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3年的秋天,我们村的天,像是被一块烂棉絮给堵死了。

风里都是土腥味。

我叫陈默,那年十岁。

大伯陈建国,是我们村唯一的文化人。

他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总是慢条斯理。

可就在那几天,他所有的“文雅”,都成了要他命的罪证。

那天下午,村头的大喇叭突然跟疯了一样尖叫起来。

一群人红着眼,冲进了大伯的家。

我听见了瓷碗砸在地上的脆响。

我听见了桌子腿被劈断的闷响。

我还听见了大娘和七岁堂妹小雅的哭喊。

我躲在人堆后面,腿肚子一个劲儿地哆嗦。

大伯家的东西,一件一件地被从屋里扔出来。

那台崭新的“蝴蝶牌”缝纫机,被人一脚踹翻。

大伯最宝贝的那些书,被撕得粉碎,在秋风里打着旋儿。

然后,大伯、大娘和小雅被拖了出来。

他们脖子上都挂着一块沉甸甸的木牌子,上面用黑墨水写着我看不懂,但感觉很吓人的字。

有人在他们背后推了一把。

“走!游街去!”

村里人围在路两边,有的麻木,有的害怕,有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

小雅才七岁,她什么都不懂。

她只是死死抓着大娘的裤腿,一边走一边哭,哭声都哑了。

游街的路不长,可我感觉他们走了一个世纪。

结束之后,他们没有被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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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用手指着后山的方向。

“关到地窖里去!好好反省反省!”

村后山那个废弃的红薯地窖,又黑又潮,一年到头不见光。

村长说,不给吃,不给喝。

我爹蹲在家门口的石阶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烟雾把他那张愁苦的脸罩得看不真切。

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

这时候,我妈从外面冲了回来。

她的脸上泛着一种不正常的红光,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

她不是空手回来的。

她怀里紧紧抱着几块花布料,身后还拖着那台被踹翻的缝纫机。

那是她刚从大伯家废墟里抢出来的。

她把东西往炕上一扔,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她看见我正呆呆地望着后山的方向,脸上的笑容立刻收了起来。

她快步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指头,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

“陈默我告诉你!”

“谁敢靠近那个地窖半步,我就打断他的腿!”

“我就权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冒着凶光。

我看着她,感觉像是看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我的心,在那一刻,凉得像块冰。

大伯一家被关进地窖,已经三天了。

这三天,村里静得吓人。

我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闭上眼,就是小雅妹妹那张挂满泪痕的小脸。

我想起了大伯。

在我心里,大伯是顶好顶好的人。

他会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教我写字。

他会告诉我,山外面的世界有火车,有楼房,有电灯。

有一年过年,家里分到一小包珍贵得不得了的白糖。

大伯偷偷把他的那份用纸包好,塞到我的口袋里。

他笑着摸我的头。

“默娃,男孩子心里要甜,将来才有出息。”

三天了。

整整三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

一个壮劳力都撑不住,何况还有一个七岁的孩子。

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死的。

一定会死的。

这个念头,像一把锥子,一下一下地扎着我的心。

第三天半夜,我被尿憋醒了。

我迷迷糊糊地摸下炕,刚走到院子里,院门“吱呀”一声,从外面被推开了。

一个黑影闪了进来。

是娘!

她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头发尖儿还在往下滴水,像是刚从河里爬出来。

她手里,还死死攥着一把铁锹。

铁锹的头上,沾满了新鲜的,湿漉漉的黄泥。

借着从屋里透出来的一点点油灯光,我看见她的脸。

那上面没有疲惫,只有一种说不出的,狰狞的快意。

她一边脱下湿透的衣裳,一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死绝了才好……”

“死绝了,就一了百了了……”

我的血一下子就凉了。

我吓得赶紧缩回墙角,躲在阴影里,连呼吸都停住了。

娘半夜三更,拿着铁锹去干了什么?

她为什么这么恨大伯一家?

恐惧和担忧像两条毒蛇,死死地缠住了我的脖子,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不能再等了。

再等,大伯和小雅就真的没命了。

我蹑手蹑脚地回到屋里,躺回炕上,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娘骂骂咧咧地收拾完,也回屋睡了。

很快,她沉重的鼾声就响了起来。

我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从炕上弹了起来。

我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可能会让我挨一顿毒打,甚至被打断腿的决定。

我光着脚,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来,溜进了我家的粮仓。

粮仓的钥匙,就挂在厨房门后的钉子上。

我摸到米缸,冰凉的瓢在我手里抖得厉害。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一瓢。

两瓢。

三瓢。

我把一个麻袋装得满满当当。

我估摸着,这袋米,少说也有六十斤。

然后,我又溜进厨房,把家里那个铝制的军用水壶灌满了凉白开。

我把沉甸甸的水壶揣进怀里。

我扛起那袋几乎有我半个人高的米袋,瘦小的肩膀被压得生疼。

可我顾不上了。

今晚,我要去后山。

我要去救大伯。

我刚一出门,老天爷就像是帮我一样。

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瓢泼大雨。

“轰隆——”

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雷声。

这正好。

正好能盖住我的脚步声。

我把米袋扛在肩上,矮着身子,像个小老头一样,沿着墙根的阴影,一步一步往后山挪。

米袋太沉了。

山路又湿又滑。

我摔了好几跤,浑身都沾满了泥水。

但我不敢停。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快一点。

再快一点!

半路上,我看见远处有手电筒的光在晃。

是村里的巡逻队。

我吓得赶紧扑倒在旁边的草丛里,把头埋得低低的,一动不敢动。

等他们走远了,我才爬起来,继续往山上爬。

终于,我到了。

我看见了那个黑洞洞的地窖口。

可眼前的景象,却让我从头顶凉到了脚后跟。

地窖那扇破旧的铁门上,竟然挂着一把崭新的,明晃晃的大号死锁!

更让我浑身发冷的是,那个唯一能透气的,只有巴掌大小的通风口,竟然被人用一块磨盘大的青石板给死死地压住了!

石板的四周,还被人用新鲜的黄泥,糊得严严实实,一丝缝隙都没留!

这不是关押!

这是要他们的命!

这是要活活把他们憋死在里面!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下子就想起了娘半夜拿着铁锹回家的样子。

一股说不出的愤怒和恐惧,让我瞬间忘了害怕。

我扔下米袋,扑到那块青石板上,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推。

石板纹丝不动。

我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用肩膀顶,用手去抠那些还没干透的湿泥。

我的指甲缝里,很快就塞满了泥,磨出了血。

“给——我——开——”

我咬着牙,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用尽了吃奶的力气,猛地一撞!

石板,终于被我挪开了一道缝。

新鲜的空气灌了进去。

我顾不上喘气,趴在通风口上,对着下面声嘶力竭地喊。

“大伯!大伯!我是陈默!”

底下,一片死寂。

我的心猛地一沉。

“大伯!小雅妹妹!你们应我一声啊!”

我带着哭腔又喊了几声。

终于,一个微弱得像蚊子叫的声音,从地底下传了上来。

“是……是默娃吗?”

是大伯!

他们还活着!

我激动得浑身发抖,赶紧解下腰上准备好的绳子。

我把水壶绑在绳子的一头,小心翼翼地吊了下去。

很快,我听到了底下传来“咕咚咕咚”狼吞虎咽的喝水声。

接着,我把米袋的口子解开,倾斜着,让白花花的大米像一道细细的瀑布,顺着通风口流了下去。

过了好一会儿,大伯虚弱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好孩子……好孩子……”

“你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大伯……大伯这辈子都忘不了你……”

他的声音里,带着泣不成声的哽咽。

雨越下越大,我不敢多待。

临走前,我把那块青石板虚虚地掩了回去,特意留了一道足够大的缝隙用来透气。

我刚要转身。

“咔嚓!”

又一道惨白的闪电,照亮了整个山坡。

就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看清了地窖铁门上的那把锁。

那是一把黄铜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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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身上,刻着一对栩-栩如生的小鸳鸯。

我的身体,像是被雷劈中一样,僵在了原地。

那把锁,我认识。

那是我娘陪嫁的那个大樟木箱子上,一模一样的那把锁!

因为我送去的那六十斤大米,和那道被我拼命挪开的通风口,大伯一家奇迹般地熬过了最难熬的半个月。

后来,上面来了通知。

他们一家三口,被下放到了遥远的,据说鸟不拉屎的西北农场。

从此,杳无音信。

大伯一家没死在地窖里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全村。

也吹进了我家。

娘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刷碗。

她手里的三个粗瓷大碗,“哐当”一声,全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她整整骂了一天。

骂老天爷不长眼。

骂斩草没有除根。

晚上吃饭的时候,她突然放下筷子,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陈默,你老实告诉我!”

“那几天,你到底有没有偷跑去后山?”

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

我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但我死死地咬着牙,拼命地摇头。

“没有!我听你的话,哪儿都没去!”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才将信将疑地收回了目光。

那之后的日子,风平浪静。

光阴像流水,一晃,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里,我爹在一场大病后走了。

我初中没念完,就在镇上的修车铺当了个学徒。

后来,我成了个修车工,每天跟扳手和机油打交道,靠着一双沾满油污的手,养活我和我娘。

这二十年,娘在村里还是那个样子,强势,跋扈,爱占小便宜。

似乎所有人都忘了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天。

可我没忘。

那把刻着鸳鸯的黄铜锁,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一碰就疼。

时间走到了1993年的秋天。

一天晚上,县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突然播报了一条轰动性的消息。

“本台消息,二十年前下放西北农场的我县知识青年陈建国同志,经组织审查,予以彻底平反……”

电视上出现了大伯的照片。

他老了,头发白了,但那副黑框眼镜,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播音员用激昂的声音继续播报。

“陈建国同志不仅恢复了名誉和工作,还因在技术革新领域的重大贡献,被提拔为省里的高级干部……”

“据悉,陈建国同志将于明日,回乡祭祖。”

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

在我们这个小山村里,炸开了锅。

整个村子,一夜之间,全疯了。

村长连夜带着人,拿着铁锹和土篮,把通往村口的那条烂泥路垫得平平整整。

村口的大槐树上,挂起了一条红得刺眼的横幅。

“热烈欢迎陈建国同志荣归故里指导工作!”

家家户户都骚动起来。

准备土鸡的,准备鸡蛋的,准备自家种的花生的。

那些二十年前带头批斗大伯,冲进他家打砸抢的人,一个个吓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怕被秋后算账。

而我娘,像是被神仙点化了一样,彻底换了个人。

她完全忘了二十年前的咒骂和歹毒。

她的脸上,堆满了让我感到陌生的狂喜和谄媚。

她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己压箱底的,最好的一件的确良褂子穿上。

她也逼着我,脱下油腻腻的工装,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

然后,她不由分说,拽着我的胳D膊,硬是把我拉到了村口。

她仗着自己是“亲戚”,强行挤开了所有人,站到了迎接队伍的最前面。

她像一只斗胜了的公鸡,高昂着头,挺着胸膛。

她扯着嗓子,对周围所有羡慕地看着我们的人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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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没?这是我儿子陈默!”

“我大哥陈建国,能有今天,全靠我们家陈默!”

“当年要不是我深明大义,半夜偷偷让我儿子给他大伯送去了六十斤救命的大米,他早就饿死在地窖里了!”

“现在他当了大官,回来了,能忘了我们这份恩情?”

“我跟你们说,以后这村里修路,建厂,还不是我儿子一句话的事!”

周围立刻响起了一片奉承和巴结的声音。

“哎哟,陈默他娘,你可真有福气!”

“就是啊,还是你高瞻远瞩,有远见!”

“陈默以后可就是我们村的大贵人了!”

我听着娘那些颠倒黑白,厚颜无耻的吹嘘,胃里像是有几百只虫子在爬,一阵阵地反胃。

我的脑子里,全是那把冰冷的黄铜锁,和那块用湿泥封死的青石板。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一只冰冷的手,死死地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

上午十点整。

三辆黑得发亮的奥迪轿车,像三只沉默的巨兽,缓缓地驶进了我们村的村口。

全村人都屏住了呼吸。

连平时最爱哭闹的小孩,此刻都安静了下来。

头一辆车的车门开了。

一个满头银发,身穿一套笔挺的深蓝色中山装的老者,从车上走了下来。

虽然隔着二十年的风霜,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是大伯。

他比以前瘦了,也黑了,但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跟在他身后的,是几个点头哈腰的县领导。

还有一个穿着连衣裙,长得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是小雅。

她也长大了。

我娘看到大伯,两只眼睛瞬间就放出了饿狼一般的光。

她拽着我,想都没想,就朝前冲了过去。

她一边冲,一边用尖利得能刺破人耳膜的声音大喊。

“大哥!大哥!你可回来了!”

“我是你弟媳妇啊!你还认得我吗?”

“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当年要不是我们家小子,你……”

她的话,被硬生生地打断了。

大伯停下了脚步。

那些县领导也跟着停下了脚步。

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按下了暂停键。

大伯的目光,越过我娘那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里面有岁月的沧桑,有重逢的欣慰,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复杂的情感。

他推开挡在前面的我娘,径直朝我走了过来。

他伸出那只布满厚茧的大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孩子,长大了。”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很温和。

“大伯,记你一辈子的恩。”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就掉了下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可就在下一秒,大我伯猛地转过了头。

他脸上的那丝温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刺骨的冰冷。

他的目光,像两把刚刚淬过火的刀子,狠狠地,扎在了我娘的身上。

周围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连大气都不敢喘。

我娘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

大伯看着她,一字一句地,用一种不大,却足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声音,开口了。

这句话,像一道从天而降的炸雷,在所有人的头顶轰然炸响。

整个村口,陷入了一片死一样的寂静。

我娘脸上那狂喜到极点的表情,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她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褪得一干二净。

她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和不敢相信。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