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故事”在童年视角中生根
——浅析王芳儿童小说《归航》与新时代儿童文学书写
文/南风子
新时代呼唤新的文学表达，重大题材如何进入童年视野，是时代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的重大命题。王芳的长篇儿童小说《归航》，以八岁女孩祝梦的凝望，将撤侨这一重大叙事化入三个孩子跨越战火与国界的友谊。恐惧与勇气、离别与重逢在童年视角中次第展开，让宏大的时代主题从抽象的概念落地为可触摸的温度与光芒，为新时代儿童文学如何书写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艺术探索新样本。
一
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童年视角下的生命体验，是《归航》面对的首要课题，也是它最核心的突破之一。
小说没有正面描写撤侨的军事协调、外交博弈，而是通过八岁女孩祝梦的眼睛和心灵，让“中国力量”从新闻语言转化为可感的生命体验。当祝梦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爸爸驾驶挖掘机挖掘战壕，当妈妈穿越火线回到家中，当爸爸发来信息说“经大使馆和维多亚军政方协调，将有人护送你们进城”——撤侨这个宏大事件，被分解为一个又一个与祝梦生命相关的小事件，变得可感可知。宏大题材与童年视角相生相映，呈现出既大气又不失灵动的美学品格。
九章故事层层推进，如一条蜿蜒的长城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力量紧密相连。“夜半枪炮声”中，八岁女孩祝梦独自在维多亚的家中，枪声骤起，恐惧如潮水般涌来。她颤抖着缩成一团，抱住脑袋，“爸爸，妈妈，我怕……”这句话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此后的情节次第展开：“惊险陪伴”中，乔娜和昂冒夜穿越火线而来；“祖国的消息”如黑暗中的曙光；“祝梦去哪儿了”写她为朋友跑回险境；“永远在一起”是三个孩子在关卡前共同展开五星红旗；“别离”时依依不舍；“大军舰来了”让欢呼声响彻达利港；“接你们回家”是潍坊舰劈波斩浪而来；“一起去看长城”是吉布提的重逢与约定。小说在凝视现实的同时不忘仰望理想，以儿童敏锐的感觉捕捉令人感动的物、景、情、事，用精湛的叙事开拓出高远的文学境界。既关注民族精神、人类命运，独辟蹊径地书写“中国力量”的儿童化表达；也关注悲欣交集的个体生命，真切细腻地展现三个孩子复杂而幽微的成长历程。
二
长城、五星红旗、军舰三重意象在叙事中自然生长，让家国情怀从概念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体验。
小说最核心的艺术创造之一，是三重意象的建构——长城、五星红旗、军舰。它们不是作为“象征符号”被植入故事，而是在叙事中自然生长，最终成为承载主题的有机体。
长城首先是祝梦爷爷守护的地方，是她画画的主题，是思念的载体。开篇祝梦画长城时“一滴滴泪水，啪嗒啪嗒地落下来，泪湿了画面”。爷爷是长城守护者，“手握镰刀，身背蛇皮袋”，每天巡查野长城。祝梦的认知里，“爷爷和长城是一体的”。随着故事推进，长城逐渐承载更多含义：它是祝梦想“回去”的地方，是“回家”这个核心渴望的具象化。在维多亚的孤独时光里，祝梦一遍遍画长城，画春天的桃花长城、秋天的枫叶长城、爷爷和王爷爷把酒对酌的长城。长城成为她与故乡、与爷爷、与过去的唯一连接。长城还是友谊的纽带。祝梦把长城画给乔娜和昂看，给他们讲爷爷的故事。昂从此对长城充满向往，“我要开着大军舰，从亚丁湾出发，去中国看长城”。长城成为昂的梦想，成为三个孩子未来的约定。当小说结尾，乔娜爸爸说“去中国，看看帮助过我们的国家”，昂说“去看野长城”，乔娜说“去看梦的爷爷的长城”——长城已经成为文化认同的自然表达，跨越国界的友谊见证。
五星红旗的意义在叙事中“生长”。爷爷说“国旗代表祖国，路人看到国旗，就不会走错路”——这是朴素的解释。爸爸说“在维多亚的中国人家里，都有一面五星红旗……在国外遇到危险时，五星红旗往往能救命”——这是经验的传递。祝梦把国旗送给昂时说“遇到危险时，就举起五星红旗”——这是信任的托付。当昂在关卡前被拦截，他从背包里拿出五星红旗，用力抖开，大声说：“我有中国的五星红旗，就能坐中国的大轮船！”这一刻，国旗的意义不再是别人告诉他的，而是他自己用行动诠释的。乔娜和祝梦也冲上去，三个孩子共同展开旗帜。这个画面中，五星红旗是友谊的见证，是勇气的来源，是希望的象征。
军舰是从“昂的梦想”生长为“现实的庇护所”。昂一直梦想坐大军舰穿越亚丁湾，这个梦想贯穿全书。他画军舰，画中国海军勇斗海盗，画军舰上的五星红旗。当潍坊舰真的出现在达利港，当昂真的登上临沂舰，梦想与现实重叠，军舰的意义也从“昂的向往”扩展为“祖国的守护”。当潍坊舰挂出“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的横幅，当特战队员迅速下船划定安全区，当舰长说“无论你身在哪个国家，无论你遇到什么危险，请记住，你们身后有强大的后盾，那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军舰完成了从“梦想”到“守护”的转化。
三重意象相互呼应：长城是根脉与故乡，国旗是身份与认同，军舰是守护与归航。它们在结尾处汇合——吉布提码头，昂从背包里拿出画，画上是蓝色的亚丁湾、海鸟翻飞、海平线尽头的长城、浪花簇拥的两艘军舰。这幅画将大海、长城、军舰融为一体。而他们的约定——“一起去看爷爷的长城”——将三重意象的汇合推向高潮。去看长城，意味着回到故乡；带着五星红旗的记忆，意味着身份认同的延续；乘坐中国大军舰的经历，意味着被守护的体验。
三
让不同国籍的孩子成为故事的主角，使“中国故事”从“独白”变成“对话”，在友谊中获得更丰富的回声。
让三个不同国籍的孩子成为故事的主角，这一选择使“中国故事”从“独白”变成了“对话”。中国孩子祝梦、巴基斯坦姐弟乔娜和昂，他们的友谊在战火中经受考验，最终在中国撤侨行动中获得庇护。
三个孩子的友谊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他们因为共同的爱好——画画——而相识。祝梦画咖啡花，乔娜和昂也画咖啡花。祝梦画得好，乔娜和昂向她学习；乔娜会做饭，常来给祝梦做午饭；昂有梦想，祝梦认真倾听。这种“给予-接受”是双向的，没有谁高高在上。语言的处理尤为细腻：乔娜会简单的汉语，随着与祝梦接触，“耳濡目染，竟能顺畅地对话了”。昂则“外语夹带中文”，急得小脸通红。这种语言上的努力，体现了友谊的真实性——不是因为语言相通才成为朋友，而是因为想成为朋友而努力沟通。
文化认同在友谊中自然生成。祝梦把五星红旗的故事讲给昂听，昂从此笔下军舰上的旗帜都变成了五星红旗，勇斗海盗的海军战士都变成了“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军人”。这个转变不是被要求的，而是昂主动完成的——因为他认同了祝梦讲述的“魔法”。祝梦把长城画给乔娜和昂看，长城成为昂的向往。昂说：“我要开着大军舰，从亚丁湾出发，去中国看长城。”这个梦想贯穿全书，成为支撑他渡过战乱的精神力量。
小说最动人的设计之一，是让巴基斯坦孩子说出对中国的情感。当昂在关卡前举起五星红旗，大声说“我有中国的五星红旗，就能坐中国的大轮船”——这句话的力量，远胜于任何自我宣示。当乔娜对祝梦说“你的国家，我的后盾”，当乔娜爸爸竖起大拇指说“中国，‘老铁’”，当乔娜爷爷说“去中国，看看帮助过我们的国家”——这些来自“他者”的视角，让“中国故事”获得了更丰富的回声。它表明，“中国力量”不仅是保护本国公民的力量，也是庇护他者的力量；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小说中，中国不仅撤回了自己的公民，还帮助巴基斯坦等友好国家的侨民撤离。这一情节的处理值得注意——它不是通过政治宣言传达的，而是通过祝梦的牵挂、乔娜一家的困境、大使馆的协调、最终的重逢来呈现。当祝梦一遍遍问“妈妈，他们可以坐我们的大轮船吗”，当妈妈摇头时祝梦的失落，当大使馆消息传来时三个孩子的欢呼——这些情感细节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理念，转化为儿童能够理解的朴素情感：朋友有难，应该帮助。吉布提码头的一幕尤其动人：200多名外国公民从中国军舰上走下，路过五星红旗时，“黑皮肤的、白皮肤的、蓝眼睛的、黄头发的……神色都十分庄严，有的轻轻抚摸旗角，有的凝视着中国国旗。三个外国的年轻女孩儿竟俯下身去亲吻旗面”。这个画面中，五星红旗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
四
尊重儿童的情感逻辑，让恐惧真实、思念自然、友谊可感，是小说最动人的力量来源。
儿童文学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用成人的情感逻辑替代儿童的情感逻辑。《归航》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始终尊重儿童的情感体验方式，让主题从儿童的感受中自然生长出来。
小说对战争恐惧的描写，完全从儿童视角出发。战争爆发时，祝梦的反应不是“勇敢”或“镇定”，而是最本能的恐惧：“祝梦大叫一声蹲在地上，紧紧地抱住脑袋。她的耳畔全是‘噼噼啪啪哒哒’的枪声，祝梦试图捂住耳朵，可这枪炮声已把她包围，她根本躲不开。”“‘爸爸，妈妈，我怕……’这句话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后，祝梦愈加害怕，她瞪大眼睛，用双手使劲儿捂住嘴巴，似乎是害怕自己的说话声会惊扰了躲在暗处的战争魔鬼，从而受到它的伤害。”这些描写真实到令人心疼。祝梦不是小英雄，她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面对死亡威胁时的本能反应是恐惧、哭泣、想妈妈。这种真实性，恰恰让读者更容易代入她的处境。
昂的反应同样真实：“满眼惊恐，抱住脑袋说：‘我不要炮弹落到头上。’”当乔娜提议去陪祝梦时，昂连连摆手：“外面有子弹和炮弹，会被炸飞的。”他害怕，这是孩子的本能。但他最终还是去了，因为对朋友的关心战胜了恐惧。这种“因为在乎所以勇敢”的逻辑，比单纯的“勇敢”更有说服力。
祝梦对爷爷的思念，是通过画画来表达的。她画长城，因为爷爷和长城是一体的；她画爷爷和王爷爷把酒对酌，画“梳着羊角辫的女孩儿”坐在旁边画画。这些画是她情感的出口。当泪水滴落在画面上，读者感受到的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一个孩子最自然的思念方式。祝梦对故乡的思念，是通过“回家”这个朴素愿望来表达的。她在画上写“我要回家”，然后自言自语：“回家回哪儿呢？不能回板厂峪了，爷爷奶奶不在了。嗯，只要有爸爸妈妈陪伴，回到哪儿都是家呀。”这种思考方式完全是儿童化的——不是抽象的“故土情怀”，而是具体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儿童对友谊的理解，往往是通过行动而非语言来表达的。乔娜和昂冒夜穿越火线来陪祝梦——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友谊最好的诠释。当祝梦被妈妈拉着上车时，她“说什么都不松手”，紧紧拉着乔娜。当昂在关卡前举起五星红旗，祝梦冲上去一起展开——这些行动中，友谊获得了最有力的表达。小说中有一幕特别动人：在关卡被拦截时，三个孩子“忘了境遇，忘了战争，忘了枪弹，忘了一切。心底只有情谊在流淌”。这种“忘记”恰恰是儿童友谊的特质——在那一刻，彼此的存在比什么都重要。
祝梦的成长不是通过“思想转变”来呈现的，而是通过细微的行为变化。当妈妈从工地冒险回来，祝梦“用头蹭着妈妈”——这是孩子的依赖。当妈妈崩溃哭泣时，祝梦“像小大人一样，温柔地环抱住妈妈”，“拍着妈妈后背”——这是成长后的给予。在达利港码头，祝梦主动站出来唱国歌，帮助识别身份不明者。这一刻，她不再只是需要被保护的孩子，而是以实际行动为祖国尽力的“小公民”。爸爸说“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她真正感受到了这种骄傲。
五
在真实感与保护性之间找到平衡，让战争题材以儿童可以承受的方式呈现。
儿童文学如何处理战争题材，一直是创作难点。太写实会过于残酷，伤害儿童读者；太写意又会消解战争的严重性，失去题材的意义。《归航》在“真实感”与“保护性”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平衡。
小说主要通过声音来呈现战争：枪炮声、轰炸声、哭喊声。这些声音让读者感受到危险的存在，但避免了直接的血腥画面。电视新闻里的惨状，通过祝梦“不敢看”的视角来呈现，既传递了战争的残酷，又保持了距离感。沿途的废墟、被炸毁的房屋、流离失所的百姓——这些描写让读者看到战争的后果，但没有渲染暴力本身。这种“点到为止”的处理，既尊重了历史真实，也保护了儿童读者。
小说通过友谊的温暖、祖国的消息、撤离的希望，不断缓解战争带来的恐惧。每当危险来临，总有一些东西让祝梦感到安慰——乔娜和昂的陪伴，妈妈的归来，爸爸的消息，大使馆的协调，军舰的出现。这种“紧张-缓解”的节奏，让读者既能感受战争的残酷，又不至于被压垮。每一次紧张之后都有一次情感释放，让读者可以“喘口气”。
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小说也没有放弃希望。从撤侨消息传来，到大使馆协调，到武装护送，到军舰出现——希望的元素不断注入，让读者相信“会好的”。这种希望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建立在祖国力量基础上的确信。当祝梦爸爸说“有这些装甲车和皮卡车保护，我们会平安无事的”，当黎明说“要相信祖国的强大”，当舰长说“无论你身在哪个国家……你们身后有强大的后盾”——这些话语让希望有了坚实的依托。
小说在一些关键场景采用写意手法，让情感得到升华。例如，三个孩子在关卡前展开五星红旗的画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昂的怒吼，乔娜的呐喊，祝梦的加入，让这个场景超越了具体情节，成为友谊与勇气的象征。又如吉布提码头的一幕：广场上的白鸽“呼啦啦地飞起来，向着太阳的方向飞去，暖暖的阳光为鸽群镀上了耀眼的光芒”。这个画面中，白鸽象征和平，阳光象征希望，为整个故事画上温暖而诗意的句号。
六
让“中国故事”在童年视角中获得生长的力量，如同种子在土壤中发芽。
《归航》为小读者构建了一个可以安放童年的精神世界。新时代儿童文学如何书写中国故事？小说给出的答案是：让故事回归故事本身，让人物成为人物自己，让意义从体验中生长。“中国力量”不是需要反复宣读的口号，而是在危难时刻“祖国接你回家”的承诺；“家国情怀”不是需要背诵的课文，而是祝梦对爷爷的思念、对故乡的向往、对五星红旗的信任；“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需要理解的概念，而是三个孩子的友谊、两个家庭的互助、不同国籍的人们共同登上的军舰。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读者正处于世界观形成的萌芽阶段。在这个阶段，真正能够扎根的不是被告知的道理，而是被感动的情感；不是被灌输的概念，而是被体验的经历。《归航》正是让“中国故事”在童年视角中获得这样的生长方式——如同种子在土壤中发芽，缓慢却扎实，微小却充满生命力。当三个孩子在吉布提重逢时，相约“一起去看爷爷的长城”，过去与未来、故乡与远方、个体与整体融为一体——这正是在童年的土壤里种下的种子，终将在岁月深处长成连接人心的森林。
而这一切的发生，润物无声。因为真正深刻的影响从来不是以重量来衡量的。那些被战火擦亮的友谊、被国旗照亮的勇气、被军舰承载的希望，并非以强烈的方式楔入记忆，而是如春雨般悄然渗入心灵的土壤，成为生命底层的温度与光芒。因此，中国故事在童年视角中自然生根，在友谊的温度中缓缓发芽，在国旗的庇护下向阳生长。
这或许正是新时代儿童文学最珍贵的品格：让宏大的主题回归生命的温度，让深刻的意义找到适宜儿童的书写方式。
作者简介：南风子，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童书书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重庆文学院讴歌计划·特约作家，重庆市酉阳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有“红色少年诗意传奇”系列长篇儿童小说《红宝石口琴》《梦鹤彩虹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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