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深秋，北京西郊的晨雾刚刚散去，一位头发半白的海军干部提着两斤花生和一壶汾酒，走进了中央警卫局招待所的小院。他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如今借探亲名义来看看当年的首长——七十岁出头的徐向前。
小院里没有迎宾也没有警卫列队，徐向前穿着旧呢子外套，笑着伸手：“老丁，几十年了，辛苦你还挂念着我。”两人在藤椅上坐定，先聊前线旧事，再谈部队近况，气氛轻松。忽然，他压低声音：“我有件私事，想托你向海军打听一下——小岩能不能回学校继续读书？”
老丁一愣，随即点头。徐向前见状才长出一口气，这位元帅一生严以律己，从未开口为子女谋便利，这一次却破例，是因为他知道战场需要科技，而科技离不开系统的教育。
一句求助背后，是徐向前数十年如一日的信条。战争年代，他常念叨“言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对子女更是如此。他和妻子黄杰在1940年相识，都是黄埔出身，六年后在延安简朴成婚。结婚当年，他伤病未愈仍执意上前线，黄杰挺着七个月的身孕陪同。1947年二月，冰雪覆盖的长治小镇里，黄杰在防空洞边产下徐小岩，炸弹声成了摇篮曲。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把孩子们送进北京西山的八一学校。校门口曾经停满小轿车，他看在眼里，暗自责备浪费，让校方通知家长一律取消接送。徐小岩每天拿到三角钱车费，两毛五坐公交，五分买糖。糖多买了，回家就得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孩子进门时鞋底磨破，徐向前只是笑道：“原则不能改，路要自己走。”
1968年，二十一岁的徐小岩随知青潮涌进军营，分到山东海军基地。战士们抢干脏活，他也抢，没人知道他是元帅之子。三年后，连队同伴频频以“父母病重”为由请假，他一次也没用过。徐向前在北京收到儿子写来的加急信，字里行间是对未来的迷惘，老帅沉默许久，才在纸上写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八个字寄回。
转机出现在那场院子里的闲谈。老丁把请求带回海军后，很快给出了名额——工农兵大学生第二批推荐指标，专业任选。于是，1973年初冬，二十五岁的徐小岩跨进清华园，坐进了计算机实验室。这一年，国内系统研究这门学科的人不足两百，他属于最晚到校却年纪最大的学生之一。
清华的灯常常亮到凌晨。外文资料匮乏，他干脆自己动手翻译。毕业时，得到留学机会前往加拿大深造，三年后拿到硕士学位回国，分配到第二炮兵工程研究所。那时的中国尚无完整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打字员一格格填空，效率低得惊人。徐小岩带队攻关，从键盘编码到显示字模，踪迹遍布北京、南京、桂林等测试车间。1985年，第一台军用汉字显示计算机通过评审，型号编号后面悄悄刻着一个缩写：XY。
徐向前得知消息，轻拍儿子的肩膀，却没多夸奖，只说：“还是那句话，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这话他同样送给几个女儿。二姐徐鲁溪在中国科学院搞理论物理，拿到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跑回家邀功时被父亲反复追问：“是不是靠关系？”确认无误后，他点头：“记住，成绩归你，面子我不要。”大姐徐志明、小妹徐小涛选择医疗行业，兢兢业业到退休，从未用过父亲的名片。
徐家院子里一直留着一只旧木箱，锤子、改锥、断线钳排列整齐。灯泡坏了，水龙头漏了，老帅自己修。黄杰笑他“家里首长兼管后勤”，他摆手：“勤俭，自然之道。”孩子们成年后各奔岗位，那只箱子仍固定放在屋角，像座无声的校准器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出发的位置。
1972年的那次请求，被徐向前视为一生唯一的“特事”。多年后，徐小岩给母亲写信回忆：“若不是父亲那句话，我可能至今还是山东的老海军。”信被黄杰夹进日记，扉页写着：孩子有出息，倒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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