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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龄化成为无可回避的时代浪潮，“如何养老”“如何安度晚年”早已从个体家庭的私务，成为戳中每个人的公共命题。送父母进养老院是否意味着孝道的缺失？高端的养老机构为何仍是生命落幕前的压力场？当“孝道外包”成为常态，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定义“孝”与“家”？
这些关于衰老、照护与生命的终极追问，在吴心越博士的《薄暮时分》一书中有最真切的回应。吴心越以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苏某县级市两家养老院，参与扫地、喂饭、发放餐点等日常工作，用细腻的观察与深描，为我们揭开机构养老的真实图景。
今天，我们节选了吴心越的指导老师——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赵刚为本书所撰写的序言，共同走进那些仅余微光的生命空间，思考我们终将面对的薄暮时分。
《薄暮时分》，吴心越 著
老者，如何安之？
01
我也曾是养老院的常客。
从2014年仲夏一直到2021年初秋，除了不在台湾时（以及后来的新冠大流行期间），几乎每个周末姐姐和我都会去一间坐落在台北近郊风景区半山腰的养老院。它掩映在茂林修竹之间，周边错落着多幢洋风豪宅。从养老院的一个方位还可以俯瞰山下黄绿琉璃瓦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看起来蚂蚁般的游客、玩具般的小轿车。2014年暑假期间，母亲谵妄得厉害，生活不能自理，在父亲的同意下，母亲住进了养老院，一住就是七年，再也没回过家；大约一年后，我父亲也加入了。用本书中的术语，这也分别是他们身处“阈限空间”的时长。
那间养老院，按照当地说法，属于“公办民营”，由一间天主教教会医院经营管理。不知道什么原因，是由于信仰吗，还是因为“公办”的底色以及不少职员的公务员身份，在熙熙攘攘的人间，那间养老院似乎总给人一种不那么汲汲于牟利的味道，候位的申请者都排到一两年后了，他们也还是慢条斯理。空间相当宽阔，有阅览室、艺术文化展厅、天主教徒与佛教徒的聚会所、好几个栽满绿竹兰草日本红枫的中庭花园、健身房、卡拉OK厅，还有好多间冬阳可以豪华洒入的幽静会客室。在那一间间幽静整洁的会客室里，即便是中老年儿女围着木然的老人谈论家产存款，其语言动作也是那么低调而拘谨。
第一次到这儿安排母亲入住事宜时，接待人员不掩自豪地说：“在我们这儿，无论室内外，哪儿的空气都清新！”母亲刚住进来不久后，她天津的外甥女与外甥女婿老远来看她。还记得表姐夫进门时赞叹：“高端啊！”那天，仍然苦于谵妄的母亲认不出她原本非常疼爱的外甥女，戒心很重地寒着脸，冷不防朝她胳膊咬了一口。
后来，母亲的急性谵妄好了，但记忆力严重退化，只能召唤遥远的记忆档案，而对当下之事转瞬即忘。母亲的童年是在哈尔滨度过的，家里在道外做水果、糖果批发生意。小时候常听她怀着乡愁诉说她的童年往事，好比溜冰上下学、放了学背着书包就去看《火烧红莲寺》之类的电影，听“百代公司荣誉出品”的周璇或白光的唱片，过年过节我姥爷如何慷慨地周济来哈同乡，某天柜上遭“胡子”抢劫的惊险过程，以及她大哥是多么孝顺（或愚孝）——剜了大腿上的一块肉给病笃的姥爷熬汤喝，还上了当地报纸……后来，我和我姐只要去养老院看她，就重复地听老人家说这些，一段接着一段，顺序都错不了。我的两个女儿也常跟着去看奶奶，连她们都背得烂熟。
台版《火烧红莲寺》剧照
每个区域都有驻站护士，但实际肩负近身照顾重责的，还是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或越南的年轻女性“外劳”。本地人偶尔也有，但都嫌苦做不长。除了编制内的医护照料人员，还有家属自己雇来的看护。我们就为母亲雇了看护，先后好几位，国内外的都有。母亲后来失去了完整表达的能力，但她的眼神与手指还是能透露出照顾者对她是好还是不好。母亲的最后一位看护是一位名叫Yoni的印尼姑娘，母亲喜欢她，叫她“有米”，自言自语“有米有面”。来养老院看望父母的也大多是白发老人，经常自身就是爷爷奶奶辈了。由于有志一同，大家不久就都熟了，交换辛酸与情报。后来，我和我姐上山看母亲，都坐任主任的专车。他说他顺道，但其实是来接我们和另一位外号“班长”的银行科长。短暂的车程中，我们常常闲聊——政治、人生，还有养老院的“八卦”。
“那个刘妈妈走了，你们知道吗？”
“啊？怎么会！上次见到不还好好的吗？”
任主任是台北近郊一个大型监狱的会计主任，现已退休。之前他老是叹气，焦虑于退休后无所事事，变老，等死。任主任每次来看母亲都会带些茶饮给看护，还总是会带一根老油条，将它捏个粉碎加到杏仁露里，拿调羹一口一口喂着全然失智、只要不睡就睁眼张嘴仰天作提问状的老母亲。任主任的母亲后来走了，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所以也参加了他母亲的告别式，在那儿终于看到了养老院前几度闻的他与他弟——那位据说自小最被任妈妈偏爱却从未现身于养老院的幺弟。兄弟俩丧服并立目视前方，那应该是任主任这辈子最后一次与他弟为他们已逝的母亲所做的团聚吧。
《薄暮时分》内页插图
任主任歌唱得好，养老院里的卡拉OK活动多亏他吆喝才一度盛况空前，但后来新冠大流行时期，一切化为乌有。之后也没恢复，物虽是人已非。任主任大方脸，乐于发表好似看透人生的意见。多次，他感叹道：
“赵刚啊，你看看这些老人，哪个当年不是各行各业上得了台面的人物，有将军、有校长、有行长，现在你看看，啧啧。所以啊……”
再“高端”、再宽阔雅净的养老院，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场，因为生命全黑前最后那一点光的无情明灭，时刻与你相随。说起来有点不孝，但每次坐任主任的车下山，台北盆地的万家灯火映在眼底时，轻松释然远大于离开母亲时的一点不舍。
02
我爷爷奶奶这辈子可能连养老院都没听过。
我爷爷奶奶1949年到台湾时都才49岁，后来奶奶是1970年走的，爷爷是1982年走的。按现在的人均寿命，都不算高寿，但他们走得干净洒脱，去世前能走能动，意识、语言都清楚。我奶奶当天有预感似的比平常更多了点仪式感地洗了脸梳了头。我爷爷走的那天早上照例外出散步，临进家门时我在被窝里还听到他在窗外和邻居唠家常呢，谁知当晚突发心肌梗死，走了。是不是像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离世，才能算是“终其天年”呢？我很困惑。两位老人家都没经受现今富裕社会发达医疗的“好处”，但或许正因此，也没有受到各种过度医疗的“害处”——生命被延长了，却陷入生活不能自主、失去行动能力、没有生活内容的境地。而我父母亲在晚年如果没有青壮年居家看护或是机构看护，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再专业的看护，在她们抱我颇有些发福的母亲上下床或轮椅时，我都见其为之怵然难为。
台剧《不够善的良我们》剧照
不知何时开始，台湾社会出现了吴心越在这本书里所说的“孝道外包”现象。公园里推着全身包得严严实实、头戴毛帽、神情淡漠的老人出来溜达的，全是来自东南亚的青壮年照顾工，她们一边推着轮椅，一边用母语打电话，似乎唯有日夕连着家声才能让她们在这个岛屿上的生命与时间稍感润泽。偶尔撞见一个看来应是老人的老女儿（说实在的，难见儿子）推着老人并弯腰与老人呢喃时，我都不由得多看他们一眼，因为这已是难得一见的人间风景了。周遭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如果和什么一起到公园溜达，那就是带狗。
中国人向来有“福寿双全”的盼望，但现在似乎是寿命一直攀高，福气却越来越成问题。福跟不上来的寿，越来越失去诱人光泽，甚至令人生畏。常常听人说不想活太老，而是要活得有尊严、有质量，云云。也常听人说，不希望自己老来成为子女家庭、事业、人生的“累赘”。人们似乎已经按照时代的发展节奏调整了对“福”的期待。鲁迅的伟大宣告——“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今，有些令人哭笑不得地，已经成了庸凡话语。在这本书里，养老院里的老人就常以各种修辞表达类似的意思：儿女们不容易，工作压力大，又有他们的幼要幼，就不用老我这个老了。
03
我也很可能将是养老院的住客。
我们都有可能。而且你越是年轻，将来就越是有可能。“照料的公共化”，无论喜不喜欢，都是所有发达社会将走上的道路。还需要再讲一遍人口老龄化正与城市化、医疗产业的发达、少子化等因素携手加速降临于当代中国的故事吗？
如何面对父母与我们自己的老去？如何在“薄暮时分”面对人生终极的黑暗？在过去的岁月里，这大致不成问题，因为绵长的传统文化提供着意义支撑。我的一位师友最近就对我回忆起他祖母、母亲的将亡之际，平凡的她们却都能以笃定而平和的心情面对死亡，全无恐惧，交代后事如话家常——那真是“视死如归”的庸常版。
《薄暮时分》内封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临终场景，如今日所趋，是在机构或医院呢？如何老者安之？如何谓之“孝”？如何谓之“家”？似乎都成了问题。用吴心越的直白提问：“当一个人把父母送进了养老院，他会如何继续当一个孝顺的孩子？”又，当家里的老人去了安养院之后，他还是这个“家”的一分子吗？不能不是，对吧？但如何是？如果一代一代滚轴向前时，只拼命保留了“幼吾幼”，而失落损伤了“老吾老”，那对这个社会的道德肌理与伦理构造的整全，又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因此，如何终老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多少被当代轻忽的问题，至少在我所熟悉的社会学领域是这样的。相对而言，西方社会学对“老年”与“老化”有较高的研究兴趣，表现在独立出了一个叫作老年学（gerontology）或老年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的次学科。但是，我们对老年或老人的研究与根植于西方文化与社会传统的研究相比，纵有不少凡属人间状况皆有之的大同，但必然也有重要的小异，包括社会结构上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性，以及文化传统上对死亡、对死后、对家、对孝亲的特定看法与行为。总而言之，在道德感情、行为规范与制度支撑等方面，我们与西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如何开展建立在自身历史与社会现实上的“老年学”研究？在我们自己的田野里，磨炼出自己的问题意识，展开自己的研究，更加了解我们社会的真实状况，并提出实践方案，这样才有可能与别的文化、别的社会进行学术对话。毕竟，如果只是他人理论或研究的注脚，谈何对话？
在以上的个人化经验，以及对中国社会学老年研究的深切期望这两个基础上，我非常看重吴心越博士这本书的出版。这是她的第一本书，是对她老家江苏省一个县级市的两家养老院所做的民族志研究。这个研究直面终极衰老的人间状况，观照对象包括被照护者、照护者，以及“第三方”——被照护者的家人。阅读这本书让我们得以跟随她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脚步，以及忐忑敏感的田野之心，进入仅余微光的生命空间，看到一个当代“变迁的缩影”。虽使人心情屡屡黯淡，但也刺激了我们对当代如何生死的大问题进行思索。当然，田野里的老人或照料阿姨以吴语说出的烟火气的人间喜剧话语，也让人每每哭笑不得。这个研究，虽然像所有的研究一样，有所待于来者，但我相信已经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先驱作品了。
吴心越是台湾东海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据说是台湾高校培养出的第一位陆生社会学博士。作为她的指导教授，与有荣焉，但何敢称焉？毕竞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者，只是因缘际会在她的研究已经进入中后期时，作为一个还算认真的倾听者与对话者罢了。吴心越在2019年以高分通过论文，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仍然做了大量的后续田野与思考，现在都丰富地反映在这本书中。它的确已经不是“博士论文”的出版了，而是扎扎实实的一本新书。
恭喜，并是以为序。
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
吴心越 著
⚪走进中国养老院的真实日常，一部揭示机构养老多重矛盾的田野力作
⚪深入老人、护理员、家属的内心世界，一幅交织着衰老脆弱与照护微光的生命图景
⚪献给终将老去的你我，以及此刻正为父母忧心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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