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2年那场婚事,像是往红星机械厂的化铁炉里扔了一块冰,激起了一阵刺耳的白烟。

我周铁冬,一个手里攥着八级焊工证的壮汉,竟然娶了那个刚从劳改农场放出来的林佩云。

全厂的人都在等我倒霉,等着看我被这个“女劳改犯”克得家破人亡。

那天我被砸了铁饭碗,拎着搪瓷缸子走在雪地里,全大院的窗户后面都藏着幸灾乐祸的眼睛。

可谁能想到,那辆黑得像深潭水一样的红旗轿车,会穿过漫天的煤烟子,死死地停在我家那快要塌掉的楼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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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红星机械厂,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子洗不净的机油味儿和煤焦油气。

早晨六点半,厂里的汽笛声准时撕开青灰色的雾气。

那声音沉闷得紧,像是个没睡醒的巨兽在咳嗽,震得筒子楼的窗户纸索索发抖。

我从床上爬起来,冷水洗脸,毛巾在脸上搓得生疼。

我是厂里的八级焊工,这身份在当时就是块金字招牌。

可我这块招牌,快三十了还没寻到个擦亮它的人。

邻居们都说,周铁冬这人,手太硬,心太直,一般的姑娘降不住。

我倒没觉得。我只是觉得,那些围着红方巾、身上扑着雪花膏香气的厂医或者出纳,跟我不是一路人。

她们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坨耐火砖,结实是结实,但没趣。

林佩云来厂里的那天,是个阴天。

天压得很低,云层厚得像是翻砂车间里堆积的黑砂。

她站在厂长办公室门口,手里提着个洗得褪了色的黄帆布包袱。

身上是一件灰扑扑的棉袄,腰里扎着根断了半截的皮带。

全厂的人都像看稀罕物一样盯着她看。

劳改犯。

这三个字像是在她背后贴了张看不见的条子,走到哪儿,那条子就抖到哪儿。

保卫科的张大瞎子歪着脖子,围着她转了三圈,嘴里啧啧有声。

他说,瞅瞅,这细皮嫩肉的,当初是在哪儿犯的事儿?

林佩云不吭气,那双眼冷得像冰,直勾勾地盯着前面的一棵老槐树。

她被分到了翻砂车间,那是全厂最苦的活,整天跟黑炭灰、热金属打交道。

没几天,关于她的闲话就传得满天飞。

有人说她是在外面搞破鞋被抓的,有人说她当初发疯剪了人的耳朵。

反正没好话。

我第一次正眼瞧她,是在厂后的水房。

那时候天快黑了,水房里热气腾腾,白花花的水汽里透着股子肥皂味。

林佩云蹲在角落里洗衣服,手冻得通红,像两截刚出锅的胡萝卜。

几个女工在一旁嘀嘀咕咕,眼神斜着往她身上瞟。

哎哟,这劳改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使劲儿猛着呢。

说话的是车间主任的小姨子,出了名的破车嘴。

林佩云头也不抬,手里的搓板搓得咯吱咯吱响。

那几个女工见她没反应,胆子更大了,开始说些难听的下水话。

我看不下去了,拎着水桶走过去,把桶往水泥台上一磕,砰的一声。

洗衣服就洗衣服,哪儿来那么多屁话?

我嗓门大,震得水房顶上的灰都往下掉。

那几个女工撇撇嘴,嘟囔着“疯子娶疯子”,这才散了。

林佩云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是她第一次看我。

她的脸很瘦,下巴尖尖的,但那双眼睛里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贵气。

对,就是贵气,这种词儿不该用在一个劳改犯身上,但我当时脑子里就这一个词儿。

她说,你不怕她们说你?

我说,老子是八级焊工,靠手吃饭,不靠嘴吃饭。

她没说话,低下头继续搓衣服,水花溅在她的脸上,晶莹剔透的。

娶林佩云,是我这辈子做过最不后悔的一件事,虽然当时全厂都觉得我疯了。

那是食堂里的一场闹剧引起的。

那天中午,林佩云排队打饭。

王大发,副厂长的侄子,仗着家里有势,在厂里横行霸道。

他故意挤在林佩云后边,一只手不老实地往她腰上摸。

林佩云反手就是一巴掌。

那一巴掌打得脆,整个食堂都安静了。

王大发捂着脸,眼珠子都红了,骂道,你个烂货,劳改出来的烂肉,还跟老子装纯?

说着,他端起手里那碗热气腾腾的白菜汤,就要往林佩云头上扣。

我当时就在旁边,手里攥着两个大馒头。

我一抬脚,把王大发直接踹到了泔水桶边上。

王大发,你再动她一下试试?

我站在林佩云跟前,像堵墙。

王大发从地上爬起来,满身都是馊味。

周铁冬,你行,你护着这劳改犯,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我当时脑子一热,回头看了看林佩云,她正抓着衣角,脸色惨白。

我说,对,我看上了,我过几天就娶她进门!

全食堂的人都炸了锅。

林佩云愣愣地看着我,眼里的泪珠子转了三圈,硬是没掉下来。

婚礼办得简单得让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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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积攒了五年的布票都使了,给她扯了一身红布衣裳。

筒子楼里的邻居们都没来贺喜,倒是都在走廊里站着,冷冷清清地瞧着。

那眼神,跟瞧殡仪馆的车没啥区别。

进屋那天,我把那一对红蜡烛点上。

屋里小,统共就十来平米,一张床,两个箱子,就是全部家当。

林佩云坐在床沿上,手绞着红衣裳的下摆。

她低着头说,周铁冬,你图啥?我可是个坐过牢的人。

我坐在马扎上抽烟,火星子忽明忽暗。

我说,我图你这人干净。

她猛地抬起头,眼里满是惊愕。

我说,这厂里的人,心都跟煤灰似的,黑透了。你虽然去过那地方,但你心眼子不歪。

林佩云没说话,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她没让我碰她,那一晚她睡在床里面,蜷缩得像个虾米。

我睡在外面,听着外面走廊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

我知道,这日子往后怕是难熬了。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冷。

林佩云不再去翻砂车间了,被调到了后勤扫大街、通厕所。

这是王大发的主意,他就是要羞辱我们。

每天清晨,林佩云就拿着那把比她人还高的大竹扫帚,在大院里哗啦哗啦地扫。

邻居们出门倒尿盆,故意把尿水洒在她刚扫干净的地方。

林佩云不吭声,拿水冲了,重新扫。

我在车间里,也开始觉得吃力。

原本属于我的加工件,被分给了那些刚进厂的学徒工。

我领到的材料,不是生了锈的就是尺寸不对的。

王大发经常歪戴着帽子,在车间巡视,路过我跟前时,总要吐一口唾沫。

周大师傅,这劳改犯的老婆,滋味不错吧?

我手里攥着焊枪,真想一下捅进他的心窝子。

但我忍住了。我有家了,我要护着林佩云。

晚上回家,林佩云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她从那个帆布包袱里翻出几本书,在昏暗的灯光下看。

我看不懂,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洋文。

我问她,这书里写的是咋挣钱不?

她笑了笑,那是她第一次笑,像是在荒原上开出的一朵小白花。

她说,这书里写的,是星星怎么动,机器怎么喘气。

我觉得她说话像是在讲胡话,但我爱听。

1982年的冬至那天,雪下得邪乎,鹅毛大雪把筒子楼的门都快封住了。

我正要在车间里赶一个急活儿。

王大发带着两个保卫科的小伙子,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周铁冬,停手。

他手里抖着一张印着红戳子的纸,脸上那种得逞的笑,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接上级通知,红星机械厂进行人员精简,你这种思想觉悟低下、家属成分复杂的,被开除了。

我手里的焊枪还在冒着紫烟,火花刺啦一声熄灭了。

我说,开除我?我是八级工,全厂的锅炉坏了都是我修。

王大发冷笑一声,八级工怎么了?离了你,这地球还不转了?

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护目镜,扔在地上踩了个粉碎。

收拾东西,滚蛋,你那劳改犯老婆也一块儿滚,厕所不用她扫了。

我感觉脑袋里嗡的一声,像是被重锤狠狠凿了一下。

周围的工友们,有的在装模作样地磨零件,有的在低头修皮带。

没一个人站出来说话。

空气里只有机器隆隆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刺耳。

我摘下满是油污的手套,一言不发地走到衣帽柜前。

我把那个用了十年的搪瓷缸子塞进挎包,那是厂里发给“劳动模范”的奖品。

走出厂大门的时候,雪花直往嘴里钻。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根高耸的烟囱,黑烟在雪地里显得特别脏。

没了饭碗,在这年头,就等于没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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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林佩云正在炉子边烤火。

她的脸被火光映得红扑扑的,手里依然拿着那本洋文书。

看到我提着工具包,她愣了一下。

我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搁,闷声说,没活儿干了。

林佩云放下书,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她没哭,也没问为什么,只是伸手拍了拍我肩膀上的雪。

她说,没了就没了,天塌不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腌萝卜和棒子面粥。

窗户缝里往里钻冷风,吹得蜡烛火苗乱跳。

隔壁张家两口子在吵架,声音穿过薄薄的墙板。

嫁给这个穷鬼,连口肉都吃不上!

看看人家周铁冬,娶个劳改犯,连工作都弄丢了,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我听得心里发酸,林佩云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把粥里的一个硬块夹到我碗里。

她说,铁冬,明天你跟我去个地方。

我问去哪儿。

她没说,只是看着窗外那片漆黑的雪夜。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像是掉进了冰窟窿。

我去劳务市场找活,人家一听我是红星厂开出来的,还是因为家属问题,都连连摆手。

王大发那畜生把名声给我搞臭了。

家里剩的米不多了,煤也快见底了。

林佩云开始写信,一封接一封。

她让我去邮局寄信,地址全是省城,甚至是北京。

我瞅了一眼信封上的名字,都是些古怪的名字。

我嘀咕,你写这些有啥用?人家大地方的人能理咱?

林佩云说,那是我的债,该还了。

我不懂她说的债是什么,我只知道,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邻居们的白眼越翻越高。

王大妈在走廊里晾衣服,见到林佩云就吐口水。

丧门星,把好端端一个八级工祸害成这样。

林佩云低下头,默默地走过去。

我攥着拳头要冲出去,被林佩云死死拉住。

她说,铁冬,别动,再忍两天。

我不明白要忍到什么时候。

直到那天下午,那个让全厂、全大院都震三震的下午。

那天是腊月初八,天阴得像要塌下来。

我正猫在家里糊窗户缝,浆糊的味道在屋里弥漫。

林佩云坐在小扎凳上,正用一块干净的布擦她的那几本书。

外面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了骚动。

我听见有人在喊,快看!那是什么车?

我丢下报纸,走到窗户边。

只见胡同口那边,一辆黑色的、流线型的庞然大物正缓缓驶入。

这破地方,连拖拉机都少见,怎么会有轿车?

而且是那种车头极长、带着威严气息的红旗轿车。

轿车在煤渣铺成的土路上开得不急不躁。

全大院的人都出来了。

王大发正好在他叔叔家楼下,这小子穿得跟个球似的,屁颠屁颠地往车跟前凑。

首长!是哪位首长来视察?

他一边跑一边喊,脸上的横肉都跟着颤。

轿车最终停在了一处最显眼的地方——正是我们这栋筒子楼的楼下。

车轮压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王大发跑得气喘吁吁,站在车门边,一副奴才样。

首长,您下车,我是厂里的王副厂长……噢不,王大发。

车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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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下来的是两个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

他们戴着宽边的眼镜,神情严肃得像是要开什么天大的会议。

王大发弯着腰去接人家的包,人家根本没搭理他。

其中一个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又看了看这栋破旧的楼房。

请问,林佩云是在这儿住吗?

他的声音很大,在寂静的大院里回荡。

王大发愣住了,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

他结结巴巴地说,谁?林……林佩云?那个劳改犯?

那人的眉头皱了一下,眼神像刀子一样扫过王大发。

请注意你的措辞,那是我们要找的人。

这时候,我推开了家门,林佩云也跟着走了出来。

她手里还攥着那块擦书的布,围裙上还有一抹扫地沾上的灰。

全楼的人都扒在走廊的栏杆上往下看。

空气静得连雪落下的声音都能听见。

那两个中年男人看到了林佩云,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那种混合着愧疚、激动和狂喜的神情。

他们穿过泥泞的地面,快步走到楼梯口。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两人站在周铁冬家门口,对着正在扫地的林佩云深深鞠了一躬,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林教授,我们可算找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