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和镜头里“重走”长征路|延安|罗炳辉|长征路

在东湖区民德路一间老房子里，71岁的戴廷耀从书柜里搬出几沓厚厚的信纸，轻轻放在茶几上。纸张已经发黄，但上面密密麻麻的钢笔字依然清晰——那是采访340位老红军的手稿。

“有上百万字吧。”

茶几上还摊着一本关于长征的书，书页上用笔做了不少记号。“我在做功课，准备系统‘走’一遍长征路。”他嗓音洪亮，语气里透着一股说干就干的劲头。

1955年出生的戴廷耀，当过兵，做过自来水厂的干部。你要问他这辈子最看重哪段经历？他会说：寻访那些在世的老红军，“把他们的故事抢救下来。”

这句话，他用了二十年去兑现。从2001年起，他自费奔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采访拍摄了340位江西籍和在江西工作过的老红军。留下的，是近百万字的采访笔记、300多份胶卷、万余张底片——一份沉甸甸的长征记忆档案。

“他们才是真明星！”

采访老红军的念头，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戴廷耀就在心里埋下了种子。

上世纪70年代初，戴廷耀在赣南当兵。部队经常邀请老红军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常常听得入了迷。“我有次打球扭伤脚住院，医院边上正好有一栋老红军楼。晚上老红军们聚在广场上聊长征，我常凑过去听。”那些故事一点一点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下决心去采访是在2001年。那年戴廷耀跟几位省摄影家协会的朋友闲聊，一位朋友说起要拍明星的计划。戴廷耀脱口而出：“咱们江西出了这么多老红军，我们为什么不拍他们呢？他们才是真明星！”

在场的人一拍大腿：“小戴，你这个主意好！”

那年春末，他拿到省委老干部局提供的江西籍老红军名单，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寻访老红军的漫长征程。瑞金、于都、遵义、延安……他循着这些红色地标一路奔走，一个干休所一个干休所地敲门。

“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戴廷耀到了外地，却常常不被信任。“有的怀疑我是骗子，要核实身份。”

“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戴廷耀刚开始采访时，老红军们大多七八十岁，有不少人很健谈、记忆也好。他原本只想拍一本影集，但很快发现，光有照片不够。“老人家的神态、语气、手势，镜头留不住。”他一咬牙，自费7000元买了一台摄像机，从“拍照”升级到“摄像”。

从此，他一个人背着40多公斤的摄影器材，上东北、下西南、去新疆、跑沿海，风餐露宿。为了省钱，他总是白天采访完，连夜赶赴下一个地点。

苦不苦？

“走上这条路，就没想过回头。”

赶路的苦要扛，采访本身也困难重重。有些老红军卧病在床，起不了身，说话也费劲。甚至有的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认不得人。“我凑到他们跟前，一遍遍说‘红军’‘长征’‘江西’这些词。”在他的耐心引导下，老红军的眼睛慢慢亮起来，嘴唇开始翕动。

屋里逼仄，三脚架支不开，戴廷耀就把相机背带缠在手上，背靠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把摄像机架好，自己坐在边上，照相机搁腿上，手拿本子边听边记。”那些珍贵的口述资料，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点滴积累。

2002年12月，济南大雪。戴廷耀赶到济南采访老红军谭启龙，“我转过弯，看见87岁的谭启龙站在雪地里等我。他说：‘你从家乡来，我不在这里等怎么行？’”戴廷耀说到这里，眼眶红了。“后来我把采访的照片寄过去，那边来电说，谭老没看到——12月22日晚上就走了，睡下就没起来。”

戴廷耀采访的最后一位江西籍老红军叫王敬群。为了见他，戴廷耀跑了三趟。“前两次都被婉拒，第三次我连夜从南昌开车7小时赶到南京。”那次采访后不到一年，王敬群离世。

“我越采访越觉得急迫，这些人一走，故事就带走了。你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这些人不可能变质”

一采就是20年，靠什么撑下来？

戴廷耀翻开一本手稿，递给记者看，上面完整记录了一则故事：长征过夹金山前，红军战士郭春福搞了一斤多辣椒面御寒。军团长罗炳辉因军务繁忙没弄到，把他叫来商量，让人拿来半袋麦麸面来换。

“我采访郭春福的时候，他说，正是那半袋麦麸面，在过草地时救了他的命。”戴廷耀顿了顿，“军团长跟战士公平交换，没有半点官架子。这样的队伍，谁能不跟着走？”

在南昌，戴廷耀采访了老红军刘达迎。这位当年带着300人参加红军的乡苏维埃主席，住着朴素的房子。他笑着回忆：“我当时开玩笑说，‘刘老，您写个报告就能住别墅，怎么不申请？’老人摆摆手，‘我那个连出发时120人，解放时只剩两个人。118个人死在了战场上、雪山上、草地里。我能活下来，儿孙满堂，还有什么不满足？’”

采访中，戴廷耀分享了许多老红军的故事，有将领、有报务员、有炊事员，身份不同，但那种朴素而坚定的品质，却如此相似。官兵平等、不搞特殊、知足奉献……红军身上这些朴素的品质，一次次击中他的心。“采访了这么多老红军，我越来越理解一件事：这些人不可能变质。他们经历了生死考验，心里装的不是自己，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战友。”

这些老红军身上的精神，就是他坚持走完数万里寻访路的理由。

“传承这份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