜缴国民党空军第21电台遗留枪械，负责人欧震仅二十五岁，系南下干部。当天，他见到被搜查对象——原国军台长毕晓辉的妻子朱氏，心生邪念。夜幕降临，欧震借口案情未了再次上门，银元数枚、甜言几句，竟将朱氏留作“自己人”。自此，他三番五次潜入她的住处，还把国民党残留的财物占为己有。
一块在灯下闪光的银元最终点燃了导火索。几日后，榆林分局干部老刘偶然撞见欧震手中的银元，心生疑窦，上报局长刘永祥。内部调查迅速展开，专案组连夜盯梢，终在偏僻小巷抓获正在与朱氏同居的欧震。当场起获财物若干，皆来自毕家。
案情送抵市局，刘永祥面露难色：“他是南下干部，公开处理会不会引发非议？”李士英抬起头，语速不快却字字铿锵：“黄克功的下场忘了吗？”刘永祥低声答道：“枪决。”
上海市公安局将调查报告层层上送。淞沪警备司令部批示“执行枪决”，陈毅市长挥笔同意。欧震的真实履历也随之彻底曝光——十六岁参军国民党青年军，后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战败被俘又隐瞒经历混入革命队伍。如果说霸占朱氏是个人品行败坏，那么欺骗组织的前科更让他无可辩解。
八月十四日清晨，龙华刑场肃杀。消息传出，曾在英租界胡同里耀武扬威的旧警察直呼不敢相信；路边茶摊上，老工人放下茶碗感叹：“共产党较真，连自己人也不护短。”《解放日报》刊登短评——“若任‘五子登科’之风滋长，革命队伍必遭侵蚀”，言辞锋利，毫不留情。
处决并非终点，而是一次体内“排毒”。李士英随即启动全系统审查，四百余名劣迹斑斑或无法胜任的留用人员被清出警队。有人说新局长“手狠”，可更多百姓觉得踏实。毕竟，想在这座十里洋场立足，靠的是铁规矩而非笑脸。
有意思的是，李士英并未满足于“杀一儆百”。他召集骨干连夜起草《警员十项守则》，规定夜查舞厅不准抽对方香烟、不得收礼、不得与舞女私交等细则，条条切中软肋。一次，某舞厅老板提出送三十两黄金干股换延时营业，治安处科长淡淡一句：“别打干部的主意，守则写得清清楚楚。”话虽平淡，却胜过严刑。
短短九个月，上海街头的匪患收敛，舞女乐师敢在午夜回家，外商也服气地说“换了人间”。李士英随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后又在山东、最高检等重要岗位继续履职。
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五日，他在北京病逝，年七十九。熟悉他的人至今忘不了那场公开枪决带来的震慑：纪律不是口号，违纪者即便披着革命外衣，也逃不过法网。对腐败不手软，这便是上海重生初期留给世人的一道深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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