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益昉｜破解百年医学史谜团：中华医学会发源地与“YILUNG LAO”考|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杂志|医学院|学术|方益昉

俞顺章（1932-2023）

2023年秋，熬过疫情，我终于跨洋抵沪，有机会与母校上医的校友面叙，痛陈疾患之苦。前来聚会的除了老校长等老师，还有正处于风口的学弟张文宏教授，以及医学出版分社的学妹魏岚社长。我特意将话题引申，缅怀刚去世的公共卫生学院老院长俞顺章教授，探询年初他特意发到我邮箱的自传性手稿出版事宜。两年后，老同学俞镔教授从澳洲发来微信，告知其父俞顺章的《上医治未病（第二卷）》正式出版。至此，我这位能力有限的老学生稍感心安。

《上医治未病（第二卷）》，俞顺章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

俞教授著述甚丰，一生潜心于专业文本写作，内容涵盖流行病学基础理论、统计方法和计算机应用等较为深奥的领域，对于此类专著，普通读者往往难以消化。但《上医治未病》却以通俗的语言，记载预防医学新成就，包括俞教授对自己参与的项目的反思。俞教授延续了十年前出版的《顺理成章》的文本特色，介绍了俞氏家族在中国医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贡献。书中所展示的大量一手史料，将为医学史及社会科学研究者带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其中若干关键线索，尤有助于澄清医学史上一些延续百年的疑问。

2020年春，疫势孔棘。年近九旬的俞顺章教授正于中山医院住院治疗。这位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投身血吸虫病防治、二十一世纪初又参与抗击“非典”等重大急性传染病，并长期致力于肿瘤等慢性流行性疾病预防控制的国家级专家，尽管年老体衰，仍坚持在病房中累计向我口述近六小时，阐述自己对疫情的独到见解，并将其与历史上类似案例作细致比照。我的电脑录音文件夹里，至今仍保存着这份珍贵的原始资料，也保存着那些隐伏于时空深处的一手信息。

在这场远距离口述录音的过程中，我曾数次打断老教授激情洋溢的讲述，恳请他以养病为重，待病情稍稳后再作长谈。然而，翌日他又总会拨通我的手机。作为学生，我实在不忍一次次拦阻这位老学者倾吐胸臆的满腔热忱。我想，前一夜他大概又辗转难眠，在病榻上反复整理思路、记下提纲，心有所感，不吐不快，我也只得恭敬不如从命。每次交谈，往往要到护士进入病房施药、问诊之时，当天的录音方才暂告一段落。其后，我将这次交谈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深思的部分加以整理整合，以“苏德隆与上海公共卫生往事”为题，发表于当年4月的《文汇学人》。

其实，俞顺章教授并非我的研究生导师，严格说来，我也算不上他的入室弟子；况且，我们各自从事的公共卫生细分领域也有不小差异。本科期间，除了俞教授为我们班讲授流行病学专业课外，我与他并无更多交集。直到本科毕业论文评奖时，他才真正注意到我。那一年，俞教授以院长身份主持毕业演讲，竟当众点评我的论文“有特色”，又称赞汇报时声音洪亮、逻辑自洽，说明这名毕业生对自己所做课题颇有信心。结果也不出所料，我的论文获评优秀，这一成绩对我随后直升研究生颇有助益，某种意义上，正如临门一脚式的助攻，令我一直感念于心。几十年后回望此事，我愈发觉得，老师当年的点评，正体现了他精准而理性的教学理念。本科生固然不可能在学术上立刻做出多大成就，但若能通过一次研究训练建立起自信，这或许就是最大的收获。

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与俞教授之间真正密切的交往，竟要延至数十年后才正式开始。那时，恰逢他退出学术一线，而我也转入医学史研究这一新的轨道。俞顺章教授出身于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之家，是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俞凤宾（庆恩，1885-1930）的嫡孙。这一家族至今仍延续着未曾中断的现代医学四代传承。若再上溯至俞顺章的曾祖父俞棣云（书祥，1856-1918），便可发现，自其家族落脚沪上陆家花园以来，几代人中不断涌现出各类现代化人才。就此而言，俞氏家族正可视为传统知识精英转型、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个典型样本。

俞顺章在老西门录家花园里写字

老城厢陆家花园是俞氏家族世居地

俞顺章曾在多部著作中详述其家族先辈的经历与成就，而其所记内容又往往能与其他独立渠道所得史料相互印证，足见其学者式的严谨，已深深浸润于日常生活与家族记忆的整理之中。这些带有自传性质的私人家族资料，虽并非出自受过严格史学训练者之手，却无疑为医学史研究增添了大量值得认真发掘与考辨的线索。

1872年，出身太仓诗书之家的少年俞棣云，前往沪南高昌庙的江南机器制造局，进入创办仅十年的上海广方言馆学习。须知彼时距离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废除，尚有二十余年，传统士绅家庭大多仍寄望子弟循金榜题名、以文入仕、光宗耀祖的旧路而进。然俞棣云的长辈颇具远见：尽管其祖父俞廷鹭为举人，父亲俞世林为秀才，俞氏家族却仍允许年少的俞棣云舍弃传统科举之途，转而专攻外语与西方科学技术。这一选择堪称开风气之先。

那一年，中国首批官派赴美幼童恰从黄浦江畔启程，登上日本远洋轮船，按计划将出洋留学十五年。为凑齐这批十几岁的留学生，朝廷可谓煞费周章：这些少年不仅自此与科举仕途绝缘，还须长期远离亲人，甚至不得不以近乎听凭命运的决绝，去承受异乡求学可能遭遇的病痛与生死风险。因而，他们大多选自广东等与西人接触较早、较深的地区及家庭，并由其家属与官府正式签立具结，几如一纸“十五年生死约”。彼时正在上海求学的俞棣云，虽未身列其间，却将与这批同代人一道，见证并开启一个与国运转折密切相关的新时代。

其后事态的发展，也恰与俞棣云日后的命运走向和职业道路遥相呼应。1881年，自旧金山返航的远洋轮船再次缓缓驶抵黄浦江码头，甲板上走下的是十年前由清政府派赴美国的百余名幼童。他们彼时早已长成风华正茂的青年，却在一夕之间被全部召回故土；其中大半已考入大学，本可继续深造，不料学业竟就此戛然而止。

这一年，俞棣云已正式从学堂毕业，奉派赴天津电报局任职，督办电缆架设。巧合的是，在这批中途归国的旅美学生中，也有二十人进入方兴未艾的电报、电话行业，其中包括首批幼童生牛尚周、黄开甲、梁敦彦、蔡绍基，以及后期的卓仁志、唐元湛、朱宝奎等，先后任职于津沪两地电报局。海归与本土新式人才，究竟何者更适应彼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早在一百多年前，便已在无形中被置于同一舞台加以检验；看似偶然，实则意味深长。

1887年，俞棣云应台湾巡抚刘铭传之召，赴宝岛架设连接海峡两岸的海底电缆。这项工程艰巨异常，但已历练于山东、上海、福建等多处重大工程现场的俞棣云，仅用两年便告竣工。其后，他回到上海电报总局，主持电报学堂，任总办二十年，培育了大批现代人才。俞棣云娶同乡顾瑞芝为妻，顾氏为曾任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唐文治之表妹。婚后，夫妇定居于上海老城厢陆家花园，直至俞棣云中风卧床两年后辞世。唐文治《俞君棣云墓志铭》云：

君以丙辰（1856）正月七日生，戊午（1918）十月十六日卒。春秋六十有三。长子庆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科毕业，博士。次庆尧，日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学士。女三，长庆英，适昆山陈观茂才。次庆和殇。三庆棠，字余子庆诒。当姑丈顾公病去世后，君迎吾姑唐太夫人以居，事之如母，外家事悉担任之。吾姑因得娱乐享天年以终。

俞棣云的后人中，又涌现出一批现代俊杰：俞凤宾为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俞颂华（庆尧，1893-1947）成为著名新闻记者，俞庆棠（风岐，1897-1949）则为教育界前辈。

俞凤宾出生于陆家花园，一生致力于学习、引介西方现代医学，不仅重视治病救人的科学技术，也重视其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的理念。关于这位俞棣云后裔中的杰出代表，前人论著及笔者近年的相关文章，已从不同角度有所介绍。若循其医学实践与思想轨迹加以考察，更能由此透视俞氏家族新一代承前启后的精神转型与时代作为。

1907年，俞凤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12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最终获得热带病与公共卫生博士学位。他感慨此行，整理《渡太平洋记》《登新大陆记》《游波士顿记》等文，发表于《申报》，既记录异域见闻，也直陈华人在美国所遭受的歧视。譬如入境海关时，“验他侨时每人仅一二分钟，不半小时西洋旅客均已杳如黄鹤矣，独验华侨颇为苛细”；晚膳后“步入市场询悉，理发匠、美容所以及洗浴场均不接待华人，令人气愤”。更令其难堪者，是海关发给华侨的执照“须常备怀中以便随时查阅，直至离美为止”。对此，俞凤宾愤然写道，这原是“英人苛待非洲土人之政策也，不意吾人亦受此屈辱”，“余等相戒负笈而来，姑忍辱而求学，将来归国誓必告诸国人，共筹抵制之策，以雪此耻而保国体也”。他最终选择忍耐坚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建立最早，教员均系医界名人，公众卫生一科尤为英华荟萃之区”。

1913年，俞凤宾以中国红十字会雇员身份，在《人种进化》杂志上发表英文论文，依据生物学与医学理论，介绍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疾病谱，并针对传染病所造成的主要社会危害，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曾任上海南洋公学校医的他，尤为重视引导大学生接受红十字会的实践历练，强调青年精英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主张通过训练、组织与动员这股宝贵的资源，将其作为全社会共同应对疫病的重要途径之一。文中特别记述了辛亥革命南京战役期间，他率领大学生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的经历，其中便包括其胞弟俞颂华——这位后来成为中国新闻界翘楚的青年。俞凤宾坚信，人道主义既可以救人，亦可以救国。他敏锐注意到，战场上双方多有对空鸣射之举，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人不杀中国人”的普遍心态，也显示出民众对没落皇朝的不满。若据此而言，后来广为流传的“枪口抬高一寸”之说，其思想与实践渊源，或可上溯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自身的人道主义选择。

1915年，俞凤宾在《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自箴篇》，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切的家国关怀。文中写道：“当此满目疮痍，尽人慨叹之时，亦有痌癏在抱，利济天下之士乎？曰有之。其惟我中华医学会乎。”又称，中华医学会之成立，乃“吾同人群策群力”之结果；虽“不敢自命为生死骨肉之医家”，却“未始无振聋启瞶之能力”，今既欲“内副社会之希望，外应学界之潮流”，遂联合同道，以成此会。由此可见，俞凤宾对医学之本质、医者之责任及医学与社会关系，均有相当自觉而独立的思考，并且始终力求见诸实践。

中华医学会草创之初的前十年，其办公地点即设于上海南京路34号俞氏诊所，《中华医学杂志》的运作经费亦多由俞凤宾垫付。其所秉持的宗旨、所倾注的心力，与彼时科学救国的时代信念，实可谓殊途同归。他又曾通过中国最早的科学期刊《科学》的总发行人朱少屏，加入兼具人文关怀与救国复兴意识的南社，足见其人文精神与社会关怀同样鲜明。置于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下看，俞凤宾无疑出身优渥，堪称当时的“富二代”，然而他身上并无纨绔习气，反而始终自觉投身于现代医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实现本土化的事业之中。

1916年起，俞凤宾先后出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会长，并兼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他曾发表《医学名词意见书》，组织成立“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致力于规范和编订汉译医学专门术语。这项审定工作艰巨繁复，却对中国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及科学传播的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积极开拓公共卫生事业，关注疾病预防、劳动能力丧失者的救助，提倡体格健康与精神卫生。俞凤宾一生著有《卫生丛话》等六部以上著作，发表文章二百余篇，并较早提出“健康教育”的观念，经常面向社会公众演讲普及卫生知识。

百余年来，俞氏家族中俞凤宾这一脉在公共卫生事业上薪火相传、接续不断，放眼中国，罕有其匹。俞凤宾之子俞焕文，为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究员，曾主持上海医学会公共卫生专业组工作，并取得重要科研成果；其嫡孙俞顺章教授，则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公共卫生专家，先后于2009年获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终身荣誉奖”，于2017年获颁“上海医学发展终身成就奖”。俞顺章之子俞镔与我为本科同窗，现旅居澳大利亚，从事分子医学研究，致力于探讨人类慢性病与罕见病的病因及其预防策略。近些年来，我与俞镔携手追溯俞氏家族历史，期待由此厘清更多学术疑问，追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意义。

作者与俞镔

俞凤宾一生最特殊的贡献，是作为核心成员参与筹建中华医学会。据1915年创刊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记载，早在此前一年的5月，俞凤宾即与伍连德、颜福庆、刁信德、古恩康、肖智吉、黄琼仙等七人，于其家庭诊所中首次商议成立医学会事宜。次年，又有二十一位医界同仁集会商讨，议定于1916年2月正式召开全体会议，完成学会章程制定、会长推选等法定程序。由此看来，俞氏家族所在的陆家花园，理应被视为中华医学会的发源地；只是其确切门址与空间方位，迄今仍存疑。

目前年逾七旬的俞凤宾族孙——即俞凤宾胞弟俞颂文的嫡孙俞梅荪先生认为，族人常挂在嘴边的祖宅“陆家花园”，与老城厢俞家弄193号（原顾家弄25号）有关。笔者曾为《文汇报·笔会》撰写《俞家弄北九间楼》一文，记录实地踏访所得的若干感受。就现场访察及地方口述而言，当地原住民确曾以“陆家花园”称呼其地。不过，这一地名的形成，恐怕主要与晚清商界名人陆伯鸿出生于此有关。陆氏先人曾从徐光启后裔手中购得早已破败的九间楼南侧，重加修建，取名为“陆敬德堂”。至该文发表后的2025年，适逢中华医学会成立一百一十周年，上海医学会还专程赴此拍摄专题内容。然而，作为研究者，我对这一地点认定所存的疑问，并未因此完全消释。

俞凤宾当年在上海红十字医院（即今华山医院）的同仁、后来担任上海医学院院长长达十年的著名药理学家朱恒璧曾回忆道：“肺形草，人家都说治肺病有特效，他（俞凤宾）就在陆家花园买草亲自栽种，不假员工之手。种成之后，亲自试验，将所得结果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在弥留之际，还送来一瓶，叫我做实验。”尽管同事与家人一致认定“陆家花园”即俞氏祖宅，但直到俞凤宾的南社会员证面世，这一地点的具体所指方才获得较为确切的印证：位于西门外的陆永茂花园，才是养育俞氏数代人的准确地理所在。

俞凤宾的南社会员证

俞顺章的回忆文字中，曾多次提及陆家花园附近一处已于后世拆除的重要地标——陈英士纪念碑。此碑为解放初年尚存于沪上的城市景观，唯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上海人，方能亲见其旧日风貌。俞教授看似不经意的追述，实则为今日辨析中华医学会发源地的确切方位，提供了一把颇为关键的线索之钥。此碑原为纪念沪军都督陈其美、追怀其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上海之功而建，通高二十七米，可登临远眺沪上景致；其位置约在今老西门以北人民路、中华路与方浜路交会处。俞顺章对自己自幼生长其间的祖宅方位，自无误认之理；而这一祖居所在，也正与俞凤宾明确写下的“陆永茂花园内”相互印证。

不过，现有文字记载所指“陆永茂花园”，又多被系于距老城厢十里之外的龙华花圃一带，似与前述线索并不完全吻合。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笔者与友人经反复钩稽，终于从民国初年《申报》的广告栏中觅得若干线索。依其所示，当年陆永茂花园曾在今方浜路与中华路交界附近设有门店。若结合方浜桥及商务印书馆门店的相对位置考察，其地望大致可标识为方浜桥南首、商务印书馆隔壁。

含陆永茂花园信息的广告

另一则相关旧闻，或亦与消失的西门陆永茂花园有所牵连。1935年7月11日午后，位于方浜桥中华路一带的共和影戏院突发大火。《申报》曾作长篇报道，称其时“房屋焚毁殆尽，历时一小时，始告灌熄”，火势最炽烈时，中华路沿线交通一度中断，约半小时之久。此一记载，与俞家内部流传的回忆恰可互相印证。俞顺章在文字中曾明确提到，因老宅受这场火灾波及，一家老小自此迁离旧居，转而搬入租界内的模范村落脚。

一旦陆家花园的确切地址渐有眉目，如今再回头审视俞家十余口人在老宅花园洋房前留下的合影，便有可能进一步申明：中华医学会之筹备工作何以会在此地展开，并非偶然。1915年，老西门一带正当市廛繁盛之区，而俞家既具相当宽裕的物理空间，又有足以支撑社交应酬的经济能力，因此在1914年先有同行小规模聚议之后，于次年再次延请二十余位中华医学会发起人举行较为正式的晚餐聚会，原属情理中事。

关于此次晚餐的地点，1915年《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创刊号第29页记作“YILUNG LAO”。身兼聚会秘书的俞凤宾，又在4月17日的记录中写明：与会者于餐后选出筹备班子，商议学会成立之宗旨与步骤，并议定启动资金及会费标准等重要事项。就中华医学会早期历史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然而，一百一十年过去，对“YILUNG LAO”一名的确切所指，迄今仍未见充分而合理的解释；中华医学会方面也一直沿用这一拼写作为相关叙述中的标识。于是，这一百年未解之谜，便如同嵌入中国现代医学进程中的一块模糊路标，令人深感遗憾。

在目前多项彼此独立的新证据相继出现之后，笔者尝试作一逻辑推断：文献中所见“YILUNG LAO”，很可能带有沪语“老俞弄”的语音特征与语义指向。在沪语中，“弄”既可作为表示里弄、弄堂的地名方位用字，也可作动词理解，有“操办”“张罗”之意，而俞凤宾正是中华医学会筹备会议正式任命的总务操办者。若遍检沪上旧时营业场所，仍未见与“YILUNG LAO”发音相近者，则其最可能的所指，或即陆永茂花园中的大厅。当然，若从近代音译与拼写转写的复杂情形着眼，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与“陆永楼”一类写法相关的可能。