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是佩里·安德森2018年几篇关于国际秩序的文章的合集，对于大国协调机制的讨论只占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面作者对比了维也纳体系的欧洲协调机制和冷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一个比较有趣的角度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发展阶段。
《共产党宣言》以及第一国际的群众基础是欧洲的手工工匠，他们既植根本地社会的又具有国际流动性，代表人物就是意大利的加里波第。
随着欧洲的大国竞争和民族主义的整合，资产阶级的统治架构通过扩大选举权而获得了无产阶级的忠诚，他们被分割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工厂之中，他们更容易接受单一的宣传和管制，加入到“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大部分第二国际成员会在一战的时候支持自己的国家参战。
1945年出现一个重要的逆转，此前，资产阶级是民族的，无产阶级是国际的，而此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解放浪潮，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重新定义了民族主义概念。
民族解放运动利用了要取得成功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本土化资源，包括前现代的意识形态。比如伊朗。这也对应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重合的历史阶段，只是在后发国家不一定由资产阶级领导这一运动。
而国际主义则随着资本的流动而具有新的形态。美苏冷战强化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整合，促成了资本的国际主义，原来的世仇都摒弃前嫌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这个共同的威胁。
这种联合包括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欧洲日本的援助和重建计划，还有北约、世贸（关贸总协定）和欧共体。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和内斗导致了两次大战，而战后这些国家通过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和政治整合的方式结成了某种超国家的整体。
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欧洲则试图超越主权国家的模式，实现基于自由民主的深度联合。这也成为欧美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也是基于这一大背景，民主大于民族成了新的“正确”——两次大战留下的教训，只有以自由民主的模式超越民族主义才能避免战争。
冷战可以看成是美苏主导的两种国际主义之间的对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阵营的调整期，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的地位受到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国内经济也出现停滞。
由于美国的绝对实力，德日和美国的冲突没有走到过去的争霸模式，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协调。20世纪70年代后期，七国首脑会议制度化，作者认为这某种程度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定期协调来管理全球事务。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治理思路出现非常关键的转变，塑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政治以及美元体系，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更彻底地用成本-收益的经济思路治理国家。
美国把美元撒到全世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才有了流动性，但为了维持战后秩序、越战开支和国内福利计划，70年出现全球性的美元过剩，为了对冲掉市场多出的美元，维持固定汇率，西德、日本等顺差国被迫大量买入美元、释放本币，结果把美国的通胀压力部分输入到自己国内，结果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黄金脱钩，美元信誉出问题。
1979年，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重建美元信誉，短时间内大幅抬升利率，代价非常惨烈。1981年到1982年间，美国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之一，失业率一度接近11%，房地产、汽车、建筑和制造业遭受重创，大量工业资本被淘汰或被迫重组，工会力量被削弱。
但美元的信誉也得到重建，美美元重新变成高收益、高信誉的资产，资本开始以更大规模流向美国国债、美元存款、公司债、股票以及其他金融产品。
美元和美联储的信誉重建之后，美债才能成为全球资本最愿意持有的安全资产，里根经济学才获得了运转空间。美国联邦债务在1980年代显著扩张，美国通过发债满足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里根政府通过减税、放松监管、打击工会、扩军和财政赤字，搭建起新自由主义秩序。
财政赤字制造国债供给，全球资本买入美债等美元资产，美国再用这套融资能力维持消费、军工、金融市场、技术创新。美元摆脱了黄金的硬约束，但通过石油美元体系维持并充分利用了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获得新的全球需求基础，带来的后果就是债务的增长，美国霸权重心从此从工业转向金融。
美国不仅在国内完成了切换，也把危机成本转嫁给了世界外围。美元利率上升使得大量借入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成本陡增，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被引爆，拉美国家被迫进行开发市场、出卖优质资产，进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
美国为了反共而拉拢扶植德日等竞争者，这些竞争者压缩了美国工业的利润率，促成了美国放弃制造业的优势地位，专注金融和军事的转型，这一分工格局几乎势所难免。西方通过跨国的流动和协调实现了整体力量的最大化，这也是资本主义西方有效整合的体现。
这个时期，民主的价值成为新的粘合剂。统治了学术和传媒领域。这种意识形态能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则难得一见。
随着民族解放、去殖民化任务的基本完成，反帝反殖民的迫切性也随之下降。共产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的关系也出现恶化，南斯拉夫和中国相继对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感到不满，并走向冲突决裂。本来互相支援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分道扬镳。
在佩里·安德森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局面的一个原因是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相对软弱的组织模式，需要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动员的集体的的力量，但是民族主义同时限制了这些国家走向进一步的开放与联合，从而扼杀了社会的经济活力，使其更加难以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出现自我挫败。
作者说，“共产主义内部的经互会衰弱了，而资本主义的共同市场则成长了”。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自由民主，通过激发每个人的经济潜力来进行大规模的协助，这种基于自由民主的协作机制取代了民族主义和其他的道德化的动员方式。
道德动员方式用来团结群众反抗西方殖民者非常有效，但在独立之后，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完成国家整合，合法性不足，所以又更加的需要民族主义，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去整合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和群体，民族主义是一个尚未支付的代价，西方国家已经支付过这个代价了。
冷战结束，苏东阵营瓦解，美国就成了国际社会本身，代表了普遍主义和国际主义。美国人觉得他们的民族是富有崇高的使命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新世界的样子，对于其他国家是有特殊责任和使命的。
对此，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直觉：实际上它是在这个外衣之下去推行自己的扩张和权力欲望，个别部门的个别的政策主导者的利益绑架、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支持，引导到消灭各种异质性成分的活动中，换言之，美国孤立主义和例外论背后的情绪被用于支撑扩张的合法性。
单极霸权下，美国想要联合盟友，按自己的意愿改造整个世界，那就依然有很多不喜欢美国、美国也不喜欢的新对象。但这样的美国一开始就未必是美国自己人想要的。
在美国最强盛时，扩张的代价尚可承受，但当美国霸权无法获得普遍主义的外衣，无法得到国内左右翼的支持的时候，民众发现这样的扩张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会收回自己的支持，然后势力收缩回到美洲。但是这一过程不会很一帆风顺。
塑造美国的对外形态的有三方比较稳固的力量，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传统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有较强的民众自发性，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海权大国的地缘需求和新自由主义金融帝国这两大利益结构的重合，美国从而以理性、人权的普遍道德语法出现，获得了扩张上的便利。
话语风向可能转换，海权帝国的运作逻辑是不会轻易消失的。英美海权商业文明和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的这种结合（海权-金融帝国？），可能不是例外而是比较稳定的演化结果。美国所代表的海洋秩序是一套自由主义的价值，是一整套尊重自由市场、保护财产权、代议制民主等规则，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但很大程度上，它也带着自身的矛盾变成了现实的支配性规则，换言之，它有铺设到个体的意识机制的现实性，能够驾驭和调和人们各种冲突的诉求。
汉斯·摩根索认为，美国从历史之初便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国家目的观念：一种将美国的目的限制为促进国内幸福；另一种认为保证公民幸福的目的本身需要在国外保持强大。二战和冷战临时解决了二者的矛盾，德国、日本、苏联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对立面，使美国可以以自由世界的捍卫者自居，通过外部敌人来定义自我成了美国人自我安全感的一个来源。但这是脆弱的解决，自我认知的分裂矛盾依然存在。
如果说君主制更加好战是因为君主发动战争代价很小，那么美国地理位置上的相对安全，又长期处于霸权位置，对外战争和干预的直接代价较低，所以鹰派路线是安全可控的政策选项，也是强化认同、维持使命感和全球领导地位甚至获取经济和技术上的收益的政治手段。
七八十年代，中国成为承接产业转移和资本积累的蓄水池，类似于二战后的欧洲和日韩，极大缓和西方阵营内部的矛盾。但与欧洲、日本、韩国不同，中国并未真正被吸纳为美国秩序内部的成员，而是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保持了相当的自主性，于是搞垮苏联后，中国又被当成为新的异类和对手，持之以恒地推动对中国的遏制与改造，当然这种对抗不是冷战时期的形态，也不等同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则不是一种真正的大国共治，而更接近于美国以普遍主义名义维持的单极管理，并不存在一个能够真正约束单极霸权、协调大国利益的机制。作为对比，佩里·安德森回顾了欧洲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
拿破仑被彻底击败之后，欧洲君主制国家为防止革命扩散和大陆失衡，防止大国之间的战争，通过维也纳会议确立了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与法国五强共治的协调体系，五大国通过协商和会议，而且经常互换盟友，通过复杂的联盟结构以及精巧的外交手腕维持了微妙的均势格局。
这也是对于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国家体系的一个冲突管理机制。
维也纳体系在欧洲的大国之间在近百年里维持了大体的和平。也埋藏着诸多隐患。包括：1、未能将奥斯曼帝国纳入，其与欧洲交汇的巴尔干地区成为大国角力与民族冲突的火药桶。2、欧洲中部崛起统一而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打破了这种均势，欧洲两端英国和俄国维持的霸权格局受到挑战。
佩里·安德森探讨了冷战后潜在的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与印度五强共治的可能性。冷战后的大国协调跟维也纳体系有诸多不同。比如说，美国对失败者俄罗斯的排斥和羞辱，让俄罗斯无法被接纳进体系、欧盟则过于松散，印度发展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以及美国始终试图以接触-遏制思路来推动中国改变。这一协调体系存在巨大的内在缺陷。
中美在各个领域的竞争当然会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权力重心在国家之间转移背后，旧的统治模式可能岿然不动。中国并不天然代表某种的替代性的国际秩序，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成长是在极力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情况下获得的。
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特点就是资本还在争夺主导权，还没有完全获得政治、社会上的统治地位，冷战后秩序的背景则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作者也表达了这样的忧虑——霸权变成了这个自由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或者说美国的精神藉着对于资本主义的普遍接受而存活。
作者也认为通过债务刺激发展的模式是美国和欧洲近半个世纪以来维持了经济繁荣和稳定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这个模式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它是在使用借来的时间，为了维持循环，必须不断岂灵于突破性技术创新以及带来的增长预期。
2008年至今是增长的瓶颈期，不满现状的人越来越多，但传统政治已经不能提供答案。近些年在欧美发达国家，反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开始登上舞台。特朗普们不能带来什么新的东西、新的路线，美国在摧毁旧的制度合法性同时，也强调更现实主义的遏制思维。
书中提到，我们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去政治化。经济是我们思考理解社会的核心方式。我们可能也关心时事，可能时不时提到想到“人民”、“危机”，但是这些其实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难以想象生活还能如何不一样。面对世界上发生的种种问题，我们很难设想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政治性的方案去回应。
经济叙事总是试图将所有矛盾抹平，解释为中立化、自然化的规律和必然性，解释为技术的管理的问题，各种专家们也都会期望经济理性能够把不可调和的暴力的冲突摁下去。
同样在国家之间，经济是一个共同语言，但经济也是压抑性的力量，是矛盾的根源，除此之外没有一个更高层面的共同语言。那么，当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抵达极限，当技术创新迟迟无法兑现新的增长预期，各国退回各自的边界之内，矛盾对抗升级，安全感消失，经济这个共同语言开始失灵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没有缓冲和防护的处境，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找回定位、命名和表述我们的处境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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