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半，深秋的冷雨夹杂着狂风，拍打着高层住宅的玻璃窗。我刚把哄睡的儿子抱回卧室，急促而暴烈的砸门声就如同平地惊雷般在客厅炸响。
“哥！哥你开门啊！我知道你在家！救命啊哥！”
男人的声音透着极度的惊恐和嘶哑，伴随着拳头砸在防盗门上沉闷的“砰砰”声。妻子裹着睡衣从卧室冲出来，脸色煞白地看着我，我冲她摆了摆手，示意她不要出声，自己则放轻脚步走到门边，顺着猫眼向外看去。
楼道昏黄的感应灯下，站着一个浑身湿透、头发如同乱草般贴在额头上的男人。他满脸都是惊惶的汗水和雨水，他一边拼命砸门，一边像惊弓之鸟一样时不时回头看向电梯口。
那个狼狈不堪、如同丧家之犬般的男人，是我的亲表弟，林明。
“哥！他们带刀了！他们真的会砍死我的！你借我躲一晚，就一晚！你借我十万块钱救急，我给你跪下了哥！”他在门外哀嚎着，双膝一软，竟然真的直挺挺地跪在了我家门外冰冷的瓷砖上。
看着猫眼里那个痛哭流涕的男人，我的心里没有泛起哪怕一丝一毫的同情。我冷冷地隔着防盗门，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地说了一句：“你走吧，我不报警，是我对你最后的客气。”
“哥！我们是亲戚啊！你血管里流着和我一样的血啊！你不能见死不救！”林明在门外绝望地咆哮。
见死不救？听到这四个字，我的嘴角泛起一丝极其苦涩又充满嘲弄的冷笑。
我转过头，看向卧室的方向。我的儿子乐乐正在那里安稳地熟睡，他今年五岁了，脸颊红润，呼吸平稳。可林明不知道，或者说他早就忘了，三年前，如果不是我拼了这条命去借钱，乐乐现在只是一捧冰冷的骨灰。
随后我的思绪被扯回了三年前的那个同样寒冷彻骨的冬天。
那年乐乐刚满两岁，原本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却在短短两天内迅速恶化为严重的重症肺炎，甚至引发了可怕的败血症。当乐乐被推进重症监护室（ICU）的时候，他小小的身体上插满了管子，连哭声都微弱得像是一只濒死的小猫。
我和妻子在ICU门外的走廊上签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的话如同冰窖里的寒风刺透了我的骨髓：“孩子的情况非常危险，现在的抗生素级别不够，必须马上使用进口的靶向抗生素，加上血浆置换和ICU的每日费用，你们至少要先准备五万块钱交到住院部，后续可能还需要更多。如果不马上用药，孩子撑不过今晚。”
五万块钱。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也许只是一次出国旅游的费用，一个名牌包的价格。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是一笔拿不出的巨款。
那年我刚遭遇了公司裁员，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妻子为了照顾刚出生的乐乐一直做全职妈妈。我们手里仅存的一点积蓄，在乐乐前期的反复高烧求医中已经消耗殆尽，信用卡也早已被刷爆。
我像个疯子一样翻看手机通讯录，给每一个能想到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可是多数人都是以手里不宽松拒绝了我。
就在我绝望到想去卖血、甚至想去借高利贷的时候，我想到了表弟林明。
林明那几年跟着别人做工程承包和建材生意，赶上了房地产最后的红利期，赚得盆满钵满。平时在家族群里，他总是最活跃的那个，今天发一张在高档餐厅吃战斧牛排的照片，明天发一段在游艇上吹海风的视频。每次逢年过节的家庭聚会，他总是穿着一身名牌，高谈阔论着几百万的生意。
我想，林明那么有钱，五万块钱对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他一定会帮我的。
我安顿好哭得快要昏厥的妻子，冒着大雪骑着电瓶车，赶到了林明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大平层小区。
保安通报后，林明给我开了门。他穿着一套丝绸睡衣，手里还端着一杯红酒，家里暖气开得很足，甚至让人觉得有些燥热。
“哎哟，哥，这大雪天的你怎么来了？这是怎么了？”林明笑着把我迎进门。
我连鞋都没顾得上换，直接抓住了他的胳膊，眼眶通红，声音几乎是颤抖着哀求：“明明，哥求你件事。乐乐在ICU，败血症，医生说今天交不上五万块钱押金，孩子就没命了。哥到处凑了凑，还差三万。你能不能先借给哥？你放心，哥哪怕去搬砖去卖苦力，一年之内，不，半年之内，我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
林明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不动声色地抽回了被我抓着的手臂，转身走到真皮沙发前坐下，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红酒，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哥，不是我不帮你啊。”他叹了口气，语气里充满了无奈，“你也知道，现在大环境不好，工程款压得很死。我外面看起来风光，其实也就是个空壳子。我的钱全压在货里和工地上，别说五万，我现在卡里连三千块钱现金都拿不出来。我也难啊，昨天我还为了给工人发工资愁得一晚上没睡呢。”
我愣在了原地。我看着他身后那面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恒温酒柜，看着他手腕上那块闪闪发光的劳力士水鬼，又看了看他刚刚倒出的那杯昂贵的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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