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吴京昴 孙潇潇
1942年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援引中央通讯社平江9月29日电，刊出“鄂南楠林桥敌弹药库爆炸”的新闻，略谓：“鄂南敌某联队长于九月四日晚十时召集官佐在楠林桥兵站内饮酒，酒醉触倒洋烛，波及汽油，致使站内之弹药库爆炸，伤亡官佐十员，士兵百余人，炸毁各项军用品甚多，事后敌联队长被禁闭。”“楠林桥敌弹药库爆炸，现查悉敌损失异常惨重，除伤亡官兵百余人外，毁重机枪二百挺，汽油四万箱，步枪一万二千支，轻机枪四百挺，掷弹筒一千五百个，弹药一千三百二十箱，大炮十五门，军服一千二百床。此项军实多系新近运来，总值至少在一万万元以上。”
楠林桥为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西部门户，自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不久遭日军占据，成为日军进攻长沙的后勤兵站所在地。当1942年9月楠林桥日军弹药库爆炸案发生后，中央通讯社公布的情况是日军聚饮，“触倒洋烛，波及汽油”。其他抗战报纸在谈及这一重大事故时，也将原因归结为日军玩火自焚，如《解放日报》标题为“敌某联队长饮酒失火”，重庆《大公报》标题是“鄂南敌自招灾祸”。
但据民国通山县政府人员孙汪熊、夏廷襄在抗战胜利后编撰之《通山县抗战史料》记载，当年楠林桥敌军弹药库系由第三十集团军调查室主任季先训等人派员破坏：
民国30年，三十集团军调查室主任季先训、第九战区武汉工作队长孙汪熊、蒲圻县长蔡天祚，会派干员潜入南林桥敌军据点，于7月7日乘敌寇不备，将敌弹药库焚毁，库内弹药爆炸，死伤敌寇甚多。
时隔将近半个世纪后，《通山县志》又提出爆炸案系抗日群众所为，其中军事卷“火烧军火库”一节披露了“抗日群众引火”的细节：
1941年7月7日夜，驻守南林徐家祠兵站军火库的日军狂欢滥饮，个个酩酊大醉，混入仓库的仆役徐阿栋乘机用火纸点燃汽油，引起弹药爆炸，声向数里外，军火库后制高点的执勤日军误判是游击队进攻军火库，忙用火力封锁仓库周围。驻南林日军前往救应，却无法接近。军火库化为灰烬后，驻南林街日军指挥官畏罪自杀。
《通山县抗战史料》与《通山县志》虽将本案时间误为1941年7月7日，且对执行人员身份说法两歧，但其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军统元老乔家才也曾发表类似文字：
石灰窑敌军火库相当重要，军统局一再命令调查室设法予以破坏。副主任李品英率领爆破技术人员偕蒲圻县长蔡天祚去实地考察，看到敌戒备严密，很难下手，决定由蔡天祚同志随时注意，等候机会。后来蔡发现有一马夫偕他八九岁的儿子，经常进进出出，于是对马夫的儿子下一番功夫，建立了友情，要他建立大功。小孩子完全答应以后，要他将两枚定时炸弹放置在军火库附近人不注意的地方，果然爆炸，延续一日。敌人逮捕附近老百姓好几百人，严加拷问，当然不会有结果。重庆当局对于这件工作非常满意，发奖金十万元，调查室分配给马夫小孩七万，蔡天祚同志三万，并令他负责保护马夫父子的安全。重庆原要马夫的儿子去重庆予以培植，因他不想离开家乡作罢，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完成这样一件重要破坏工作，实为抗战佳话。
乔家才将事发地点记为石灰窑，而将执行单位记为军统局掌握的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调查室，但其提到的关键人物蔡天祚与《通山县抗战史料》内容相合，提到的马夫之子放置炸弹等情节则与《通山县志》所称“抗日群众引火”相合，可知乔家才记述的这段“抗战佳话”就是指日军楠林桥军火库爆炸案。按乔家才之文字系访问前军统局湘鄂赣边区区长唐新所得，唐新曾在抗战末期与蔡天祚共事，对其工作情形有所了解，乔家才在时过境迁之后无原始资料可凭，只能引述唐新转自蔡天祚之口谈，难免舛误，故把地处鄂东南的楠林桥误为鄂西南的石灰窑。
通过上述零星记载，后人得以粗略了解湖北通山抗日军民开展的一次不同寻常的对敌破坏行动，惟其中仍有诸多盲点，值得史学工作者考证。笔者通过系统梳理晚近公布的中日双方档案，发现日军楠林桥军火库爆炸案系由国民政府军统局策划，由于案情重大，曾使日军高层震动。兹将中日双方有关档案抄录、解读如下。
1942年10月2日，戴笠接获军统局掌握的湘鄂赣边区调查室呈送之行动报告，略称：9月4日，调查室鄂南组通讯员蔡天祚运用湖北通山楠林桥徐家祠敌军仓库马夫徐源仔对该库进行破坏；徐源仔将库内汽油桶打开，放入稻草纵火，焚毁库房9栋，破坏库内大小火炮40余门、重机枪200余挺、轻机枪400余挺、掷弹筒600余个、步枪12000枝、各种弹药2000余箱、汽油4万加仑、被服1000余捆，库内其他零星物品全毁，并炸毙战马200余匹，日军损失约在日币3000万元以上；又爆炸发生在夜间，视线不清，日军仓库守兵与援兵均怀疑对方系中国军队前来袭击，发生误会，相互击毙150余名，伤100余名；报告并引述中央通讯社平江9月29日电有关本案之消息，以为佐证。
湘鄂赣边区调查室隶属于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该挺进军系国民政府掌握的游击部队，初由樊崧甫担任总指挥，1940年3月由李默庵继任。李默庵因与戴笠交厚，请军统局选派人员在总指挥部成立调查室，以开展对敌特种工作。戴笠为此亲作指示：“即选派一湘籍之军校同学而有工作经验者，前往李总指挥默庵部帮办或主办该部之调查工作，由该部挑选忠勇之下级干部及军士予以短期之特种训练，并须选派有情报与行动经验之各特训班学生三至四人前往相助，由本局派遣电台三个，报务员至少五人前往准备，并准发驳壳枪三十支至四十支、左轮十支，每枪附弹两百发，并相当之爆破器材以为应用。至经费除该部能借给若干外，余由本局发给。”该调查室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以黄埔五期毕业生何际元为主任，六期毕业生季先训为副主任，下辖湘北、鄂南、赣北、武汉四个外勤工作组。1942年6月，何际元调任，由季先训继任主任，李品英为副主任。不久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撤销，调查室改隶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部。楠林桥爆炸案发生之际，正值调查室改隶期间，故军统方面记载该案执行单位为湘鄂赣边区调查室，《通山县抗战史料》则记为第三十集团军调查室，虽稍有参差，实则内容一致。
湘鄂赣边区调查室所报楠林桥爆炸案如果属实，堪称一次重大对敌行动，然而戴笠看完调查室报告后，不仅毫无喜悦，反因其疑点多多，迷雾重重，令即查明该案真实性如何，再行给奖：
1、此案疑点颇大，应即电季先训派遣干员密往澈查，俟查明后再行给奖。因敌军仓库既有如许物资弹药，何以无兵看守？如有兵看守，何能从容打开卅六箱汽油并放进稻草以纵火？且有汽油即可纵火，又何必放进稻草？且有汽油一箱燃烧即可发火，何必要打开卅六箱？而卅六箱汽油系何种容量之箱，亦须研究，因据报烧毁汽油四万加仑，似该库所存之汽油系大桶所装，非小箱也。且据报其他损失均系双数之整数居多，很像意造之数目也。
2、蔡天祚，似系过去在武汉三科邱开基曾经任用之蔡天祚，如果此人，则十九系谎报，即中央通讯社平江之通讯亦系蔡之有意伪造消息，先藉报章以宣传，易使吾人入彀也。应即查明该蔡天祚之出身、年龄、面貌及其经历详报。
3、此案俟查明后，再呈报委座。雷云，十、二。
戴笠之所以对本案难以置信，除手令第一项中提到的诸多技术细节外，尚有其他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所报战果夸张过甚，迹近编造：抗战期间，军统局广泛开展对日制裁（暗杀）、袭击、破坏工作，并规定击毙敌军士兵，奖金五百到一千；击毙敌军尉级、校级至将级军官，奖金一万到十万；破坏敌军仓库、铁路、桥梁等等，分别订有赏格。而为鼓励行动人员起见，往往任务一经达成，奖金立刻下发，绝无拖泥带水。这套办法行之有效，确能促使行动人员竞相杀敌，但有时也造成耍滑者为得奖金，虚报甚至谎报战果。相较于对敌制裁、袭击工作，军统局的破坏工作开展较晚，且由于人员训练迟缓、各铁路公路线组织力量薄弱、破坏材料不易运入陷区以及设计、指导、督察不周等原因，初期行动并不顺利，直到1941年秋，戴笠尚感慨这方面工作“毫无成绩表现”，使其“惶愧万分”。而湘鄂赣边区调查室所报楠林桥军火库爆炸案的战绩，无论破坏品类、数量以及日军毙伤人数等项均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军统局其他单位对敌伪仓库之破坏成果，这种巨大差异，难免使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
其次是戴笠和蔡天祚之间早有恩怨。蔡天祚，别号旭德，湖北崇阳人，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毕业，抗战前曾任财政部禁烟督察处缉私室秘书；当时禁烟督察处驻武汉，蒋介石命令戴笠在该处下设禁烟密查组，负责调查该处内部人员有无贪污舞弊情事，由周伟龙任组长；1935年，周伟龙以缉私室主任邱开基横行不法，对其进行检举，蔡天祚身为缉私室秘书，亦被认为有渎职嫌疑；邱案由于案情复杂，扰攘年余，至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竟不了了之，惟戴笠因对周伟龙控告邱开基全力支持，故对邱案一干涉案人员均留下极为深刻的不良印象。全面抗战爆发后，军统局组织扩张，人员激增，戴笠的昔日政敌蔡天祚也被吸收参加工作，然而戴笠对此并不知情，当他在报告中看到蔡天祚的名字，意识到这是当年“邱开基曾经任用之蔡天祚”后，断言此案战果“十九系谎报”；甚至怀疑中央通讯社消息也是蔡天祚事先炮制的假新闻，“藉报章以宣传，易使吾人入彀”，由此足见其对蔡天祚成见之深。
军统局方面对楠林桥军火库爆炸案的调查结果直至今日迄未公开，令人不无遗憾，不过相较于中方资料的缺略，日军在战后编纂的部队史中对此次事件有非常详细的记录。据记载，当时驻通山楠林桥的日军为第40师团步兵第234联队，该联队在此前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中损失惨重，1942年夏天正在整补。日军不仅将楠林桥作为联队指挥部所在地，更是选为第40师团的弹药辎重存储集散地，尤其1942年春，日军秘密从本土运来的一批芥子气弹就储存在楠林桥仓库之中。
芥子气有毒气之王的称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投入使用的糜烂性毒气，该气毒性极强，不仅人体吸入后会引发严重的中毒反应，而且皮肤上沾有一滴也会引发严重的皮肤溃烂。由于德军在炮弹上标以黄色的十字与其他毒气炮弹区分，所以当时德军内部通常称其为“黄十字”毒气。日军在二战期间大量制造该种毒气，并继承了德军的称呼，在日军内部称为“黄一号”毒气。这批毒气弹在运抵楠林桥后，一直作为日军最高机密，由专人看守，储存在楠林桥军火库的最深处。
在步兵第234联队老兵战后编纂的部队史中，专门有一章讲述此次袭击，并称为“本联队史上唯一的不祥事件”，该书对于9月4日晚上的发生的事情有如下描述：
当天深夜，步兵第234联队长户田义直大佐被值班军官的一声声“起火啦”的大喊吵醒，出门查看后发现整个联队驻地火光冲天。联队长急忙呼叫官兵集合救火，但是火势越来越大，而且有要烧到整个弹药仓库的趋势。知道仓库内存有毒气弹的户田大佐急忙要求身边官兵无论如何都要先冲入仓库搬走毒气弹，毕竟毒气弹一旦爆炸，整个联队的日军有全灭的危险。在尽可能搬走了大部分毒气弹后，户田大佐命令赶来增援第3大队抽出一半人马继续救火，另一半人马增援一线，严防对峙的中国军队趁势来袭。
在安排好一切后，眼见火势依然不小，户田大佐手持军旗在联队本部宿舍前继续指挥。日军军旗被视为“天皇分身”，只有在战况最关键的时候，联队长才会手持军旗亲自指挥战斗。可见这次大火已经让整个234联队到了何种地步。就在户田大佐亲自指挥灭火之时，突然日军弹药库发出了巨响。没有来得及被搬走的日军弹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升起的蘑菇云在火光中清晰可见。
“现在万事休矣！”户田大佐看到如此景象长叹一声。
此后并未发生更严重的爆炸，在9月5日拂晓时分，日军还是扑灭了这次火灾。
但日军在楠林桥的大半个弹药库烧成了灰烬。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日军第40师团长和中国派遣军的问责也接踵而来。在户田义直最终提交的火灾原因报告中，将此次事故解释为一名日军军曹在值班时碰倒了蜡烛，蜡烛引燃了木结构的宿舍，最终烧向了弹药仓库，引发了此次火情。
可是日军士兵宿舍距离弹药仓库有相当的距离，毕竟没有哪支军队会把士兵宿舍和弹药库建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蜡烛引发失火，那么为什么这名军曹没有在碰倒蜡烛的第一时间进行灭火呢？就算当时宿舍木结构建筑居多，一时难以扑灭，这火势又是如何迅速蔓延到有一定距离的弹药仓库的呢？以上种种疑点都是这份火灾调查报告中没有解释清楚的。所以很明显是户田义直为了隐瞒日军仓库被中国特工袭击，在火灾调查报告里对于火灾起因撒了谎！毕竟根据事后日军统计，有2.5公斤的芥子毒气弹以及其配套的储藏罐被烧毁，一旦让上级知道如此机密的毒气弹仓库居然轻易被中国特工摧毁，那户田大佐不仅官位不保，甚至有可能要被扭送军事法庭。
这份调查报告被逐级上交，10月3日被送到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手中，畑俊六在报告上批示“对于此次事件的相关责任人的处理要从速从快，具体处理结果要给我一个详细的报告”。在最终递交给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手中时，东条显然不相信如此漏洞百出的调查报告，他马上亲笔写了一份训斥批示给户田义直：“最前线的部队居然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意外事故，必须对责任人进行最严肃的处理！”
眼看此事已经惊动东条英机这样的大人物，户田大佐意识到如果不处理好这个“责任人”，那么要被处理的可能就是他本人了。户田义直先是命令联队副官把这位所谓“碰倒蜡烛的责任人”关了禁闭，任何人不得随意接触。在几个月禁闭后，把这位“背锅侠”编入敢死队送入最前线，这位没有名字的军曹刚刚抵达前线就死在了向中国军队冲锋的路上。
随着这位军曹的死亡，楠林桥军火库火灾事件就在日军这边彻底翻了篇。户田义直大佐的乌纱帽保住了，但是盛怒之下的东条英机还是没打算就此放过步兵第234联队，他下令要求该联队所有老兵服役期满后均不能回国休假、复员，一直在中国战场持续作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中国方面，军统局在历经四个月的辗转调查后，也使戴笠大致了解了楠林桥案的真相。1943年2月3日，戴笠手令嘉奖蔡天祚等人，发给徐源仔奖金，并准报销季先训招待徐源仔之费用，及将此案呈报蒋介石：
1、此案调查结果可认确实，应即补呈委座，并说明本局对各行动案件之成功，必须详细调查证实后，再行分别汇报或专报。2、此案准给奖金壹万圆，并指定徐源仔应得六千元，伍象贤应得两千元，蔡天祚应得两千元，并另记蔡天祚同志大功一次。另以本人亲电去电予以嘉奖（伍象贤、蔡天祚）。是项奖金与电报必须于本日下午四时前分别发出，由修元同志监督办理。3、季先训同志招待徐源仔之费用，与派员调查之费用，准予实报实销。余龙，二、三、上午十一时三刻。
结合上述中日档案，可知在1942年9月4日夜，军统局特工蔡天祚运用通山民众徐源仔，对楠林桥日军军火库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纵火袭击。《通山县抗战史料》提到的季先训、蔡天祚派员执行以及《通山县志》提到的徐阿栋纵火均系事实，徐阿栋即乔家才提到的“马夫小孩”，亦即戴笠手令中的“徐源仔”。只不过《通山县抗日史料》中提及的孙汪熊以及戴笠手令中的伍象贤在本案中扮演何种角色，囿于史料尚不清楚，按军统局发给行动案奖金之规定，除执行人员应得六成外，其余四成发给有关负责人及内勤人员，由此推测伍象贤或系湘鄂赣边区调查室之内勤。
至于破坏成果，事后日军承认，此案造成数百支各种枪械、十六万发子弹、千余枚手榴弹、数千套军装、2.5公斤芥子毒气弹及配套储罐被毁。虽然战果没有蔡天祚在报告中宣称得那么夸张，但这次作为抗日战争史上目前唯一可考的摧毁日军毒气弹仓库的事迹，足以载入史册。它不仅是抗战史上一次成功的对敌破坏行动，更以铁一般的事实揭示了两个真相：一是日军在中国战场秘密储存并使用了包括芥子毒气弹在内的违禁武器，其违反国际公法、残害军民的罪行不容抵赖；二是中国军民从未停止抗争。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