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上海仁济医院产房郭婉莹的脸照得惨白，她攥着产床的铁栏杆，护士第三次进来时，她哑着嗓子问：“先生还没消息？”小护士避开她的眼睛，低声说：“吴先生临时有公务。”
郭婉莹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突然笑了昨天吴毓骧西装领口那抹甜腻的“夜巴黎”香水味，可不是什么“公务”该有的味道。
1934年的上海，25岁的穿着巴黎定制婚纱郭婉莹嫁给吴毓骧，在200桌婚宴上笑得像个孩子。吴毓骧是林则徐的后人，清华留美高材生，白衬衫袖口总绣着“Y.H.W”的缩写。
那时他会带她去百乐门跳狐步舞，在霞飞路的咖啡馆里读叶芝的诗。可太平洋战争一响，这位“切面包边的绅士”就变了。
孩子终于生下来时，郭婉莹已经流了两天血，她挣扎着坐起来，看见吴毓骧的皮鞋出现在病房门口。他领带歪着，西装上沾着酒渍，领口那抹香水味比昨天更浓了。
护士抱着襁褓里的男婴说：“小姐，是个少爷。”郭婉莹没看孩子，伸手理了理吴毓骧的领带，就像什么都没发生。后来她跟女儿艾琳说：“那天我突然明白，婚姻就像愚园路那棵老香樟，风来了，有些枝桠是留不住的。”
最戳心的不是丈夫夜不归宿，是她抱着刚满月的儿子去找他，却在霞飞路那栋洋房门口，看见施小姐穿着吴毓骧的晨袍倒垃圾。
郭婉莹转身就走，怀里的孩子哭了，她却想起1928年中西女塾的毕业舞会那时吴毓骧也是这样，穿过人群走向她，眼里的光比水晶灯还亮。
1947年春天，吴毓骧的公司破产了。郭婉莹打开樟木箱，把那些绣着“Y.H.W”的衬衫和情书一起锁了进去。钥匙被她扔进花园的井里，扑通一声，像什么东西碎了。
她开始学生煤炉，把手指烫出泡；用铝锅煮牛奶，锅底结着黑垢。有天邻居看见她在弄堂口洗尿布，笑着说：“永安四小姐也干这个？”她抬头说：“尿布总要有人洗的。”
郭婉莹在愚园路的洋房里开了英文补习班，学生都是外交官的孩子。她用莎士比亚剧本当教材，黑板擦得比当年家里的红木家具还亮。有家长送她进口巧克力，她摆摆手：“学费就够了。”
文革那几年最苦。红卫兵来抄家时，郭婉莹正在给学生讲《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把她的书扔在地上踩，剃了她的阴阳头。第二天她照样去上课，用橡皮膏贴住手指上的裂口，在黑板上写：“To be or not to be”。
后来被下放到崇明岛刷马桶，她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说：“厕所也是要有人刷的。”
1956年公私合营，愚园路的洋房要收归国有。园林工人来砍那棵老香樟，郭婉莹拦在树前：“这树比我还老，留着吧。”
后来树还是被劈了，她捡了块劈裂的树干，做成盆景。1998年拆迁时，85岁的她抱着那盆香樟，坐在浦东的阳台上看黄浦江。有记者问她：“这辈子后悔吗？”她摸了摸盆景的裂纹：“你看这树，伤口长成了花纹。”
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里写她，说她晚年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却比任何名媛都优雅。郭婉莹自己倒不觉得：“优雅？不过是饿肚子时也记得把腰挺直。”
她拒绝去国外和儿女同住，说：“我是中国人，这里是我的家。”临终前，她让女儿把骨灰撒在香樟根下那棵1943年她说“树在，家就在”的香樟。
她教会我们，真正的贵族不是穿香奈儿的人，是在煤炉上烤吐司也能哼《茉莉花》的人；不是住洋房的人，是把6平米陋室住出栀子花香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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