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围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方针，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再到“文明交流互鉴”，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涵，更为我们在全球化、数字化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激活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尘封于博物馆的“静态遗产”，而是奔涌于时代脉搏中的“动态资源”。如何使这些深植于东方文明土壤的文化符号，在异质文化语境中被“看得见、读得懂、接得住”，已然超越技术层面的传播策略之争，升华为一场关乎文化主体性重塑与文明共生力建构的深层变革。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视域为此提供了系统的阐释框架与实践进路——从“内容、形式、途径、方法”四个维度展开系统性创新，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跨文化对话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内容创新：从“厚重典籍”到“可感生活”，实现文化符号的当代转译
跨文化传播的第一重困境，在于“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之间的符号壁垒。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符号，如仁义礼智信、阴阳五行等，往往依附于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哲学体系。对于缺乏相应文化背景的海外受众而言，直接推送《论语》章句，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传播孤岛。
破解这一困局，需借鉴“高语境与低语境”理论及“编码—解码”理论。高/低语境文化论的本质是传播中的意义解释机制问题，文化语境的高低由文本与伴随文本的先后作用机制所决定，并非是文化的等级分野。这意味着，文化传播不应是符号的机械搬运，而是意义的再生产。为此， 应倡导一种“文化转译”思维：在不损伤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将精英化、典籍化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当代生活美学。
近年来兴起的“新中式”美学风潮，正是这一转译逻辑的典型实践。比如，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黄金饰品加入购物清单，尤其是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款式备受青睐，成为他们最钟意的中国礼物。从龙凤呈祥的吉祥纹样，到花丝镶嵌的繁复工艺，再到錾刻点蓝的精湛技法——这些承载着东方美学的文化符号，经由匠人之手化为可佩戴、可触摸、可珍藏的黄金饰品，成为海外游客带回家的“中国故事”。这便是文化转译的生动实践：将厚重的传统工艺转化为可感知的当代生活美学，让中国文化以最温柔的方式走进异国他乡的生活日常。
传统的国家形象宣传往往侧重于宏大的历史叙事或地标建筑，而新中式美学的传播走的是一条“微观个体叙事”路径。当一位中国白领穿着改良马面裙走在巴黎街头，当海外博主晒出自己佩戴中国文化元素黄金饰品的照片时，他们不再是官方宣传片里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个体。这种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文化景观，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
二、形式创新：从“单向展示”到“沉浸体验”，削弱跨文化理解的“文化折扣”
传统文化传播形态多以“展示—观摩”为主。然而，在数字媒介塑造的“游戏化”代际心理结构中，Z世代更倾向于通过“参与”实现“认同”。元宇宙、数字孪生与空间计算等技术的引入，可以实现以沉浸式体验弥补数字传输的不足。这正是我们破解“文化折扣”的密钥——通过构建高交互的沉浸式场景，降低跨文化理解的心理阻力。
在数字科技赋能下，这一理念正成为现实。湖南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实践提供了生动例证。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规模化微短剧智能译制中心，整合大语言模型、语音识别、语音克隆与合成技术，可实现多语种自动翻译、配音及字幕生成。过去人工翻译一部两小时的微短剧需要一到两周，现在仅需数小时就能完成，已推出3000多部作品，吸引了数千万海外观众。这种技术赋能的文化传播，让中国故事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走向世界。
短视频时代的跨文化传播，遵循的是“情绪优先于叙事，峰值优先于整体”的法则。比如前段时间很火的“戏曲变装”，它将博大精深的戏曲艺术，提炼为一个个高浓度的“审美爆点”，以更符合现代媒介特质的方式，完成了对全球用户的首次触达。这种游戏化的处理，让戏曲动作脱离了舞台的物理限制，成为一种可以在全球数字空间流动的视觉资产。短视频平台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再要求受众“走进来”，而是让文化“渗出去”。一个美国用户可能完全不懂中国戏曲，但当他在镜头前卡点完成从卫衣到戏服的转变时，他用自己的身体“体验”了一次戏曲的亮相。这种通过“做”而获得的体验，远比通过“看”获得的印象更为深刻。 短视频推动的跨文化传播形式创新，本质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种“被阐释的对象”转化为一种“可体验的环境”。
三、途径创新：从“官方渠道”到“多元节点网络”，激发文化传播的“蒲公英效应”
传统对外文化传播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大外宣”模式，具有渠道集中、信息同质、层级分明的特征。这一模式在塑造国家品牌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实现分众化传播、社群化渗透方面，往往面临“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瓶颈。
传播理论揭示，文化信息的传播效能，不取决于中央节点的辐射强度，而取决于中介节点的社会资本与信任黏性。在算法分发的媒介生态中，无数个“微节点”构成了文化流通的真实毛细血管。在跨文化语境中，一个陌生的中国文化元素就是一种“创新”，而消除其不确定性的最佳角色，往往是那些与受众具有相似性、可信赖的“中介节点”。因此，跨文化传播亟待从“单一中心、树状分发”转向“多中心、网状扩散”。
数字科技的普及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撑。一批活跃于B站、小红书、YouTube等平台的文化类创作者，正在扮演这种“文化中介者”的角色。他们用专业内容将分散在全球的、对中国文化有潜在兴趣的个体“圈层化”地聚合起来。比如，一个手工达人讲解用榫卯结构制作机器人玩具的视频，吸引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手工爱好者、模型发烧友和建筑学生。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社群，其黏性和活跃度远高于被动接收信息的受众群体。算法精准地将“可能对榫卯感兴趣的外国人”与“硬核手工达人的视频”连接起来。这种“人—内容—算法”的三角循环，实现了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的精准跃迁，传播路径从“中央—地方—个人”的垂直灌输，转变为“节点—社群—网络”的水平渗透。“多元节点网络”带来的最大效能，是实现了文化传播的“蒲公英效应”——种子源自大地，随风而起，散落千山，落地生根。 当中国文化通过值得信赖的“中介者”，以“去陌生化”的方式嵌入全球青年的知识结构与审美趣味时，文化传播才真正实现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质变。
四、方法创新：从“宣传说教”到“共情叙事”，构建跨文化理解的“第三空间”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是将“传播”等同于“宣传”，将“讲好中国故事”窄化为“讲中国的辉煌成就”。这种宏大叙事视角，往往忽略了个体作为文化载体的温度与复杂面向，也较难激发异质文化群体的深层共情。
在文明异质性条件下，国际传播应构建一种兼顾包容性与主体性的传播形态。面对文明范式的深层差异，传播的有效性不再仅仅取决于信息输出的数量，而更取决于能否实现深层文明范式之间的对话与转译。从共情叙事视角出发，将共情与叙事结合能够达成情感与认知的协同发展，有效引发情感共情、认知共情与行为支持。
聚焦个体“守护人”叙事，是一种有效的微观策略。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之所以引发海内外观众强烈共鸣，并非因为它系统阐述了文物保护的技术规范，而是因为它呈现了修复师们日复一日的静默、与千年文物对视时的小心翼翼，以及修旧如旧后的平淡欣喜。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这种具身的、非表演性的日常中得以彰显。更具张力的是中外文化对话的“他者叙事”。美国网红“甲亢哥”在中国拍摄的vlog，以其夸张的表情、未经修饰的“震惊”反应，意外成为外网了解中国社会的流量窗口。他以“外来者”的陌生化视角，发现了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生活细节：高铁上的安静、深夜街头的小吃摊、公园里写毛笔字的老人。这种“他者”的惊奇与领悟，构建了一种“第三空间”——既非纯粹的中国立场，亦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猎奇，而是在双向凝视中完成了文化意义的再协商。这启示我们：跨文化传播不是以“同化”为目的的单向驯化，而是以“对话”为方法的双向奔赴。允许被传播者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视角去理解并重构中华文化，这种“被理解的开放性”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深层表达。
通过内容的本土化转译、形式的场景化融合、途径的数字化连通、方法的共情化叙事，传统文化正在完成一场深刻的“主体性重塑”——它依然是中国的、古老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年轻的。
面向未来，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是一场始于语言、抵达价值的文明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既要以“守正”的定力守护民族文化的根脉，也要以“创新”的勇气探索跨文化表达的新语法。唯有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在与世界文明的深度互动中，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内涵，并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贡献东方智慧与方案。
（ 作者单位：上海电机学院外国语学院）
原标题：《文化出海，如何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本文作者：刘巍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邵竞
编辑邮箱：shhgcs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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