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咱们现在看电影，看的是特效、是明星、是爽。可您知不知道，三十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它上映的时候，全国人民在电影院里哭成一片，它甚至改变了两岸关系的走向。
这部电影，叫《血战台儿庄》。
这事儿得从1981年说起。
那会儿，有个叫田军利的年轻人，看了《李宗仁回忆录》，里头写台儿庄战役，打得惨，打得烈，打得中国人提气。他看完一拍大腿：这要拍成电影，得有多好？
可那是什么年头？拍国民党抗战？那是禁区。教科书上连提都不提，谁敢拍？
田军利不信邪，拉上朋友费林军，闷头写出了剧本《血战台儿庄》。写完投给《八一电影》，1983年发表了。发表是发表了，可谁也不敢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杨光远看了，喜欢得不行，跟厂里申请：咱们拍吧？厂领导犹豫再三，最后回了两个字：不行。
为什么？怕。怕惹麻烦，怕通不过。
就这么搁着。直到1985年，事儿有了转机。那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军事博物馆头一回展出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内容。《人民日报》也发了文章，叫《台儿庄光照人间》。风向变了。
杨光远又去跟厂里磨，结果还是碰钉子。正郁闷呢，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人找上门来了。
这里头有个故事。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周恩来总理亲自接风。宴会上，周总理专门找到导演成荫，说：成荫同志，李先生回来了，他有两件事值得拍电影，一是台儿庄大捷，二是今天归根。成荫记了二十年，可惜没等拍就去世了。
广西厂有个叫陈敦德的，是成荫的学生，他记得老师的遗愿，也记得周总理的话。他跟厂里一说，广西厂领导一咬牙：拍！
小厂拍大戏，怎么办？借人。把八一厂的杨光远借来当导演。杨光远二话没说，带着剧本就去了。
可原来的剧本，主人公是张自忠。陈敦德说：不行，得改。这是李宗仁指挥的仗，又是广西厂拍，主角必须是李宗仁。而且，周总理当年嘱托的，就是这个。
于是改剧本。改了多少遍？十七遍。所有重要人物，李宗仁、白崇禧、张自忠、孙连仲、王铭章，全是真的。连蒋介石，都是按历史档案拍的——他给王铭章开追悼会，日本飞机来扫射，他站在那儿，纹丝不动。这个镜头，后来把蒋经国看愣了。
1986年2月，剧组拉到山东外景地。您想想，广西厂一个地方小厂，要拍一部战争大片，缺钱缺人缺设备。可全厂上下拧成一股绳。为了省钱，导演用长镜头，两百人能拍出成千上万人的气势。济南军区派来部队支援，战士们在泥里血里滚，没有一个叫苦。
拍炸桥那场戏，出了事故。浮桥提前爆炸，碎木片子满天飞，演伤兵的群众演员一个个成了落汤鸡，还有人被划伤。没有一个人抱怨，擦干水，重新来。
有个镜头，一个孩子趴在遍野的尸体中间哭。那孩子太小，老不哭，美工急了，偷偷掐他屁股。孩子一哭，导演赶紧开机。拍完了，孩子妈妈抱着孩子来找：我孩子屁股怎么青了？
就这么着，一点一点，把这部戏磨了出来。
1986年10月，片子送审。杨光远心里没底，他兜里揣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为什么？毛主席说过：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他怕有人挑刺，准备随时把语录掏出来。
结果审片会上一片叫好。一位中央领导看完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片子在大陆上映，万人空巷。上海放映时，观众集体起立，为牺牲的勇士默哀。
可真正的好戏，在后面。
1986年4月，片子在香港首映。台湾“中央社”香港负责人谢忠侯看了，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报告，中共那边拍了一部片子，叫《血战台儿庄》，里头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是正面的。
蒋经国一愣：找个拷贝来看看。
拷贝送到台北，蒋经国召集国民党中常委一起看。看完，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三句话：第一，大陆承认我们抗战了。第二，这个片子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第三，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没多久，台湾宣布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
四十年。两岸隔绝了整整四十年，就因为一部电影，那扇紧闭的门，裂开了一条缝。
后来有人说，这部片子抵得过几十年统战工作。这话不夸张。因为它说的不是谁对谁错，说的是四个字：都是中国人。
池峰城的妻子和儿子，看完片子找到杨光远，扑通一声就要跪下。老太太哭着说：池峰城因为后来打过内战，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评价。在这部片子里，他是英雄。我们真没想到。
杨光远赶紧扶住，说：您别谢我。要谢，谢共产党客观对待历史的决心。
一部电影，能让人哭，让人笑，不稀奇。能改变历史，罕见。
《血战台儿庄》，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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