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3日，北平的秋风刚起。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走进东安市场旁的长安大戏院，这里灯火通明，满座的观众正等待一出叫《法门寺》的京剧。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所有人都想看看未来的首都领袖会如何品评舞台上的唱念做打。
幕一拉开，太监刘瑾与随侍贾桂登场。两人一唱一和，颇得行家好评。戏演至刘瑾命令小太监就座，贾桂连连摇手：“小的站惯了。”台下的毛泽东突然偏过头，对身边的警卫低声道：“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一句话，说得警卫们会心莞尔，也让同排座的剧团人员心里一震——这不仅是对剧中角色的点评，更像一记警钟。
毛泽东爱戏，并非偶然。早在湖南求学时，他常挤在台下听堂鼓锣响。花鼓戏、湘剧、昆腔，他样样都看，逢了好段子，还要跟着哼两句。延安岁月更把这种爱好推向高峰。那时的鲁艺搭棚唱戏，他常和战士们席地而坐，草根、石头都是座位。美国记者斯特朗见状，回去写文章，说这位共产党领袖竟然熟稔戏曲之美，“谈起青衣、老生头头是道”。
抗战尾声的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摆下的欢迎晚会上，梅兰芳率团演出《穆桂英挂帅》。人们瞪大眼睛看台上巾帼将军出场，穆桂英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让毛泽东频频点头。然而那毕竟是对手的场合，他只是笑而不语。回到延安，他却不止一次提起这出戏，将“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与全民抗战相连，强调“女民兵也是英豪”。
转战陕北的路上，部队几乎天天在敌人包围圈边缘穿梭。一次，警卫来报：“敌军已折回。”众人压着嗓子欢呼。毛泽东却在石头上一坐，掸去烟灰，用洪亮的嗓子唱起“我坐在城楼观山景”。士兵们会意，这正是《空城计》里诸葛亮笑对十万大军的名段。紧绷的神经一下轻松，大家呵呵笑着收拾行装，气氛登时活络。
进入解放战争的决胜阶段，《霸王别姬》成了毛泽东的“常备曲目”。项羽英雄末路的悲歌，配上虞姬的刎颈一拜，每每让他沉思良久。一次深夜会议，灯泡摇曳，他忽然说道：“项羽为什么败？听不进劝，刚愎自用。”众人默然，心知这是借戏敲钟。1962年那场七千人大会上，他把“西楚霸王”与“一言堂”对照，直言若只信自己，终将“别姬”。会场鸦雀无声，发言的书记们额头冒汗，谁也不敢再自恃英勇。
再回到那晚的《法门寺》。戏散场后，车队穿过灯火阑珊的东长安街。车厢里，几名警卫小声议论贾桂那句“我站惯了”，毛泽东却正色提醒：“奴才之害，不在嘴上，在骨头里。骨头像弯了，站也站不直。”这话后来在多次会议上被他引用，用来敲打那些见风使舵、逢迎上意的干部。1956年北京的一场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再度提到“打倒贾桂”，要求全党破除对外来权威的迷信，要有自己的主张，“腰杆子硬起来”。
与此同时，他对戏曲工作者关怀备至。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京剧团来西柏坡慰问演出。年轻须生李和曾在《失空斩》里一段回龙腔唱得掷地有声，博得满堂彩。毛泽东回身对周恩来轻声道：“二十多岁能有这嗓子，好苗子。”第二天，剧团再度登台，剧目由演员自选。李和曾挑了《哭秦庭》，悲恸之情糅进高亢唱腔，掀起全场高潮。自此，李和曾的名字被记在中南海的文艺名册里。
进入五十年代，传统戏班的活力仍在，却已和新中国的鼓点一起跳动。毛泽东不止一次提醒：国粹要传，也要改。散板摇板虽美，还需大段唱腔，也得出现新人物。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送审时，他提出“情节紧了，人物薄了，音乐多彩些更好。”剧组回炉三月，终以《沙家浜》之名再亮相，演出时台下掌声连连。
六十年代初，电影逐渐冒尖，城里乡下都搭银幕放映，但毛泽东对戏曲仍念兹在兹。梅兰芳的《穆桂英》唱片被他反复翻听，唱到“叫将军火速点兵”时，他常随口哼两句。梅兰芳晚年进中南海演出，谢幕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老先生，这一出戏里，你的功力全在眼神。”梅兰芳一拱手，激动得满面通红。
不得不说，毛泽东把戏曲当作另一种兵书。无论《空城计》的沉着，《霸王别姬》的警策，还是《法门寺》里的反面教材，都被他提炼成治国用兵的镜子。对于台上台下的精神气，他看得极真，也说得极透。后来回首那句“真是一副奴才相”，不仅是对贾桂，也是对任何时代里骨头发软之人的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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